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 Sheehan在《外交》发表文章，中国这些年摆脱了山寨大国的称号，在人工智能和5G等战略技术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美国往往把中国在创新成功归结为知识产权的窃取，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相反，美国在创新之路上最反对的国家干预也许正是中国创新突飞猛进的原因，美国也应该意识到，给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然后把其余事情都留给市场的做法未必就是最鼓励创新的措施。

几十年来，许多美国人嘲笑中国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山寨国，更不用说突破性创新。人们认为，威权主义和中央计划天生就是新想法的敌人。许多美国人认为，快速的技术进步需要那种无畏的、“颠覆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最为常见。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说法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技术优势的任何自满情绪已经烟消云散。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能力的商业专栏，已经让位于警告中国在人工智能和5G等战略技术方面有望超越美国的文章。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硅谷创造的技术，现在正竞相寻找方法来加强美国的技术能力，并对抗中国的进步。但制定有效的技术政策需要清楚地了解，两国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这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创新崛起的传统解释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窃取知识产权上。虽然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中国制造商能够制造出特定产品的仿制品，但如果认为仅靠盗窃知识产权就能解释中国的快速发展，那就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这种误解使美国政策制定者相信，要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只需要切断中国获得新兴技术的途径就可以了。

事实上，中国技术腾飞的根源更为复杂，制定有效的美国应对措施需要对新兴技术有深刻的理解和设身处地的思考，了解雄心勃勃的中国官员是如何看待创新和鼓励创新的一系列工具的。

国家干预

中国的所有创新都是辛勤工作的技术专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在微观层面上，中国的这些创新过程与其他地方的看起来基本相同。但要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中国的技术崛起，需要了解中国政府为鼓励发展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之一所采取的措施。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创新不是一种微妙的、神秘的、只能由特殊人群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也不是一件必须避免政府干预的事情。相反，创新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进程，一个可以通过适当的物质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来引导和加速的过程。尽管中国的做法与硅谷关于自由市场和言论自由的假设相矛盾，但它所产生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成功，比大多数美国专家认为的要多。在中国，这一过程涉及三个关键步骤。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在2000年到2010年间创造了一个大型的、半保护的市场。培养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市场需要有足够的利润，以激发激烈的竞争，但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以防止当地初创企业还没立足，硅谷老牌巨头就进入市场对它们造成了冲击。中国通过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防护墙的建立相结合来实现这种平衡，保护墙屏蔽了Facebook和谷歌等外国领先网络平台。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来自国外的巨额资本投资，并促进了激烈的竞争，但保护措施也给了本地初创企业与外国对手竞争的机会。

至关重要的是，保护措施从未坚如磐石。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防护墙始终保持一定的漏洞，使中国市场与外国竞争隔绝，但从未将其与新思想完全隔离。谷歌、脸书和推特在中国竞争了多年才被封锁。政治上不太敏感的消费者平台，如爱彼迎、优步、亚马逊和领英，从未被完全封锁。

相反，它们是被奋勇拼搏的本地创业公司给击败了。防护墙的疏而不漏使中国的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能够跟上领先的技术趋势和产品，并且不会让这些领先的外国产品主导中国市场。同时，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使外国科技公司在与中国政府互动时争取良好的表现，希望有一天能让它们接触到10亿新客户。

中美合作

这是这个过程中第二步，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步。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与领先的西方公司、大学和实验室保持着科学和商业联系，特别是美国的公司。这些关系包括美国大学的教授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公共人工智能研究，以及中国的风险投资家投资于硅谷的创业公司。

批评者倾向于将这些关系视为盗窃知识产权的方式，正如2018年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所说的那样，这些关系使中国的间谍能够窃取“美国创新桂冠上的宝石”。工业和科学间谍活动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但这些跨太平洋关系的最大影响不是来自偷窃，而是来自学习。接触世界一流的创新过程给中国提供了思想、最佳实践和运营模式方面的知识来源，这些都是点燃中国新兴科技生态所需要的。

从2008年开始，曾在谷歌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开始回国创业，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硅谷文化。中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与国外同行进行更多合作，这使他们接触到了新的方法。中国的科技公司研究了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吸收最新的科技趋势，并根据中国的环境进行改造。

这些互动大多是自下而上的，由两国的技术专家推动，他们希望与对方合作并相互学习。但中国政府在引导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美国技术公司面前晃动着市场准入的胡萝卜，鼓励他们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从而推动了更多的学术合作。

一旦市场条件和国际联系到位，中国就开始了第三步，释放出一波资源：投资资本、物理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以及宏观调控的力量。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似乎是一种浪费，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它违反了政府不应挑选赢家的神圣戒律。然而，在中国，它被证明是加速技术传播和商业化的有效方法。

例如，中国政府2017年的人工智能倡议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杰出的人工智能中心。但最大的影响是在中国的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掀起了一波实验和活动。市长们在他们的城市建立了崭新的人工智能创业加速器。农业官员创建了智能化肥无人机的试点项目。公立医院与大学合作，建立医疗人工智能研究所。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花了大量资金购买监控技术。

如果单独来看，这些项目中有许多似乎是可笑的浪费。偏僻城镇的创业孵化器常常空置好几年。但这些分散的政府努力有助于推动私营部门的人工智能热潮，刺激更多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公司的形成。2018年，中国占全球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融资的近一半，超过了美国。这些资金使中国企业和科学家能够试验新的产品、功能和方法，并推动人工智能在整个经济中的运用。

通过建立和保护自己的市场，同时向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学习，中国最终加快了自己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这种成功并不完全是某个完美执行的总体计划的结果。相反，它是意识形态的执着、明智的规划、大量的辛勤工作外加一点好运气的产物。中国最初建立防护墙是为了保护其高度审查的信息环境，后来才偶然发现了它对创新的好处。尽管中国的意图是复杂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但其最终结果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美国的过度反应

过去四年，华盛顿一直专注于切断中国与美国技术生态系统的联系。其中一些举措具有真正的战略价值，如阻止中国制造尖端半导体的定向控制。但也有许多努力是战略失误，削弱了美国的创新并助长了中国的崛起。

中国出生、在美国大学工作的科学家被错误地起诉，使外国出生的科学家社区感到寒心，并促使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因恐惧而返回中国。更为根本的是，美国仅仅通过切断中国的联系就能阻止其崛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美国在2005年切断与中国的技术联系，可能会减缓全球创新并阻碍美国自身的发展，但它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自我维持的国内科技生态系统，自行启动一个技术生态系统将需要更多的时间。

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技术成功的大部分要素，随意切断双边关系只会适得其反。相反，美国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保持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同时继续吸引和接受中国的创新者。对于保持依赖性这方面，最好的筹码是半导体，特别是只有少数美国盟国生产的高度专业化的制造设备。在吸引中国人才方面，美国的大学是吸引高端研究人员的强大磁铁，但美国迫切需要改革移民制度，以方便这些人在毕业后留在美国。

在加速自己的科技生态系统方面，美国能从中国学到什么吗？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体系截然不同，简单复制中国模式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封锁中国的微信和TikTok应用程序，但被法院阻止了。美国各地的市长也不会因为联邦政府的一声令下就突然开始创建自主无人机的试点项目。但有一个更深刻的教训值得借鉴。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对中国的优势，美国政府必须愿意尝试鼓励技术发展的新方法，即使一些努力会导致资金浪费或彻底的失败。如果每个失败的项目都成为党派攻击的目标，那么创新政策就会陷入停滞。

国会提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中设立一个“技术理事会”，这是一个被授权连接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的新部门，致力于加速商业技术的部署，这为政府鼓励创新的试验提供了好的开始。

技术理事会的资源和范围一直是国会激烈辩论的主题，随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未来几个月协调各自的法案，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拟议的技术理事会与中国的“涌向创新”催化技术发展的方法相差甚远。但它的出现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它不能再简单地只是资助基础研究，而把其余的事情留给市场去做。

没有任何一项法案或创新政策能够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如果说中国的发展轨迹给美国领导人带来了什么启示，那就是刺激技术创新可能是一个混乱的、糊涂的、往往是矛盾的过程。鉴于这场竞争的利害关系，美国不能让这种混乱造成市场的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