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旗下的Intelligencer网站编辑莎拉·琼斯（Sarah Jones）发表评论，当认清反堕胎权的右翼，其目标不是保护生命，而是维护等级制度后，她改变了最初的信仰。
多年来，我一直害怕青春期的到来。童年的纯真将成为回忆，而我将成为一件复杂的东西。
我说的是“东西”，而不是“人”，因为我站在那里，要眼看着自己的人性会变得支离破碎。
在12 岁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明白，对于我所在福音派社区来说，我的价值主要就是繁殖。
我的思想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如果露出太多的皮肤，一点点锁骨或大腿，我就会成为周围男人的绊脚石。
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欲望和恐惧的对象，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外面是男人的地方，家里也是。我最多只能在丈夫的权威下，做一个孩子的中层管理者。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某种权威。因此，堕胎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身体的发育，例假的开始、乳房的成长，都让我更接近一种感觉，像是陷阱的命运。
我夜不能寐，祈求上帝推迟我的青春期。上帝没有听到，月经开始的时候，我隐藏了近两年。
童年的信仰，并不是我所在的教会所特有的，正被成千上万的福音派教会分享，并在基督教学校和大学（比如我最终就读的那所大学）作为事实讲授。
在上帝未能阻止我进入青春期大约十年后，我在脑海中建立了一种迟来的联系，基督教右翼对待妇女的方式，与其堕胎政策密切相关。那些认为我不配传教的人，那些认为我应该因为性别而服从丈夫的人，也认为我没有权利控制自己的生育。
我的欲望和需求并不重要，怀孕的风险也不重要。母亲身份不仅仅让人感觉是一个陷阱。
如果没有堕胎的选择，这就是一个陷阱。
右翼的目标不是保护生命，而是维护等级制度。
认识到这一点后，其他事实就变得清晰起来。右翼对 LGBTQ 权利的反对，以及对变性人身份的特殊敌意，都源于其对同一等级制度的承诺。
因此，妇女和 LGBTQ 人的诉求是重叠的。 一个群体的解放不可能存在，除非另一个群体的解放。然后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反对任何一种堕胎权利，或者LGBTQ人群的权利。
在右翼的控制下，我们谁都不会自由。
长期以来，生殖正义倡导者一直将堕胎置于更广泛的道德诉求之中。他们认为，堕胎权与获得食物、住所和保健的权利是分不开的。这种观点并不总是被当权的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在堕胎问题上，民主党人可能会谨小慎微，不愿疏远困难地区的选民。在像医疗改革这样的问题上，他们很少用一个声音说话。
堕胎的权利常常被关于“获取与选择”的委婉说法所掩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医疗保健权上。随着最高法院对多布斯（Dobbs）案的判决日益临近，我尤其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缺乏权利的明确性。它冷酷无情，又软弱无能，我在那里找不到救兵。
罗伊（Roe）案的判决如此摇摇欲坠，我问自己，如果执政的那个党完全将堕胎视为众多道德善行中的一项，这个国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转变信仰的故事，从根本上讲与美国的权力有关——权力的形态、意义和恐怖，正如现在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所显示的那样。反堕胎运动必须抹去它无法解释的东西，尽量减少任何质疑它的东西，以便让胎儿优先于怀胎者。
像这样死板的观点，注定会与现实发生冲突。皈依不是信仰的丧失，而是信仰的转移。和我一样，其他的皈依者也发现，反堕胎的观点与现实生活的混乱和痛苦是不相容的。
贝瑟妮·海威格（Bethany Hellwig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她从我就读的那所基督教大学毕业后不久，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对于这位南方浸礼会牧师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个人旅程。海威格告诉我：“我要说的第一件改变的事情是我对 LGBTQ 人群的立场，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的性取向。我终于承认我是双性恋，这也是我的一部分。”。
她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她最后重新考虑的问题之一，部分原因是她的个人经历。当她和她的丈夫开始尝试要孩子时，他们很难怀孕。当海威格流产的时候流了很多血，所以她去了急诊室，医生在那里进行了扩张和刮宫手术以去除组织。
尽管这个手术通常是用来移除流产的残留物，但它们也可以是选择性流产的一部分。
海威格说：“那是半夜紧急情况，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不能做那个和术，因为这就是堕胎”。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胎儿已经没有身影体征了，但她还是感到“内疚”，只是因为她做了一个挽救自己生命的手术。
她接着说：“我的一个朋友后来遭遇了宫外孕，进行了人工流产手术治疗，这样的事情真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
反对堕胎的积极分子声称自己具有生命关怀，但这种观点很难维持。胎儿可以是抽象的，但拥有子宫的人却不是。乔赛亚 · 索利斯（Josiah Solis）发现，一旦他知道有人做过堕胎手术，就很难反对堕胎，尽管他的转变并不容易。
作为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和十个孩子中的长子，他告诉我，父母是如此反堕胎，以至于他们收养了一对双胞胎。有一次，他打算效仿父亲的做法，离开在密歇根州的家，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附属于盖特威教堂的国王大学上学。有一段时间，索利斯甚至在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大教堂担任了职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教会及其保守的意识形态渐行渐远。
和海威格一样，索利斯也是双性恋。
索利斯说：“当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的裁决出来时，我在教堂工作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我们都被告知基本上不要对此发表评论，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糟糕的一天，但这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矛盾的。”
教会的枪支文化也开始困扰他，同样，教会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反应，也开始困扰他。
他说：“我记得当时想，嘿，伙计，我还以为我们是保守派呢，从理论上讲，一名国家武装特工向一个人开了 16 枪，似乎很糟糕。然后我就想，哦，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小政府，不管他们想用什么术语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经济问题上，他也转向了左派，在 2016 年投票支桑德斯。但是他仍然坚持反堕胎的观点，直到他得知一名家庭成员进行了堕胎手术。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做过这种手术的人。他说：“我知道这个人并不邪恶，也不讨厌孩子，当然也不是什么激进的左派分子，但他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非常艰难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转变是激进的。
在萨拉·爱德华兹（Sarah Edward）最早的记忆中，她三、四岁的时候，手里紧紧抓着一块牌子，街对面是堕胎诊所。她的父母把她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家带到那里，参加他们的教会的抗议。她说: “当时感觉，就像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
后来，在她大约八岁的时候，她在衣服的领子上别了一个小金别针，上面有两只婴儿的脚。她的教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附近的教会在草坪上竖起了白色的小十字架，代表因堕胎而失去的婴儿，并与大屠杀相提并论。
她说：“我从来没听人真正提到过任何其他的道德运动。堕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最紧迫的道德危机。”
随着进入家庭学校之外的世界，她开始逐渐改变想法。当她的姐姐上大学时，爱德华兹开始阅读教科书，了解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尽管这些书与生育权利无关，但她把它们描述为“早期的激进文本”，将不平等描述为“系统的”，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或罪恶堕落的世界的产物。
后来，她在 2008 年投票支持奥巴马，因为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与他意见一致，尤其是扩大医疗保健。至于堕胎，她补充说：“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私人的信念，而不是公共的事务。”
在一次旅行中，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堂山分校读大一，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她对堕胎的看法。她谈到自己之前的反对意见时说，“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再为这个问题辩护了，我羞于继续下去。”
在 18 岁时改变了她想法的问题，也是爱德华兹认为支持堕胎运动应该正视的问题，“有谁在支持终结堕胎呼吁的同时，做出了实际的政策改变以保护和支持孕妇及其家庭？为什么在所有这些支持家庭的争论中，男性从来没有被指责过?”
她的妹妹伊丽莎白 · 阿尔瓦拉多（Elisabeth Alvarado）也改变了对堕胎的看法，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堕胎是更广泛的自由化进程中，“最后一个倒下的筹码”。她现在生活在秘鲁，在那里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阿尔瓦拉多了解到，堕胎禁令并不能阻止堕胎的发生。
她说：“取缔这种行为没有效果，有很多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有很多堕胎手术。”
当然这是有风险的。在最近的 Facebook 帖子中，阿尔瓦拉多直接与她更保守的朋友和亲戚讨论这个话题。她写道：“了解到普通的堕胎患者已经是一位母亲，这有助于改变我的观点，尽管我自己的家庭和童年时期的教会社区确实收养了孩子，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孩子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很难说服那些坚信反对堕胎是善恶斗争的人。我认为左翼可以将自己的立场框定为支持家庭。”
她更加清楚，如果没有医疗补助，她是不可能支付生育费用的，“我前两次怀孕时都用了医疗补助计划，有几个人在我的帖子后评论，‘你们说减少贫困，但我们不相信大政府。我们不认为这是支持家庭的做法’。”
也许从我的故事，以及类似的故事中，人们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任何人都能争取自己的权利。基督教右翼是少数，但是凭借热情和精英联盟的结合，他们取得了布什诉戈尔案（2000 年美国总统选举计票纠纷所引发的法律案件）这样的关键胜利，也很可能赢得罗伊案的终结。
左翼应该愤怒，一种与右翼相匹配的激情，以及对组织的承诺。就一个目标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目标就是废除右翼寻求确立的等级制度。争取权利的工作将需要数年时间，这将是困难的。会有挫折和失败，就像正义一样，但实现自由是可能的。
你不可能说服所有人。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的父母仍然相信胎儿已经是一个人，尽管当我告诉他们罗伊案的结束，不会是堕胎的结束时，我可以听到怀疑的声音，美国共和党似乎盯着避孕不放。
这比他们原想走的要远，在他们自己的运动中，他们正在成为局外人。很难知道是否会有很多像我父母一样的福音派人士，是否有许多像我曾经的女孩一样的孩子，在等待时机寻找出路。
我以为我已经逃离的世界，反而跟着我出来了，现在无处不在，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存在。
有时我感到它的手指在我的喉咙上中，但一切都还没有失去，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