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y Swant在福布斯发表文章，一群年轻的记者和编辑在乌克兰战争前联合创办了《基辅独立报》，他们当时取这个名字只是出于对新闻自由的美好愿望，然而不久之后，战争爆发，这个名字被赋予了另一层沉重的含义。福布斯采访了其中4位还不到30岁的记者，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祖国被入侵的情况下，迅速调整心态接受占地记者这一新身份的经历。
大多数战地记者主动把自己置于战争冲突之中。他们前往外国，讲述他们不生活的地方和不认识的人的故事。但对于《基辅独立报》（Kyiv Independent）的记者来说，他们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离家太近了。
《基辅独立报》成立于2021年11月，《基辅邮报》是乌克兰最古老的英文报纸，新闻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因捍卫编辑独立性而被解雇，20多名记者离开了《基辅邮报》，在那之后不久，英文出版物《基辅独立报》便开始发行。
有几位还不到30岁的记者和编辑自《独立报》成立以来一直在该报工作，他们也是独立报的联合创始人。这些记者本希望填补有关商业、政治、技术和文化报道的空白。在创办了一份实时通讯之后，他们又创建了一个播客和一个网站。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独立报》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受众了解俄罗斯入侵的重要信源。
独立报的政治编辑和首席运营官奥列克西·索罗金（Oleksiy Sorokin）告诉福布斯：“哪怕你以前只报道基辅的小猫和酒吧，现在你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索罗金说，在今年2月的时候，独立报的网站每周还只有2.7万次访问，但在战争第一周，每周总流量增长到100万。最繁忙的一天是2月24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有60万次的访问，索罗金说独立报在3月份总共有大约1000万次访问。
独立报有20多位联合创始人，其中四位不到30岁，他们都被选入了《福布斯》2022年传媒与营销类、欧洲30位30岁以下年轻人的榜单。独立报的全国记者阿纳斯塔西娅·拉帕蒂娜（Anastasiia Lapatina）也是今年媒体与营销类榜单的特邀荣誉者。这四人都发表过令人心碎的实地战争报道。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年轻的记者们，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一起，在报道祖国的残酷战争时，表现出了勇敢、坚韧、细腻和坚强的品质。
托马·伊斯托米娜（Toma Istomina），联合创始人兼副主编
副主编托马·伊斯托米娜帮助记者们详细而敏锐地讲述战争故事。她曾是《基辅邮报》的特约撰稿人和生活编辑，她很好地平衡了展示事实全貌和突显新闻主题这两个方面。
在战争早期，新闻编辑部专注于短篇内容，如摘要和快讯。后来，工作人员更加专注于深入的报道和调查。伊斯托米娜帮助确定记者应该关注哪些故事，如人道主义、社会报道、深入热点地区的实地记者等。独立报的记者没有具体的工作内容，至少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节奏不一样，但没有人会被派往冲突地区，除非他们自己想去。
她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是入侵前几天的一篇专栏文章，文章呼吁欧盟、英国和美国在攻击开始前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当记者听到欧盟议会领导人在宣布制裁前的一次会议上引用了独立报的报道内容时，她说他们“惊掉了下巴”。
福布斯说：“这说明他们看了你们的报道，他们在了解，他们在聆听，这意味着你们的报道是有影响力的。”
伊斯托米娜的家乡苏米距离乌克兰东北部的边境仅40公里，当俄罗斯在2月入侵乌克兰时，那里是最先受到攻击的地区之一。她回忆说，当时她正在和妈妈打电话，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尽管她的家人一直很安全，城市情况也有所改善，但她与冲突的个人联系又增加了一层。
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家乡、我父母所在的地方，如何被炮击的新闻。我们的一些记者也在他们父母所在的地方报道了俄罗斯士兵的暴行。”
许多人在基辅地铁站避难，伊斯托米娜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地铁站被当做防空洞。
伊斯托米娜说：“继续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在一天结束时，事情就是这样。”
奥列克西·索罗金，联合创始人、政治编辑和首席运营官
除了为独立报进行报道和编辑外，奥列克西·索罗金还在其他方面领导新闻编辑部。他还与首席执行官达丽娜·舍甫琴科（Daryna Shevchenko）和总编辑奥尔加·鲁登科（Olga Rudenko）合作，为员工和其他业务筹集资金。
到目前为止，他们在GoFundMe上从2.62万名捐赠者那里筹集了190万美元，在Patreon上也有6800名支持者，每月共捐款7.2万美元。支持者每月只需花费5美元，也可以选择支付更多的钱来获得更多的福利，比如独家内容和与编辑团队互动的方式。其他资金来自战前获得的拨款，独立报也将很快出售自己的商品。他们也接受加密货币的捐赠。
去年秋天，当独立报的联合创始人在决定出版物的名称时，索罗金说，他们考虑过其他名字，包括“基辅纪事”、“基辅快讯”、“乌克兰快讯”和“欧洲快讯”等。然而，在基辅邮报的经验和加强乌克兰独立媒体的愿望促使他们选择了“独立报”这个名字，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斗争使这个名字具有了更深的含义。
他说：“我们希望100%地依赖读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独立，只为读者的利益服务。”
在把一切都建立和运行起来之后，索罗金本想建议大家休息一段时间，放松一下，再重新上路，但战争很快就来了。起初，保持运行很困难，因为工作人员很难让每个人和出版物始终保持在线，但索罗金说，乌克兰、北美和其他地方的IT专家自愿付出时间，加强对网络攻击的防御，特别是在基辅的互联网中断的情况下，外部援助帮了大忙。
4月12日，索罗金和联合创始人安娜·米罗纽克（Anna Myroniuk）在切尔尼戈夫报道了这个北部城市遭到了俄罗斯的空袭，当地官员说当时至少有700人死亡，其中包括200名平民。在关于事后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躲在防空洞中数周而幸存下来的人。
索罗金和米罗纽克还发表了他们在采访期间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展现了战争的恐怖和沉痛。当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上个月访问俄罗斯的攻击地点时，索罗金为一篇关于可能的新制裁和俄罗斯战争罪指控的报道采访了他。
安全是一个持续关注的焦点。索罗金说，人们仍然被困在被俄罗斯人包围、被炮击或被占领的地区。据索罗金说，在2月和3月，独立报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疏散区。
索罗金说：“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战争罪行、对正在发生的悲剧感到麻木。”
安娜·米罗纽克，联合创始人兼调查部主任
正在进行的入侵并不是安娜·米罗纽克第一次在冲突地区进行报道。从2014年到2017年，在担任电视记者期间，她经常在乌克兰之前与俄罗斯的战争中访问顿巴斯前线。
几周前，米罗纽克报道称，俄罗斯士兵涉嫌在基辅西北部的城市布查强奸和折磨乌克兰人。最近米罗纽克的其他报道有：在博罗迪卡（Borodyank，基辅西北部40公里的城市）发生的战争罪行，以及关于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员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供更多支持的报道。对米罗纽克和其他人来说，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同时还要报道战争，这是非常困难的。
她告诉福布斯：“当你生活在一个战区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保障安全，这不是一次工作旅行。”
独立报的首席调查记者米罗纽克说，人们开玩笑说，只要战争结束，她就会回到其他话题的“轻度报道”，比如腐败（今年年初，她报道过关于乌克兰议会成员涉嫌受贿的事件）。在新冠疫情期间，对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的调查使米罗纽克成为2020年汤姆森基金会青年记者奖的决赛入围者，她还被提名为2022年欧洲新闻奖的候选人。
战争爆发后，在米罗纽克写的第一批故事中，有一个是关于一群20多岁的朋友，他们在向布查的一个狗狗收容所运送食物时被俄罗斯军队杀害，她的妈妈在搬迁前也住在这个城市。
她说：“总的来说，每个故事都令人震惊，而且，被震惊的并不仅仅只有我。每个故事都是令人震惊和可怕的，让你大吃一惊，它会让你心碎。”
米罗纽克还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OpenDemocracy等出版物撰写过评论文章。
阿纳斯塔西娅·拉帕蒂娜（Anastasiia Lapatina），联合创始人和国家记者
早在战争之前，阿纳斯塔西娅·拉帕蒂娜就试图在报道全球事件的同时，提供一个本地视角。
尽管拉帕蒂娜想成为一名冲突记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她从未想过自己会率先在她的祖国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这位20岁的国际研究生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三，她在疫情期间从加拿大搬回了乌克兰，并为独立报撰写了一系列报道，包括12月关于顿巴斯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政治犯处于危险中的报道。
除了为独立报撰写报道外，她还为《卫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包括一篇关于波兰和乌克兰边境的难民危机的文章。作为一名政治学学生，她说，要记住经历者对事件的感受，这一点很重要。
她告诉福布斯：“我关心的是人类在群体中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以及这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做，这是我对中东问题着迷的原因之一。那是一个可怕的充满战争的地方，但也有那么多的美丽、希望、爱和毅力在里面。”
战争开始时，她只有1.5万名推特粉丝，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60万。尽管拉帕蒂娜有时会觉得她突然有这么多听众很“可笑”，但她说她想利用这个平台向世界介绍战争中人性的一面。
起初，她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推特上谈论战争，但现在她也在推特上发表自己和他人的想法和情绪。她在4月4日发布的一条推文被疯传，那是一张孩子背部的照片，他妈妈在他的背上写下了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以防自己被杀。拉帕蒂纳在推特上写道：“乌克兰母亲在孩子的身上写下了她们家庭的联系方式，希望万一她们被杀，孩子还能活下来，而欧洲还在讨论天然气。” 她说，有的时候，推特也有“治疗作用”，例如通过与陌生人互动，抱团取暖和相互鼓励。
拉帕蒂纳开玩笑说，她“有一个人类苦难记者的绰号”，但她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她记得她曾写过一个关于一个寡头的故事，他拥有一个高污染的发电厂，但她没有只关注环境成本，她也写了受其影响的人。
她说：“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见证，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把这段历史传给下一代。”
故事还没有讲完
虽然独立报在短时间内大受欢迎，但是联合创始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读者群在未来几个月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可能会厌倦危机报道，渐渐开始麻木。即使读者对战争和苦难感到厌倦，记者们也希望人们记住，战争和苦难仍然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
米罗纽克说：“如果我看到我们网站人气下降，我不会生气，因为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是的，虽然不幸，但是很自然。我只希望战争尽快结束，普京被打败，我希望乌克兰获胜，我们不再报道战争。”
挣扎在国家被入侵、撰写战争报道和保持安全之中，过去几个月，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影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工作人员组织了Zoom会议，不仅仅是为了策划新闻，同时确认彼此的心理健康状况。
伊斯托米娜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当我们回到正常状态时，要有一个员工心理学家和员工治疗师，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治疗。虽然是开玩笑，但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它。”
当讨论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想报道什么时，答案是不同的。
索罗金说，他的同事伊利亚·波诺马连科（Illia Ponomarenko，独立报的国防记者，在推特上有110万粉丝）开玩笑说，他想在战争结束后辞职，去一个像南极洲一样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彻底放松，那里没有新闻。索罗金说他想去海边工作。伊斯托米娜是电子音乐、时尚和建筑爱好者，她说她会挤出自己极其有限的闲暇时间去浏览世界各地、为了提高对乌克兰战争的认识而举办的艺术展。
伊斯托米娜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基辅，想让我过去报道过的所有活力回到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