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社报道了中国高层领导人针对新冠和经济政策所释放出的混合信息。随着政治局常委强调了清零政策的必要性后，总理李克强却在周六强调了中国就业形势的严峻现实。这似乎显示出高层内部的一种分歧。但专家认为，清零仍是政府的首要关切，强调经济只是为了给基层官员一些空间。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立场。

李克强总理周六对中国“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发出的警告特别可怕，即使是对一个已经敲了数月警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原因：他没有提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清零战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政治局的常委，就在几天前，这个权力机构还警告中国公民不要质疑全国城市的封锁（包括上海）的新冠控制政策，那个声明没有提到经济问题。

除了让那些必须清零还发展经济地方官员感到困惑外，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发出的信息，还让人怀疑高层中，是否对解决这场疫情的最佳途径存在分歧。

习和李之间的任何间隙都受到密切关注，为了找到在中国这个不透明的政府中展开权力斗争的迹象。两人都曾被认为是最高职位的竞争对手，目前他们仍被视为在政策制定中代表不同派别，习代表更意识形态的派别，而李则与更多的技术官僚传统有关。

《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书的作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说这两人个人意见相左可能有点牵强，但他们的声明确实代表了系统内对新冠及其影响的不同看法。中国正在走到这一步，需要就进一步封锁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经济损失进行真正的辩论。”

随着疫苗的普及和病毒死亡人数的减少，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在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正在推进清零政策，越来越多地将反对政策的人与颠覆中国领导人等同起来。中国政府曾大肆宣扬政府在疫情失控前阻止疫情的成功，以此证明中国的治理模式比美国或欧洲式的民主更有优势。

然而，这种依赖封锁的策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导致了持续的社会紧张局势，上海2500万人口中的许多人已经被封禁了一个多月。最近几天，首都北京的限制措施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虽然上周的常委会没有提到在控制新冠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但李的声明强调了失业率，3月份的失业率攀升至5.8%，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总理说，“稳就业事关广大家庭生计，”这样做“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

失业是李经常提出的一个话题，包括3月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他宣布，在党内改组后，他明年不会再担任总理。但习的执政时间可能将延长，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在2022年将有1600万新的城市求职者，确保他们的就业将需要更大的政策支持。

总部设在北京的咨询公司策纬咨询公司的高级分析师陈昕然说，国家领导人并不认为政策优先事项上有什么冲突。李克强作为总理和政府首脑，应该专注于经济，而习则是党的领导人，因此是国家的政治领袖。

陈说：“他们认为控制住新冠的爆发是保持强大经济势头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强调确保就业并不意味着控制疫情就不那么重要。它仍然是头等大事。”

无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的指示是矛盾的，他们正在为地方官员制造难题，他们可能会发现疫情控制成了保障供应链顺利运行的实际障碍。策纬咨询在其通讯中说，在常委会的最新指令颁布后，“地方政府缺乏真正的动力来拆除为防止新冠扩散而在公路上设置的路障。”

除了担任不同的职务外，中国领导人和李克强分别来自党内精英的不同角落。前者是一位革命家的“红二代”，而总理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被视为前主席胡锦涛的门生。2007年，现任中国领导人被选为胡锦涛的继任者，而不是李克强。李克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李强，他曾是习的秘书，现在负责上海的封锁工作。

荣鼎咨询的高级分析师司马乔丹（Jordan Schneider）说：“李一直代表着系统中更多技术官僚决策的一个派别，而今天，这一派对清零手段的发展感到非常沮丧。李的声明是试图为考虑经济，以及公共卫生因素的干部留出空间。”

司马乔丹说，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种被动的信息传递模式，即技术官员被要求发表声明，让市场放心，但政策却没有达到预期。他说：“现在的情况可能与其说是两者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是鸽派的政策信息没有被鸽派的政策所跟进。”

去年，在地方官员为实现中国领导人雄心勃勃的碳目标所做的努力，被指责造成电力短缺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李后来表示，政府将重新考虑中国能源转型的步伐，批评了在关闭能源密集型项目或“运动式”减碳方面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的作者、现为悉尼洛伊研究所东亚高级研究员的马利德说，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通过压制争论的一方，来左右关于新冠政策的辩论结果。他建议观察李在准备离开总理职位时是否在政策问题上变得更加敢言。

马利德说：“关键问题是李克强是否坚持在公开场合就经济问题发言，然后，就可能真的出现了分裂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