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发表文章，认为像罗诉韦德案这样极具政治倾向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由美国最高法院来决定，这是由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太难达成一致，众议员、参议院、总统的意见太难统一，才导致这个问题被扔给了最高法院。而法院草案中做出的决定如果正式生效，显然只会将美国进一步推向两极分化。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谴责堕胎；亚里士多德认为堕胎比把不想要的婴儿扔在自然环境中还要残忍得多。两千多年来，西方一直在为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争论不休。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在本刊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和最保守的立场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国家不应控制女性的身体；保守主义则认为所有堕胎都是谋杀。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日本，立法机构允许在怀孕早期进行堕胎，而怀孕后期的堕胎则定为非法。大多数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但问题是他们的国家与众不同。

新闻机构Politico获得的一份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的泄密草案表明，罗诉韦德案规定，在胎儿能够在子宫外存活前，堕胎是合法的，而现在法院将推翻这个已经有了50年历史的裁决。如果这份草案成真，各州的法律将被优先考虑。在美国一半的州里，大多数堕胎都将被视为非法，只有强奸或乱伦等情况除外。经济条件好的妇女可以请假去合法的诊所（也就是堕胎合法的外州），所以压力主要会落在贫穷的女性身上。根据一项研究，禁止堕胎将使与怀孕有关的死亡人数增加20%以上。

也许在最终意见发布之前，法官们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或缓和他们的论点。即便如此，由于大法官人数是6-3的保守派多数，而不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5-4，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重启美国公共生活中一些最具争议的问题，有可能损害自己并使这个国家加速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

最高法院在2022年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来自于一个难以达成妥协的政治体系。要在众议院获得多数票，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推翻拉布），还要得到总统的签字，这太难了。对政治家来说，靠争议来筹集资金比解决问题更容易。在最棘手的问题上，如二氧化碳排放、同性恋婚姻、枪支、堕胎，国会一次又一次未能反映出公众的意见。

于是，失职的议员们把重大的决定丢给了大法官。因此，最高法院的确认已成为对参议院多数派权力的考验。特朗普在竞选时曾明确承诺，要挑选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法官，这进一步伤害了司法独立。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都给最高法院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保守的美国人可能并不喜欢特朗普，但他们钦佩他选的法官，他们可能会反驳：那又怎样？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破坏了法院，因为他们追求一项无法在国会通过的计划。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是错误的，早该进行纠正了。他们说，即使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在自由主义观点和生命始于受孕的信念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法官也应该根据法律进行裁决，而不是屈从于公众意见。

这当然是对的。然而，70年前一个激进的法院提出的解决方案，今天已经不再受到另一个激进法院的支持了。当立法机构不能就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在法律上达成一致时，法院就要承担起这个特殊的责任，以免司法本身受到损害。法院当然可以违背公众意见。但无论它做什么，它都应该权衡传统和先例，并保持克制。如果大法官们自作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权力来解决立法方面的难题，他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拥有无上权力、不经选举而产生的第三院的终生成员。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三种糟糕的结果。

首先，大法官们的判决可能会被忽略。一个法治被削弱的美国将变得更不自由且更不健全。如果法院失去了作为最后裁决者的能力，即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以及在2020年选举中要求它发挥的作用，它就失去了和平解决争端的能力。

第二，如果大法官们以保守主义的名义撕毁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先例，那么重塑法院的政治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重塑法院是一个可怕的想法，目前在民主党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如果法院严重右倾，那么，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会被问及，他们将如何控制一个三分之一的大法官由总统和代表少数美国人的参议员提名和确认的机构。即使法院是不得不对投票结果作出裁决，这样的提议也会可能成为争议。

第三，美国的红蓝色阵营的分裂将进一步加深。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享有自行制定许多法律的权力。但与欧盟不同，美国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各州的法律差异过大，以至于加利福尼亚的人不能拥有枪支，德克萨斯州的同性恋者不能结婚，这将导致这些州对少数派权利的践踏。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搬家。但是，如果美国的一个州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而邻近州的人几乎都是民主党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因为任何国家努力而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被捆绑在一起的国家根本不会团结起来。

避免这种情况的理想方法是让立法机构重新发现妥协的艺术，这样法院就可以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仲裁者的作用。政治问题最好由政治家来解决，而不是大法官。这种可能性今天看起来非常遥远，但爱尔兰通过建立一个向政府提出建议的公民议会，成功地找到了在堕胎问题上的妥协办法。只要美国能够重新发现制度创新和参与式民主的精神，一些现在看起来棘手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在那之前，法院应该采取克制的行动来拯救自己。它还应该寻求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国会正在就道德准则进行辩论，部分原因是发现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的妻子，一个共和党活动家，正在酝酿推翻选举结果的行动。与其等待，大法官们不如给自己施加一个准则。而且，他们应该宣布任期限制。到了2050年，法院的一些新任大法官可能仍在职，宣布任期限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大法官们现在不采取明智的行动，到那个时候，法院将面目全非。美国也会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