福布斯的记者Alexandra S. Levine采访了一个乌克兰的9人难民家庭，他们在开战后不久就逃离乌克兰，其中一位已经临近分娩。他们一路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美国，并最终成功产下一个女婴。他们这一路经历了许多艰险，也获得了许多陌生人的大力帮助，终于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

爆炸发生时，安雅·切尔涅茨·拉多姆斯基（Anya Chernets Radomsky）已到了怀孕末期。

23岁的她，一直在基辅郊区附近的布查过着她自己所说的“普通生活”：去教堂，照顾她的丈夫米沙和他们的孩子大卫，并为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到来做准备。

在做家务的间隙，当安雅有精力足够时，她会做一些自由职业者的工作，以赚取外快来支持这个未来的四口之家。

但在三个月前的凌晨，在俄罗斯炮击的轰鸣声开始在安雅安静的街区回荡后，她的电话响了。是她的母亲奥列娜·切尔涅茨打来的，她在电话中警告说：战争来了。

安雅不知道她的孕期，以及她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她告诉本刊记者：“我当时很震惊。”在战争的第一天，她试图表现得正常，进行她日常的家务活动，即使在窗户颤抖的时候，她也强迫自己准备食物。但“第二天，爸爸做出了搬走的决定。”

爸爸，也就是安雅45岁的父亲瓦迪姆·切尔涅茨（Vadym Chernets），很害怕如果他们选择留下，他的妻子和五个女儿会发生什么。他从一个熟人，即当地的巴士司机那里听说，涌入那里的士兵是车臣人，他们是亲俄罗斯的战士，被指控对女性和女孩实施性暴力。因此，在他的怂恿下，一家人挤进一辆面包车，在没有明确计划或目的地的情况下，开车离开了家。

于是，这位年轻的准妈妈开始了长达数周的长途跋涉和与时间的赛跑，一夜之间，她失去了家，失去了医疗服务，失去了准备去分娩的医院，也失去了如何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计划。这场旅程最终将使她和她的家人带到离家5000英里的地方。只有当许多小的和随机的部分完美地到位时，她才能够安全地分娩。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未出生的婴儿与安雅怀孕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这个家庭其他的六个孩子的生命，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他们的旅程充满了失误、痛苦的分离和盲目的运气；有从与陌生人的闲谈和意想不到的善意行为中偶然获得的解决方案。而这个家庭的前进之路，将带领他们跨越两个大陆和一个大洋，是在没有传统资源的情况下即兴而就的，乌克兰政府在保卫领土方面负担过重，而非营利组织也变得不堪重负，因为有数百万难民试图逃离俄罗斯的无端攻击。

但是，安雅和她的家人留下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教训，指出全面战争对她这种情况的女性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被炸毁的马里乌波尔产科病房外，一名浑身是血的孕妇被抬上担架穿过瓦砾，在她和她的孩子死前，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肚子，这张照片成为侵略者暴行的标志性符号，正如他们的邻镇布查，因俄罗斯军队对当地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肆意屠杀而闻名世界。

当切尔涅茨-拉多姆斯基一家到达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边境时，除了安雅的丈夫和成年兄弟外，其他人都被允许通过。其他9名家庭成员被迫告别，并将他们留在身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继续寻找签证，睡在他们的面包车里或在语言不通的陌生地方的廉价旅馆里。

安雅说：“每一天都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钱，大量的压力和不停地驾驶。”她拖着行李箱，抱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并试图快速移动或在狭窄的面包车中静坐数天，而且都是在她接近怀孕末期时经历的，这场旅行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挣扎着喂养她的小孩，而他只吃自制的食物。她说：“我们没怎么睡觉。睡得晚，起得早。不确定性正在扼杀我们所有人。”

这家人试图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们被拒之门外，然后前往布鲁塞尔，他们绝望地去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碰运气。在那里，他们也没有走运。

但是，当爸爸在那里遇到一个美国保安，他看到了他家的情况，突然，计划开始运转了。

这位保安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她是住在布鲁塞尔的美国人，丈夫在北约工作。她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在他们两个收留了这个孕妇和她的家人。他们还在脸书上发帖寻求捐助，他们凑钱为这一家人买了飞往美国的机票。这些是安雅和她的家人从陌生人那里收到的众多善举中的第一个。几乎两周后，他们带着去墨西哥的单程票，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计划，一家人驱车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瓦迪姆卖掉了他们的面包车，并登上了前往坎昆的航班，在那里他们假装成游客，又驱车数千英里来到位于蒂华纳的美墨边境。

帮助乌克兰难民入境美国的团体“与乌克兰团结”的志愿者维拉·费多楚克说，那里的条件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挑战性：拥挤的营地里有数百人被迫在90华氏度（约32摄氏度）的高温下睡在地上，这是一个。本月早些时候，在费多楚克工作的墨西哥城卫星营，一对年轻夫妇的第一次怀孕失败了。费多楚克说，这名女性在那里时才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怀孕约七周，她随后被送进医院。

安雅也花了几天时间睡在地上，她告诉本刊：“我一直在祈祷”。

当这九人组最终通过国土安全部管理的人道主义假释程序被允许进入美国时，布鲁塞尔的美国陌生人，又凑出钱来购买另一轮航班，这次是从圣地亚哥到纽约。

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宣布，美国计划接受多达10万名乌克兰人，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此后已有超过2.5万人抵达。虽然政府没有跟踪难民怀孕的情况，但一些准妈妈在安置过程中失去了她们的孩子。

瓦迪姆以为住在纽约市政厅附近会有助于他们入籍的机会，所以在没有人劝阻的情况下，他把一家人搬到了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地方：唐人街的一家旅馆，里面有很多老鼠，而且如果他们付不起钱，房东会要他们离开。（安雅说：“对纽约没有印象；只有噪音和混乱！”）几天后，由于那里的生活条件对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来说是无法维持的，瓦迪姆再次向布鲁塞尔的美国人求援。

从那以后，一个传话游戏开始了。这位美国侨民给美国的一位童年好友打电话，后者给自己的姐姐打电话，她的丈夫是新泽西州的一位拉比。在12个小时内，这个犹太裔美国家庭决定接纳这9名乌克兰人，一群他们以前并不认识的虔诚的五旬节基督徒（注：一种信仰圣灵的洗礼的教派，偏保守。犹太人同样庆祝五旬节）。

克罗斯特的伊曼纽尔圣殿的拉比大卫·塞斯·科什纳说：“我们只是不能把这些人丢在街上，你不能一边说‘再也不会’这句话，一边坐在舒适的家中，而不帮助别人。”科什纳夫妇迅速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地下室。瓦迪姆和奥列娜将睡在健身房设备之间的墨菲床上（一种被安装在橱柜中可以被打开的床，为了节省空间）；安雅和刚学会走路的大卫将睡在家庭办公室里；7至15岁的孩子们将睡在气垫床上，周围是玩具和乒乓球桌。未来是未知的，但至少他们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可以睡觉。

科什纳说：“这并不是危及我们安全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藏匿犹太人时，会危及犹太人和藏匿者的安全…他们会因为这样做而被立即杀死。对我们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这两个家庭很快成了一个家庭，在同一屋檐下共享同一张桌子，在谷歌翻译和科什纳一家的俄罗斯邻居塔尼娅·罗森布鲁姆的帮助下克服了语言障碍，后者成为他们的翻译（也为本采访翻译）。科什纳夫妇向乌克兰人介绍了彩虹面包圈，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面包圈，并为之惊叹不已，切尔内茨家为他们的接待者做了韭菜汤和罗宋汤。有些共同的聚餐充满了欢乐，如10天前为安雅举办的24岁生日庆祝活动。另一些则充满了痛苦，比如最近的星期五晚上，在与拉比一起喝茶和吃乌克兰甜点时，情绪激动的瓦迪姆开始哭泣。科什纳夫妇和犹太教堂的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去打迷你高尔夫和修剪指甲，科什纳说：“试图消除创伤……让他们重新感到自己是正常人，”而切尔内茨家的成年人则焦急地等待着两位留守家庭成员的消息。

安雅说：“我丈夫不在身边是非常困难的，”她每天都通过电报与他通话。

然后还有安雅的怀孕问题。她一到美国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孕妇，因为不清楚她到底怀孕多长时间了。根据她在乌克兰得到的预产期，美国产科医生卡尔·萨皮尔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办公室第一次检查她时，认为婴儿最初看起来太小了。萨皮尔说，拉多姆斯基提供的零散的俄文医疗记录也很难解释，留下了很多未知数。而且，在美国分娩的费用从数千美元开始，但如果出现并发症，费用可能会高得多，这给安雅和其他处于她这种情况的人带来了问题。

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大多数抵达美国的乌克兰人都没有健康保险，而且最初也没有资格获得保险。这使得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生们不得不临时决定是否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而当地居民、宗教团体和基层团体则拼凑资金来支付交通费用、住房和杂货等。

当本刊在分娩前一天晚上与安雅和她的家人共进晚餐时，她、她的母亲和翻译正在翻阅一叠医院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张超过6000美元的账单。他们英语和俄语混用，试图弄清谁将支付什么费用。恩格尔伍德健康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伦·盖勒说，他的机构将负责支付安雅的护理费用，这家公司包括恩格尔伍德医院（安雅预定在那里生孩子）。

盖勒说：“我们医院的工作是照顾我们所服务的社区，而这是我们的社区成员之一，我们在这里为每个人服务，无论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萨皮尔调整了安雅的预产期，并开始每周对婴儿进行超声波监测，安雅会通过电报与她的丈夫分享这些信息，她的丈夫现在在乌克兰-摩尔多瓦边境的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镇附近。

她说：“他很高兴并期待着，喜欢看所有的超声波照片。也担心所有人的安全。”

与此同时，科什纳的一个犹太教会教友罗宾·霍兰德开始寻找一个可以让安雅带孩子回家的地方。她开始联系全州的房地产经纪人，包括一位对这个家庭的情况表示同情的俄罗斯房地产经纪人。但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九口之家，而且如果上帝保佑，很快就会变成十口之家。

然后霍兰德有了一个想法。她在附近的里奇伍德的山谷医院担任总法律顾问，医院拥有四栋房子。其中一栋是空着的。霍兰德把这个计划上报，医院同意让切尔内茨一家搬进去。科什纳的Emanu-El教会每月向医院支付2500美元，以支付租金。

通过另一位碰巧认识当地主管的朋友，霍兰德还设法让切尔内茨的五个孩子在里奇伍德的公立学校上学，学校离他们的新家只有步行距离。

霍兰德说，“这可能是另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她的乌克兰祖母多年前因为歧视而离开了那里。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些人，我们就不会比1932年在德国对我们袖手旁观的人好多少。”

不畏艰险

5月20日，安雅与切尔内茨和科什纳一家一起庆祝她的生日，在她分娩的前一天晚上，四位父母、八个孩子、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一位翻译、一位本刊的记者和两条狗“牛腩”和“拉特克”（犹太文化中的薯饼）围坐在拉比家的一张桌子旁。

当这群人围着厨房的料理台，而科什纳一家背诵他们的安息日祈祷词时，切尔内茨一家听着，跟着点头，微笑着。当大家在餐厅一起吃饭时，他们很高兴能够相互理解，无论是语言还是习俗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一个月前的水平。当他们打开生日礼物（给安雅的一套产后睡衣），切开印有九个乌克兰人照片的香草蛋糕时，切尔内茨一家似乎感到了平静，哪怕只有一瞬间。

“科什纳是最好的家庭之一，而拉比本人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里的最好的人，”安雅当晚告诉本刊：“是来自上帝的人。他的整个社区，他所有的朋友，都很了不起。”

然后担心又来了。随着新冠病例的增加，安雅需要单独入院。

当她第二天到达那里时，他们安排的陪同她的人，一个为了让她安心并帮助医生能和她沟通的乌克兰护士，却请了病假。萨皮尔说，医院的视频翻译服务也没有用上，因为指定的译员是格鲁吉亚人。

随着安雅进入分娩期，时间紧迫，萨皮尔让他的护理人员给罗森布鲁姆打电话，她是拉比的邻居，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惯常的俄语翻译，并让她在产房里开了免提。萨皮尔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

当天下午，罗森布鲁姆给本刊记者发短信说：“在电话里，萨皮尔医生和安雅正在为孩子接生。我觉得像是我自己在分娩。”

然后，在2022年5月21日下午3点12分，一个健康的女婴伊丽莎白·格雷斯·拉多姆斯基在离乌克兰5000英里的地方安全出生，这要归功于她的家庭非凡的韧性和延伸到半个地球的广大陌生人社区，他们共同对俄罗斯在切尔内茨家乡的暴行感到愤怒和心碎。

她是这场战争中的乌克兰难民在美国生出的第一批婴儿之一。

萨皮尔在分娩后告诉本刊：“最重要的是：怀孕就是怀孕，婴儿就是婴儿，人是非常相似的，尽管他们是不同的，对吗？”

安雅和伊丽莎白从医院回家了。在未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他们将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伊丽莎白的父亲何时能见到他的女儿，以及他和安雅将在哪里抚养他们的孩子。

安雅说，“现在，我将跟着爸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