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巴伦周刊》报道，她的真名鲜为人知，但她的化名“简·罗”（Jane Roe）是美国堕胎的代名词，这个话题现在再次成为焦点，最高法院似乎准备在50年后推翻相关裁决。

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是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原告，这一案件的判罚赋予了女性接受堕胎手术的权利。麦考维几乎是偶然地被推入辩论的——后来成为激烈的堕胎反对者，这一逆转震惊了美国。

1969年，22岁的麦考维第3次怀孕，她住在基本上保守的南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这个孩子由麦考维的父母抚养长大，第二个孩子被收养。

麦考维在16岁时短暂结婚，她说当她作为女同性恋出柜时，她的母亲打了她。此外，她有严重的酗酒问题，而且她身无分文。

最重要的是，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很快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做母亲”，据记者约书亚·普拉格 (Joshua Prager) 说，她也不想当母亲。

但在她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克萨斯州，当时堕胎是非法的。意外怀孕的解决方案是前往秘密诊所或允许堕胎的州，但麦考维“根本负担不起，”普拉格告诉法新社。

面对第三次怀孕，麦考维被转介给了律师莎拉·威丁顿（Sarah Weddington）和琳达·加菲（Linda Coffee）。

麦考维远不是一个开创性的活动家，她只是在寻找终止妊娠的方法。与此同时，年轻的律师们正在寻找一名原告，他们可以与她一起将堕胎一路带到最高法院。

因此，麦考维变成了“简·罗”，这个名字在后来全国最著名的最高法院裁决之一中成了她的匿名。

她的律师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几年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诉韦德案”成功获得了历史性判决。

但这一结果对于早已生下第3个孩子的麦考维来说为时已晚，第3个孩子被收养，并被称为“小罗（Baby Roe）”。

虽然最初并未参与堕胎权利运动，但麦考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阴影中走出来，进行了多次采访、参加示威活动，甚至撰写了畅销书《我是罗》（I Am Roe）。

然而，最终寻求出风头的她有点落伍了，女权运动几乎没有让她说话的倾向。

“麦考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真的把她边缘化了，他们把她推开了。”普拉格解释说，拒绝就像是一记耳光。

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多年捍卫堕胎的权利，甚至在诊所工作过，麦考维宣布自己反对堕胎。在遇到福音派牧师菲力·本汉姆（Flip Benham）后不久，情况发生了转变。

麦考维成为一名活跃的新教徒，变得越来越偏向于福音派，后来改信天主教——一路坚定地捍卫她的新信念。

她在2005年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的律师没有告诉我，我后来会为我对杀害40到5000万人负有部分责任而深感遗憾。”

根据普拉格的说法，在这个传奇中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在最高法院的辩论中，达拉斯县检察官亨利韦德在对立阵营，但他私下里支持堕胎。

鉴于麦考维观点的变化，很难知道2017年去世的她的真实感受。

普拉格说，在麦考维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告诉他，她赞成在孕早期堕胎。

有传言说她的改变是对方阵营出钱的结果，普拉格称之为胡说八道。

她终生贫穷，但“把她的原告变成了她的事业”。

“她是一个偶然的活动家。”他说，她“非常想要关注，她想要爱，她想要接受。”

麦考维的大女儿梅丽莎·米尔斯（Melissa Mills）对最高法院可能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表示愤慨。

米尔斯告诉今日美国：“我认为妈妈会在她的坟墓里感到难过，因为她总是支持女性。”

雪莱·桑顿（Shelley Thornton），麦考维的第3个孩子，也被称为“小罗”，从未见过她的生母。

她告诉ABC，她认为麦考维“被双方利用了，但她也利用了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