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曾经以祖国为豪、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年轻一代，在这场疫情中，面对中国过于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转变，他们有一些打算出国寻找自由和尊严，另一些则把不生育作为自己最后的反抗。

四年前，许多中国年轻人喜欢使用“了不起的中国”这一标签。

两年前，他们说中国是疫情控制方面得分“A”的学生，并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借鉴中国的成功”。

现在，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不幸的一代人，因为中国政府对“动态清零”政策的不懈追求正在造成严重破坏。工作很难找，频繁的新冠测试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政府对他们的个人自由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同时催促他们结婚并生更多的孩子。

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的19岁写作者程新宇（音译）说：“我无法忍受我得死在这个地方的想法。”她正考虑在政府的铁拳落在她身上之前移民国外。

她也无法想象在中国生孩子。

她说：“我喜欢孩子，但我不敢在这里生孩子，因为我无法保护他们。”她提到了一些担忧，比如疫情防治人员闯入公寓喷洒消毒剂，杀死宠物，要求居民把钥匙留在公寓门锁上。

程女士是“润学“新趋势的一员，这种趋势宣扬逃离中国以寻求更安全、更光明的未来。她和数以百万计的人还转发了一段视频，在这段视频中，一个年轻人对警察进行了反击，警察警告说，如果他拒绝去方舱，“要影响你的三代”。他告诉警察：“我们是最后一代。”

他的回答成为了网络上的一个梗，后来被审查。许多年轻人认同这种情绪，说他们不愿意在日益专制的政府下生孩子。

在被审查之前，一位微博用户在“最后一代”的标签下写道：“不把孩子带到这个国家，带到这片土地，是我能做到的最仁慈的事情。”另一位微博用户写道：“作为一个没有个人尊严的普通人，我们的生殖器官将是最后的手段。”

“润学”和“最后一代”是许多20-30多岁的中国年轻人的口号，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未来感到绝望。在这个国家最黯淡的时期（之一），他们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决定是否生孩子。由于受到审查和政治上的压制，一些人正在考虑用脚投票，而另一些人则想通过不生孩子来抗议。

这对以前以民族主义倾向著称的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

他们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曾嘲笑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人，并且因为一些西方品牌轻视他们的祖国而抵制这些品牌。

他们有时也会抱怨他们艰苦的工作，缺乏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即使他们对自己的个人未来不太确定，他们也相信中国会再次变得伟大，正如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所承诺的。

今年春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政府无法实现承诺，国家对他们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期望。

一项针对2万多人的新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人不想生孩子，其中大部分是18至31岁的女性。政府的议程则恰恰相反，它推动人们生三个孩子，以振兴这个全球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上海的一位年轻专业人士多丽丝·王说，她从未计划在中国生孩子。在过去的两个月里经历的严酷封锁，再次坚定了她的决定。她说，孩子们应该在大自然中玩耍，但他们现在却被关在公寓里，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新冠测试，被疫情控制人员大喊大叫，听着街上扩音器发出的严厉通知。

她说：“即使是成年人也感到非常压抑、绝望和不健康，更不用说孩子了，他们长大后肯定会有心理问题。”她说，她计划移民到一个西方国家，这样她就能拥有正常的生活和尊严。

令人沮丧的是，头条新闻中充满了关于工作的坏消息。今年中国将有超过1000万名大学毕业生，这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许多企业正在裁员或维持现有员工，因为他们正在封锁和监管打击下苦苦挣扎。

智联招聘网站发现，它今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指数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甚至低于2020年新冠病毒首次暴发时的水平。公司报告说，已经签约的毕业生的月薪比去年平均低12%。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正试图考入研究生院或通过竞争日益激烈的公务员考试，以获得一份稳定的政府工作。

根据一份政府文件，4月份北京朝阳区新招聘的131名公务员中，有三分之二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反映了一种上升趋势。他们毕业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悉尼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从事最基层的政府工作，这些工作过去是由高中毕业生担任的。

据报道，北京大学粒子物理学博士毕业生有可能成为一名城管。城管是最受人憎恨的官员，以虐待乞丐、追赶街头小贩和协助拆迁而闻名。这种对比太强烈了。

就业市场上的一个亮点是新冠测试类的工作。由于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地方政府需要大量人员为其众多检测站提供服务。中国中部的河南省在1月表示，今年将培训5万人从事新冠检测、消毒和公共卫生管理。但是，即使是一个政府经营的新闻网站也问道，这些工作在疫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前景。

对于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日益严格的社会控制同样令人沮丧。

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城市封锁期间，他们无法进入公共浴室，经历了40多天不能洗澡的日子。

根据《纽约时报》审查的一份相关文件，以工程和建筑项目闻名的上海同济大学就如何用手机程序使用“厕所和浴室排队系统”发布了详细说明。

说明中说，每个学生在离开宿舍去厕所时需要按“开始”，在回来时按“停止”，以避免两个人同时上厕所。每次上厕所的时间最长为10分钟。8分钟后，排队的其他人可以在线催一下这名学生。10分钟后，这名学生需要向排队的人群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一些社会控制机制从未被解除过。

2020年，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开发了一个跟踪系统，要求学生每天登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实时位置。这类似于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发的系统，用于监测旅行者的短期家庭和酒店隔离。复旦大学的学生必须每天在这个系统中登记，即使在中国很少有感染病例的那一年半时间里也要这样做。根据《纽约时报》审查的详细登记过程，如果学生不按照要求做，他们就不能进入校园。

大学对任何不服从命令行为的容忍度都很低。

山东省鲁东大学的研究生孙健在3月底被开除，因为他举着一个写着“鲁东解封”的牌子在校园里走动。他还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警方训诫。

上海的一名大学生告诉我，她在微博上发表了关于封锁的批评性评论，尽管她用的是假名，但她的辅导员还是找到了她。她被告知要删除这个帖子。

在最近的封锁中，究竟有多少年轻人对政府的铁腕感到失望，这是无法衡量的，这些封锁已经影响到数亿人。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宣传渠道、互联网、教科书、学校和几乎所有可能触及中国公众思想的方面。

但是网上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是明确无误的，而人们总是会找到方法来逃避压制。在乔治·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写了本日记（温斯顿是《一九八四》中的虚构人物，在一个人权和自由被彻底剥夺的环境中，温斯顿以写日记的方式与自我进行对话和辩论、确认自己的世界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和特雷莎搬到了乡下。

上海的年轻专业人士多丽丝·王说：“当你发现作为一个人没有能力对抗国家机器时，你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