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在纽约客发表文章，描述了自己在近20年后再回到中国担任教师时遇到的困扰，由于中国越来越严厉的监管，教师往往因为一句不当的评论而遭到学生的举报，何伟在任职期间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在中国大学里，学生向上面报告一位教授的政治错误行为，被称为“举报”。

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到底什么是违规，既不明确，而且涉及面极广。一个学生举报老师，可能是因为老师对某个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者一句听上去与共产党的政策相抵触的话。

尤其是发表对中国现任领导人模棱两可的评价，风险就特别大。2019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一堂课上，一位名叫唐云的文学教授，不经意地评论习近平的一句口号很粗俗，在被学生举报后，唐云被降职到图书馆工作。

其他问题可能涉及课堂材料。2019年秋天，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大学任教，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来自另一所大学的法学院教师，他制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些敏感内容，其中包括艾未未导演的《扰乱和平》纪录片，讲述的是这位艺术家在中国司法系统中的遭遇。

两年来，这位老师一直在课堂上使用这部影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之后的某个学期，一些学生决定“举报”。不到一个星期，这位老师就被另一名代课教师取代了。不过，如果最初的举报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那整个过程可能会更慢，而且更难预测，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上课，莱斯莉，我的妻子打电话来。一个朋友刚给她发了一条从推特上的信息：

“美国作家、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为何伟。2019年8月随家人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可能因其行为/言论而被举报。”

推文是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发的，还附上了一张模糊的微博截图，微博就是中国版推特。在中国，人们经常传播这样的截图，因为原始的微博帖子可能会被删除，但审查人员很难控制截图的传播。

莱斯莉的朋友说，这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正迅速传播。莱斯莉告诉我：“我想在你开始上课之前提醒你一下。”

那天晚上，我正在教非虚构写作课程，在其他时间，我还有两节新生英语作文课。新生班目前正在读《动物庄园》（这是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寓言小说，反映了1917年俄国革命至踏入斯大林时期的历史事件），我把这本书作为必修课。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材料会引起学生举报的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找原始评论。我决定照常上晚自习，希望报告不是来自这个班级。

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一栋新楼里，位于成都的西南郊区。走到教室只需两分钟不到，但沿途会经过六个监控摄像头。自从上次，20多年前我在中国教书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摄像头就是其中之一。在非虚构写作课堂里，另一个摄像头被安装在我身后的墙上。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摄像机位于我右肩上方，对准学生。

在我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本学期的第十四周，班里大约30名学生之间已经很熟悉了，关系良好。但今晚他们似乎有点骚动。

最后，坐在靠前位置的一个女孩说：“何老师，您看到这个了吗？”

她把手机递给我，已经调出了微博帖子的截图，其中有七条评论。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让何伟在我们学院教书，真是大逆不道。”

我扫了一眼其他的帖子，说：“我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另一个班的，和你们没关系。”

我希望能转移话题，于是开始了晚上的课程。学生们一直在写人物和专题类报道，我请一位名叫蒂姆的工程专业学生朗读他的草稿，他调查了一个自称为“抠门男性联合会”的网络社区，联合会成员痴迷于完全依靠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账户的利息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很不错的工作。

这些人彼此分享省钱策略，一个人说，三毫米是刷牙所需的最小牙膏量，一个百万富翁记录了他如何骑着共享单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机场。蒂姆写道：“有一些人一直过着这种异常节俭的生活，这是他们在贫穷时养成的习惯。”

学生们的校外研究是本学期的一个亮点。我已经决定下周跟学生一起去找当地的一位保时捷销售员，他是一个学生安娜的调查对象。这位销售员告诉安娜，不要试图欺骗客户，因为这毫无意义，一个四川人能够积累足够的钱来买一辆保时捷，那肯定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说：“有能力购买豪车的人都会用尽了各种手段来赚钱，他们已经应付了各种各样的人。想要欺骗他们是不可能的。”

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学生说，他们讨厌举报行为。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在下周见面。但事实上，我并不确定。微博上声称我“完蛋了”，一位推特用户翻译了微博上的最后一个评论：

“（何伟）说话口无遮拦，他自以为是个大作家，我认为他很快就会完蛋。”

我第一次来四川是在1996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这里。我被派往长江边一个偏远城市涪陵的一所小学院，在那里教英语语言和文学。当时的学生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那会全国的人口有80%以上是农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农场长大的，同时往往是村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时每100个中国年轻人中只有6人能上大学。

我的学生往往害羞、安静、并且思想传统。在课堂上，当他们写下自己崇拜的公众人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中国政治领导人。最受欢迎的选择是毛泽东：

虽然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成就。众所周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认为毛泽东完全应该成为世界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人。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与他比肩。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与邓小平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了改革开放。从那时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八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城市人口已成为大多数。几乎所有我在涪陵的学生都进入了中产阶级，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他们写出了我站在讲堂上很难意识到的挣扎：

“在（大学）的三年里，我吃不好也睡不好。我记得是在1996年，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我当时是个悲伤的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搬回成都，是为了与这些以前的学生重新建立联系，同时也是因为对中国的下一代感到好奇。我曾经在涪陵教过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大家庭，因为他们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出生的。

1997年，也就是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我了解了一下一个班20名新生的家庭，只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2019年，当我向一个班级的14名新生提出同样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有兄弟姐妹。在那年的所有学生中，近90%是独生子女。

我还发现，在问这个问题时，必须澄清“兄弟姐妹”的意思，否则学生可能把他们的表兄弟姐妹也算进去。随着家庭的缩小，这个词的含义也扩大了，许多年轻人认为表兄妹就是兄弟姐妹。

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一直在关注年轻一代将如何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和中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被宠坏的独生子女，被称为小皇帝。与美国的千禧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但他们的网络世界。被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和网站封锁系统“防火长城”鲜明地划分了出来。

在中国现任领导人的领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得到了加强，习已经将权力巩固到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2018年，宪法被修改，废除了主席任期限制，他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成年的年轻人被称为小粉红，因为他们的狂热民族主义。

在关于我的帖子在微博上出现后，大多数回应似乎都对这种攻击持批评态度。

一个微博用户写道：“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救了。”

另一个人用英语回应说：“真正的问题是老大哥。” 

一些人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但是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他们避免直接写出领导人的名字：

“主要原因不是老师不能不同意学生的想法，而是没有人可以不同意。我在大二的时候上过一堂诗歌鉴赏课。在课上，老师当着100多个学生的面讽刺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每个教室的天花板上都安装了麦克风。”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系主任打来电话。他听起来很担心，要求我去学校与院长见面。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scupi）的英语系任教。这种项目被称为混合项目：中国工科学生在成都校区学习两到三年，用英语授课，然后可以申请在匹兹堡大学或其他美国或外国大学完成学位。

我所有的新生都来自scupi项目，但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也包括来自其他系的本科生。

目前在中国有大约40个混合项目，这反映了教育的另一个大转变。在90年代，中国学生很少出国：在我在涪陵教过的200多个年轻人中，没听说有任何人去国外学习。但我来成都的时候，千禧一代占中国护照持有者的三分之二。

2019年，有37.2万名中国人在美国大学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全额学费。就美国方面来说，钱是建立混合项目的主要动机。

不过，scupi在政治方面并不混合。匹兹堡大学不能为成都项目制定政治指导方针，从法律地位上看，scupi项目完全属于四川大学。最近，当我联系匹兹堡大学并要求讨论scupi时，他们的回应让我想起了中国机构：起初，匹兹堡大学的发言人似乎愿意帮助我，但后来，在多次拖延后，他拒绝了我的请求。

在scupi，学生被要求与其他本科生一样学习必修的政治课程，教员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微博帖子出现后，我知道学校的党委会会进行调查，我找到了引发攻击的材料，是我对一名新生论述文草稿的修改意见，我把它交给了系主任。

作为一名中国教师，我对议论文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厌恶。在90年代，我的学生会收到一本《写作手册》，这是一本国家出版的书籍，其中关于“论证”的部分中，有一篇题为《三峡工程是有益的》的示范文章。反驳段落列举了一些反对三峡大坝的理由：“被淹没的风景、失去的文物、地震摧毁结构的风险，他们的担心和警告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话锋一转，文章继续写道：“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

由于各种原因，我发现这篇文章太难教了。首先，没有人被允许争论三峡大坝的问题。涪陵是将要受到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这个城市的低洼地区，政府画了红线，标明未来水库的水位。另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代表着大坝本身这个话题。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不可能公开反对这个项目。

这个过渡句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但占据了我无限多的精力。中国的教育传统上，强调模仿套路和背诵文学短语，而我的涪陵学生勤奋地将这个过渡句纳入到他们的论证论文中，还应用到其他写作中，比如个人记叙文、对话、文学散文等。

我可能正在读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论文，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比波洛涅斯的声音还要糟糕：“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噎住而放弃进食”，他们把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这个成语直译成英文，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解释，这样的英语很蹩脚。

二十多年后，在四川大学，我偶尔会收到一篇大一学生的议论文，也是这句呛人的话。而且有很多主题仍然是讨论禁区。对于一个重回中国的老师来说，这是一个谜：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了呢？

在大一的英语课上，没有人会认为取消主席任期限制是个坏主意，也没有人会认为新疆的再教育营应该被废除。即使一个学生在一个敏感话题上采取支持政府的立场，他也不能参与反驳。而且，如果老师在批作业时持否定态度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我的一个新生（我叫他约翰），交给我一篇文章的草稿，认为政府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他写道：“在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公民不允许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我在评语中写道：

“在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不允许人们发表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明，声称国家的某些部分应该独立。”

在微博的帖子中，这条评论已经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在课堂上，一个学生发表演讲说，国家的主权不能被侵犯。何伟问，那为什么在魁北克、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苏格兰允许侵犯？人们每天都在侵犯他们的国家主权。”

帖子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作者利用我评论中的细节，再编造点材料，创造了一个在课堂上咄咄逼人、对学生散布质疑中国政府言论的我。这个微博账号是匿名的，很快就在网站上被删除了，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的。

读了这个虚构的争论，我想起那个大一的教室，是我教书的课堂中唯一一个没有监控摄像头的教室，没有任何数字证据表明，这种争论并没有发生。

在课堂上，约翰很安静，学习成绩在班级中处于中等水平。我们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互动，我对他的同班同学印象也很好。

是他吗？还是班里的其他人也参与了？或者大学里其他地方的小粉红？一个安全人员？

我不好说这些微博是笨拙还是狡诈，但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且写出来就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注意力。

我有一篇评语中特别评论了党。在约翰的论文中，他提到言论自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政府总是以准确和及时的方式向公民通报关键事件。在我批改论文的那天（也就是2019年12月7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影响到所有人。

在评语中，我提到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当时中国政府被指控隐瞒了真实的感染人数。那年4月，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时代》杂志，仅他所在的医院就有60个病例，而首都的官方病例数只有12个。

我提到了举报人和记者的作用，并写道：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媒体的职能之一，是报道政府可能想隐藏的事情。我们在无数个国家反复看到，官方信息并不总是及时和准确的。”

在涪陵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我的发言触及了中国历史或政治方面的一个敏感点（哪怕只是隐晦的），教室就会陷入沉默，学生们会盯着他们的课桌。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反应，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看着那些低头的人，我的心在狂跳，脸在发烫。

最初，我认为这些是自己感觉最像外国人的时候。但我逐渐意识到，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正在经历一些中国年轻人常见的事情。党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氛围，使政治变成了现实。

在成都教书的头三个半月里，我还没有这种感觉。我可能很擅长用外交辞令说话，但中国有许多敏感问题，任何一个外国教师都很难避免会触犯。最近，一位非虚构写作课程的学生告诉我，2019年10月，当莱斯莉到我的班上谈论她当记者的经历时，她随口说了“中国和台湾”这个词。

无意中，她已经进入了一个禁区：这两个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联系起来，但绝不能用连词 “和”，甚至在语言上将这些地方联系起来的行为，也意味着不是统一的。

两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有一些人互相看了一眼，一个同学小声说要纠正这个短语，但学生们都没在意，莱斯莉和我都没有注意到，在被告知此事后，我们都不大记这件事情了。

我确信自己打破了许多类似的禁忌，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感觉到，不知为何，现在的这些学生比我以前的学生更有能力控制外在的反应。不过，他们还是被训练得像老鹰一样，对这种短语保持警惕。

在四川大学，有6门政治课程是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但从那时起，党的历史又长了20年，所以课程名称也越来越长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如果说这些标题就已经很难堪了，那么当你打开课本时，你会发现内容更糟糕：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既具基础性内在性又具目标性规定性的重大任务来认识、来落实，才能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不断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这句话是我的一个新生引用的，他写的议论文赞成改革政治课，题目非常前卫，这导致他做课程研究很困难。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他说：“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时，我只能找到相反的观点，或者发现有人说，‘我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洗脑，只要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这样的话。”

他认为，大多数有用的信息来源已经被删除或被防火墙屏蔽。

在学院里，我找到了一份未被封锁的英文搜索引擎清单，于是尽职尽责地将其传递给我的学生，尽管除了必应（Bing）之外，我从未听说过这些网站，听起来像不知名的摇滚乐队：Dogpile, Yandex、 WolframAlpha、Swisscows、 DuckDuckGo（鸭鸭上）。

即使是这种三流搜索网站，也很快消失了。2019年，在秋季学期的第一周，一个学生仍然可以用“鸭鸭上”搜索，但到了第四周，防火墙使其变成了“鸭鸭凉”（原文用了DuckDuckGone）。一个网站只有在允许内容被审查的情况下才能被访问，就像Bing一样，或者流量仍然很低，不会引起注意。

有时，新生在我的办公时间出现，只是为了让我在谷歌上搜索一些东西。在离开美国之前，我订了一个虚拟私人网络（VPN）服务，许多学生要求我帮助他们注册同样的服务，但我不知道在没有海外信用卡的情况下如何操作。国内的VPN供应商可以通过微信安排，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第一年的学生经常被吓到，因为这种服务在中国是非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最好的建议是，与高年级学生交谈。除了必修的政治课程外，学习如何翻墙基本上是四川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四川大学是中国前40名左右的院校之一。

我的新学生似乎很少有人翻墙，但许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显然在使用谷歌和其他被封锁的网站。许多教授有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安排VPN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一个大三学生，主修文科，把这轻描淡写成几乎是一个游戏。她告诉我：“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谷歌一些东西时，一些学生就说，‘我们没有VPN，我们怎么谷歌？您能告诉我们如何使用VPN吗？教师就会回答说，‘对不起，我们有办法，但能告诉你们。’”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一位名叫伊迪的高年级学生介绍了她的VPN经销商。她在课上用了这样的比喻，像采购毒品。当她提到这事儿时告诉我：“我已经在微信上买他家的服务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知道他是谁。”

对方同意接受采访，伊迪了解到，他既不是一名惯犯，也不是一个技术员。他在欧洲读完研究生时习惯了自由的网络环境，后来他开发了一门艺术史的在线课程。回到中国后，他四处寻找VPN服务，并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业务是多么容易。这是一个老故事：从用户到经销商。

当伊迪问及这项业务的运营成本时，经销商回应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会要求退款。”

但他还是说了，每年花300元，也就是50美元不到，他可以在海外租一个Vultr虚拟私人服务器，可以应付多达50个中国客户，每个客户每年向经销商支付300元的订购费。所以他的收入就是：50乘以300，再减去几乎忽略不计的开销，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扩大到很多倍。

伊迪是班上最好的作者之一，文风轻快而有趣。她的故事没有引起其他同学的惊奇或愤怒，学生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矛盾和混杂信息。大学要求开设习近平思想的课程，他们并不感到惊讶，在听闻鼓励学生与非法的VPN交易商签订合同时，他们也不感到震惊，就像他们听说这个交易商是以艺术史为副业的人一样表现平静。

伊迪写道：

“这项业务是在微信上操作的，微信是世界上受到最严格监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我担心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国际妇女节期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分发反性骚扰传单。但是我的经销商反驳了这种论调：“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在绕过这堵墙，你认为国家会惩罚他们所有人？”

虽然这位经销商夸大了数字，但他的主要观点是，党希望防火墙存在一些漏洞。从事出口业务的人需要访问谷歌趋势和其他有用的工具，而学者和研究人员则依赖于对互联网的全面访问。伊迪认为，她在四川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使用VPN，这与我听到的其他估计相似。

在整个社会中，这个数字要低得多，特别是在老年人中。2017年，当我调查一组我以前的涪陵学生时，我问他们是否使用VPN，30个人中只有一人回答是肯定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麻烦和费用是主要阻碍。但这在年轻人和上层人士中更为普遍。

伊迪的经销商告诉她：“这是一门好生意，中国的灰色市场。”

***

当我见到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院长邱民京时，党的官员已经访问了我的一些学生。邱民京告诉我，学生们都说，他们没有见过任何像微博上所描述的那样的课堂交流。

在与四川大学的混合项目中，邱民京代表匹兹堡大学，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在那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担任工程教授，后来成为一名行政官员。

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内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会面中，邱民京告诉我，官员们对事件并不像微博上描述的那样而感到满意。

邱民京后来声称，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

我带来了约翰的文章和我的评论，但邱民京说这不是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重要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提出投诉。一些中国和外国记者就这一事件与我联系，我问邱民京，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举报，这是否准确。邱民京说是的，在我发表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风声渐渐平息。

当月，我所在的部门就此事与大学的一名党的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一位美国教授问，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的话题。作为回应，这位党的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些内容包括生动或有辱人格的性行为，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宣传或贬低其中信条的宗教材料，以及被视为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党的做法，通过模糊处理，权力变得更宽泛和更灵活。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有时我们进行讨论，学生自己提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似乎是边缘性话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要打断？”

这位官员回答，“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会反过来”，这个意思也就是颠倒过来。

在各种会议中，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什么。但也没有人告诉我，教师私下编辑的评论被扭曲，然后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是一种违规行为。如果官员们与约翰交谈过，如果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也会对这些情况保密。一般的做法装着若无其事，这意味着在微博攻击的五天后，我被再次被安排去为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仍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教室里。

当我与那位因使用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老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这种恐惧有两个方向。管理者怕学生会做些什么，他们也害怕更高的官员。由于故意不定义范围，结果也不确定。

纪录片事件发生后，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这位教师进行处罚。不过，处罚相对较轻。教师被停课，但他被允许继续上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个大丑闻会对每个人都产生不好的影响。

他说：“他们在保护我，但也在保护自己。”

这位老师提到了利用学生作为“信息员”的做法。这没什么新鲜的。在和平队中，我们曾被告知，一些学生几乎肯定会在记录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管理人员也被叫去了。

在审问过程中，很明显，警方有这位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未知道具体的机制。即使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后，与一些非常亲密的涪陵学生在一起，我也从未听说过关于监控的消息。我的印象是，党在招聘这种工作时非常精明，绝大部分学生都位于这个子系统之外。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问问题，风险很大。

一个比较开明的四川大学学生告诉我：“想了解这个是浪费时间”。

这就像沿着一条线找到一幅巨大的挂毯，这就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觉。当我在当地的地铁站（东门大桥）计算摄影头时，我看到轨道层有15个，转门处有47个，自动扶梯上有38个。总共有一百个摄像头，更不用说每个地铁车厢里的两个了。

谁在监控这些东西？

法学院的老师听说他被一群学生举报，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学生。他说自己不会对任何个人感到愤怒。这位老师说：“他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在被奴役，我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

微博攻击事件发生后，我去上课时，约翰独自坐在后排。当我和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眼神交流。

我们原定讨论《动物庄园》，但我决定把讲奥威尔推迟一周，直到我能评估小组的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样例作文，然后做了一个编辑练习。虽然约翰没有参加讨论，但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一直很害羞。

听到最后的铃响，我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没有谈论《动物庄园》感到失望，下课后他们还在那里逗留。一个男孩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令人沮丧。

他说：“因为温斯顿有他的幸福，至少他还有属于自己的片刻。这里的动物甚至连这都没有。”

另一名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评论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完全不同。他说：“但结局是相似的，它也非常消极。”

第一个男孩说：“老大哥，有些学生想当老大哥。”

约翰还在教室里收拾他的东西，现在我小心翼翼地不看向他的方向。

男孩对我说：“你呢？你想当老大哥吗?”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笑了起来。

我不太理解他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中国禁止、封锁或审查了很多，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此列。去年，当我走进新华文轩书店（成都市中心国有的最大书店之一）时，第一张桌子展示了20多本书，以令人头脑麻木的细节记录了习近平的职业生涯和理论: 《习近平的知识青年七年》、《习近平的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

在不到30英尺的地方，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书，《1984》、《美丽新世界》，以及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 1920年左右写完后在苏联被禁的小说《我们》。

附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安全摄像头，奥威尔那卷书的封面上写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而且老大哥在看着你。”

还有好几本《动物庄园》和另一本中文版的《1984》。2021年，《1984》中文版售出20多万册，《动物庄园》售出10万册。

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的书，四川大学的许多课程中都会教授他的书。在微博事件发生不到两周后，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去看他们的话剧《1984》。当我进入报告厅时，教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他只是要求我不要提到这个班的名字。

我坐在大厅的后面，靠近一个监控摄像头。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他们的任务是表演一个经典故事的新版本。演出一开始，一些男孩和女孩就表演了“两分钟仇恨”，喊着中文脏话，让我想起了文革的批斗环节：放屁！羊脸猪！羊脸骡子！

在那之后，话剧聚焦于朱莉娅，她成为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朱丽娅是一个非常性感、不理智的人物，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四川大学的学生把她变成了一个秘密特工，被派去陷害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他。

当朱莉娅看到温斯顿这么快就在折磨下供出了她时，她的感情崩溃了。在那之后，她重申了自己对国家的奉献，戏剧的结尾是，党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目标有一个中文名字。一位上级说：“朱莉娅同志，祝贺你完成了这项任务，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叶连科。”

我从未想过有可能把《1984》拍得更黑暗，但学生们成功了。

后来，其中一位作家告诉我，她扩大了朱莉娅的角色，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不够成熟，作者在小说中被发现有厌女症。总的来说，我的学生都很喜欢阅读奥威尔的作品。作为我们“动物庄园”单元的一部分，他们写下了他们最认同的角色。

一个常见的选择是本杰明，这头驴子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

中国有句话叫“祸从口出”，意思是一个人所有的麻烦都是他的舌头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就告诉我们要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认同鲍克斯，那匹忠实而又迟钝的马，他被工作累死了:

我也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总是完成别人给我的工作，没有任何个人的想法。如果我是庄园里的动物之一，我会相信像雪球和拿破仑这样的领导人所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最后变成拿破仑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动物。最后，我将被拿破仑带走。
 

***

学生们可以对自己极其诚实。他们写得很好，当我联系他们，请他们允许我为本文引用他们的论文时，有些人做了小的修改，但这些摘录基本上和我第一次收到它们时一样。我几乎没有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症状似乎主要是基于西方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

首先，我的大多数学生独处的时间出奇地少。中国的学校经常要求额外的在校学习时间，我的很多学生在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在中国很常见。

我的学生们被宠坏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机会去做更多的事。这在中国家庭中很典型：额外的资源被用于教育。

在一个非虚构写作课堂上，我问学生们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参加辅导课程，平均数字是每周六个半小时。关于童年的个人随笔，经常描述设计得非常邪恶的比赛。一个男孩写道，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有600名申请者的数学辅助课程。一场考试很快将这组学生的人数缩减到60人，他们被分为A组和B组。

从那时起，这个项目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考试，孩子们不断地被升班和降级，就像英超联赛一样。

一切都归结于数字，因为这是高考的原则。当一个学生申请大学时，分数是最重要的，没有老师的推荐，没有课外活动的清单。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的高考录取线比其他专业低。为了在2019年秋季进入该校，四川省一名学生需要在750分的考试中获得632分。其次是649分，可以进入水资源、卫生检验检疫、马克思主义等一些不太知名的专业。英语专业要660分，经济663分，数学667分。这所大学的网站上列出了这些数字，并相应衡量了招生情况。

最顶级的校园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阶层，占领了口腔学院。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对口腔专业如此重视？但是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考生要以696分以上的优异成绩才能进入临床医学专业。

其他大学生对口腔专业的学生很不满；我的学生说他们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了。如果被问及专业，一个口腔学生可能会害羞地回避回答，说法类似一个哈佛毕业生说他在“波士顿”上学一样。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经历的创伤。一些人描述自己有过自杀的想法，一个男孩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因压力引起的心脏病而住院的文章。2020年，我在一个大一班级问学生，他们对得知高考成绩有何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

莱斯莉和我有时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

然而，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教育体系。每个学期，我的大一班级都在讨论高考是否应该有重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020年春的版本：“不能因噎废食，要辩证地对待高考。总的来说，它的优点远大于缺点。”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数字是不太会被贪污染指的，四川最富有的人可能会买那辆保时捷，但他无法用金钱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口腔医学院。而且，尽管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一个名叫Sarinstein的非虚构写作学生（他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崇拜萨特和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十岁男孩的传记。

他观察到，在教室里，男孩那一伙人是如何根据考试成绩从前到后坐的。Sarinstein写道：

中国的教育体系负担不起个性化教育，不能照顾一个人的全面和健康成长……我们的制度只是一个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繁琐的中国社会运转，不断为整个社会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它是残忍的。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满意的妥协。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这个词，即激烈竞争导致收益递减的临界点。对他们来说，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篇写作作业中，工程系大一学生米洛，回到了八年前他了一个小学项目第一次参观的重庆一家汽车配件厂。这一次，当米洛采访老板时，他对这个人看起来如此苍老感到震惊。

老板解释说，由于生意兴隆需要经常出差，还需要与客户举行许多喝酒助兴的宴会。

“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人，”他告诉米洛。“我的孩子不理解我，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出现。更重要的是，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有时胃痛得厉害。”

在工厂的车间里，米洛记得的一个工头说，由于自动化，工人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米洛把他的文章命名为《永别了，老工厂》，并总结道: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力跟上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多彩而迷人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如果你不够好，你就会毫无遗憾地被淘汰。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我描述了涪陵学生的“孩子般的羞怯”，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因为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现代中国人都是如此。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了巨大变革的漩涡，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政治还是经济。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是老江湖了。他们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了解这个体系的缺陷，也了解它的好处。

他们所处的环境基本上和他们的父母工作过的环境是一样的：中国保持稳定和繁荣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大学生的记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他们写到他们父母那一代人，以及他们有一天会继承的社会时，他们可能会完全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冷漠的玩世不恭。他们强烈支持中国，不是通过赞扬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批评外国政府来体现的。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是疯狂和恶意的。然而，他们很少热情地钦佩中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他们无法纠正什么，所以他们总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这一代人，出生于互联网时代，对中西方信仰的冲突感到困惑和沮丧。自由和理性的宣传盛行于网络，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盛行于教科书。年轻人大多是被前者所吸引，但当他们通过考试和找工作时，他们应该记住后者，在中国的实践中，往往是后者发挥更好的作用。

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碎，但也鼓舞人心。即使只是说出一个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情况，也是一种推动。尽管有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和令人心碎的高考程序，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是培养出了不少能够观察、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大学里，我再也没有像和约翰那样的经历了。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疫情下校园关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给他发了一封长邮件和微博原始帖子的截图。约翰几乎立刻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就通过视频连接进行了交谈。

约翰告诉我，当他得知这次攻击与他的论文有关时，感到很羞愧。他说在2019年秋天，他只听说我被举报了。约翰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击，他说，“对不起。”

他不知道编辑评论是如何被公开的。

多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过这件事。一位认识约翰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孩看起来不像“小粉红”。老师和其他人想象了同样的场景：其他一些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到了文章中的细节，然后写下了攻击言论。当我和约翰交谈时，他说他已经向他的室友提到了一些编辑评论，他还把论文带到学院的写作中心，在那里其他学生和导师可能已经看到了。

看着约翰的脸，从他的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他说：“实际上，在你给我的论文写完评语之后，我有点不高兴。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但我不得不考虑政治，因为我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你的评论是反对传统政治的。”

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他说：“是的，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误的。只是感觉不好。”

对许多学生来说，疫情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观点，即中国体制的好处远远大于缺陷。在作业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府最初的掩盖和失误表示愤怒。但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在早期的错误之后，能够戏剧性地改变方向，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

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我不会说他们玩世不恭。在几个学期的课程中，我询问了100多名学生，他们是否预期自己这一代的生活比父辈更好，83%的人表示希望如此。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不是我在课堂上观察到的现象。根据我的经验，25年前的中国学生比今天的学生更民族主义，也更缺乏独立意识。李春玲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对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调查。在她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对入党兴趣较低的模式，以及高收入和高等教育与民族认同下降相关的趋势。

但她强调，这并不是持不同意见的迹象。

她写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目前的制度更好，但他们认为，立即建立一种西方式的民主秩序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中国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它维持现有的制度。”

李春玲还写道，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简单的宣传式教育是没有效果的。” 

在四个学期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堂上提到过中国领导人。我最近审阅了五百多份学生论文，发现只有22篇提到习主席，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

毫无疑问，恐惧起了作用。但他们似乎也真的缺乏与领导人的精神联系。我经常布置以前在涪陵布置过的作业，要求新生写一个他们崇拜的公众人物，在世的或去世的，中国人或外国人。

在过去，毛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我的四川大学学生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钦佩他的原因是他自愿放弃了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续签。邱民京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一消息。一开始，他说匹兹堡学院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是，当向我所在的部门询问时，我被告知没有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

在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又补充了一个不同的理由，引用了中国的一项规定，据称规定禁止学校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要签一份长期合同，但他拒绝了，也没有解释。

最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因为太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邱民京在接受事实核查时表示，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要签订长期合同的意向。并称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制定了找人替代我的计划。

在疫情期间，“小粉红”或其他人定期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我的作品。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就这些事件提交报告，这可能是我离职的原因之一。

邱民京和一名前大学官员声称，他们不知道任何此类报道。

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没有人直接下令不续签我的合同，但因为这种制度造成了足够的紧张，人们宁愿过于谨慎也不要冒险犯错误。一名教授解释说，“天威不可测”，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最高权力的意思搞不清楚。“你必须猜出确切的命令是什么。”

六月底，离我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中国不到一周的时候，大学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要求和我见面。他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的，并且欢迎我申请另一个学院的职位。他说拒绝我的工作是邱民京一个人的决定。

“他不知道这里的全部情况，”这名官员告诉我。

后来，当一名事实核查员联系这名官员时，他否认说过这句话。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这个系统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混合项目中，摆脱美国教师的决定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度。

当我的最后一届新生读《动物庄园》时，我让他们重新想象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大学。在一个男孩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渗透到了行政管理部门的中央控制室，希望改变成绩，却发现监控摄像头还在运行。

另一个名叫卡尔的男孩描述了学生们成功地驱逐了教授和工作人员的反抗。之后，所有的学生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有老师，散漫的人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每天都努力学习，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虽然匹兹堡学院的学生们说他们不存在歧视，但他们的高考成绩比四川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差了15分左右。

卡尔的故事的结尾是，口腔专业的学生们走上了成功的职业道路，而其他学生却没有找到工作，从而摧毁了学校的声誉。

在教奥威尔的时候，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些书不会被认为是对党的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中，未来主义社会通过各种方法分散和控制个人:《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被重写的历史，《美丽新世界》中性和唆麻的药物，《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外科切除。

注：唆麻（soma）是《美丽新世界》中虚构出来的一种药物，像毒品一样在吸食后能使人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却几无负面效果，统治阶级大量地生产这种药物并鼓励人们使用，藉此使大众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痛苦，社会的不公正，从而使之更高效地完成分配的工作，并消除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最终达到巩固自身统治。

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对维持一个长期威权国家的作用。

在中国，民族主义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其他较低层次的人有效，但人们普遍认为，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起作用。只要这些人有机会进步和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太可能反对权威。

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像《1984》那样完全密封。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学生选择回国，对他们来说，回国很简单。如果他们真的害怕窒息，他们就会留在美国。

在某个时刻，竞争会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担忧似乎不是教室里的监控摄像头或其他国家控制工具，而是他们周围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的想法。

201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问学生们这个节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个新生写道:

假期意味着别人出去玩，而我在学习，这是我相对效率最高的时间。我可以比别人学到更多，我的GPA也会更高。假期是最好的时间，我可以在学习上超过我的同学。

在四川大学，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学生经营的刊物。《常识》成立于2010年，这个名字部分是为了向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致敬。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幸存了下来，尽管它不再在纸上发表，不再使用署名，也没有特约撰稿人名单。

在我的最后一个学期，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是一篇调查校园里一名学生的突然死亡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一名本科生试图起诉学校的特写，因为学校食堂的食物质量很差。这份杂志的许多记者都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园里见了《常识》的工作人员，大约有二十个学生，几乎都是女生。这是大学生活中另一个不完全是奥威尔式的方面。《1984》里写道：“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 ，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

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么民族主义，我怀疑她们不太可能举报一个教授。

在我们的会议上，《常识》的工作人员问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我说我的学生对他们周围系统的理解和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说：“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改变体制的方法。但也许他们只是找到了适应这个体制的方法。你们觉得呢？”

“我们会适应的，”有人说，还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人容易生气，但也容易忘记，”另一位女性说。

第三个女性是小组中个头最小的一个，她说：“我们会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