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面对传染力更强但症状更加温和的奥密克戎变体，中国依然采取两年前的新冠清零政策。由于上海暴发了较严重的疫情，政府正在花费巨大的代价封锁这座繁荣城市，人们的生活完全被打乱，食物紧缺、工作停摆，新冠检测阳性的人被送进条件简陋的隔离场所，非新冠病人因为得不到正常的医疗救治而死亡。所有这一切都不禁让人怀疑，这样的严格的管控是否真的有必要。

早在“清零”政策之前，中国就曾经有过一个“打麻雀”政策。

1958年春天，中国政府动员全国人民消灭麻雀，毛泽东宣布麻雀是破坏农作物的害虫。在中国各地，人们敲打锅碗瓢盆，点燃鞭炮，挥舞旗帜，防止麻雀落地，这样它们就会因疲劳而死。据估计，几个月内全国有近20亿只麻雀被杀。

麻雀的几近灭绝导致了虫害，毁坏了庄稼，促成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了。

中国现在的担心是，“清零”政策已经成为另一场毛式的政治运动，它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为基础，最终可能会伤害到所有人。

就像毛和他的副手无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对清麻雀政策的反对意见一样，中国现任领导人也无视专家的建议，即中国应放弃代价高昂的清零战略，学会与病毒共存，特别是面对传染性更强、但是更温和的变种。

相反，中国政府坚持遵循2020年以来的一贯做法，依靠大规模测试、隔离和封锁。这种方法已经使数亿人的生活暂停，数万人被送入临时方舱，并导致许多非新冠患者失去了治疗机会。

笔名为萧瀚的法律学者叶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不是在对抗疫情，他们在制造灾难。”这篇文章在网上迅速被删除。

中国最高领导人热衷于坚持这一战略，因为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重要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第三个任期。他想利用中国在遏制病毒方面的成功来证明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优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模式。

在一次电话录音中，上海疾病控制机构的一名官员朱卫萍（音）对一名抱怨上海疫情应对不力的人士说：“这种疾病已经被政治化了。”这名官员表示，她曾建议政府让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人在家隔离，并把重点放在疫苗接种工作上。但她说，没有人听。

她问打电话的人：“你被这个疫情逼疯了？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也要疯了。”这段录音在被审查之前被大规模传播。

据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估计，随着奥密克戎变体的扩散，截至周一，中国45个城市的约3.73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他们写道，这些城市占中国人口的26%，占中国经济产出的40%。他们警告说，随着地方政府竞相加强病毒控制措施，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

中国政府现在正呼吁地方政府在疫情控制和经济生产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官僚体系中的每个人都知道，需要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鸡西市，包括乡镇领导、执法部门负责人以及一家医院和一家殡仪馆的负责人在内的18名官员，最近因在疫情控制中玩忽职守而受到纪律处分或警告。公告中说，一些干部的“压力不够”。

在中国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上海，至少有8名中层官员被免职或停职，因为上海的封锁措施执行不力，造成了混乱和严重的食品短缺。

4月初，上海封锁了2500万居民，并停用了大部分外卖服务。人们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遇到了食品采购问题。一些人对杂货配送应用程序的不同补货时间设置了多个闹钟提醒，最早的从早上6点就开始了。

一些上海居民告诉我，在过去几天里，微信群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发芽的土豆是否可以安全食用。邻居们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交换，比如用一颗白菜换一瓶酱油。可口可乐是硬通货。

在被封锁近两周后，餐馆老板戴欣（音）已经没有食物可以供养她的四口之家了。现在，她把生姜切得像纸一样薄，把蔬菜腌制起来以免变质，每天吃两顿而不是三顿。

即使是富裕阶层也面临着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一家大型零售商的负责人上周告诉我，她收到了许多上海首席执行官们的请求。但在封锁规则下，她能做的很少，鉴于政治上的敏感性，她不愿透露姓名。

末日小说《黄祸》（China Tidal Wave）的作者王力雄认为，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像上海这样的人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进行了镇压，这导致了风险增加。

去年冬天，在搬进上海一个朋友的空置公寓后，王立力雄囤积了大米、面条、罐头和威士忌，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支撑几个月。

但是，当封锁开始时，这个每单元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豪华公寓楼里的许多居民并没有做好同样的准备。他看到他的邻居们，一个月前还穿着名牌西装到处走动，现在却冒险进入小区郁郁葱葱的花园挖竹笋做饭。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最可怕的噩梦是检测结果呈阳性，并被送往方舱医院。一些方舱的条件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为“难民营”和“集中营”。

许多人分享打包清单和检疫提示：要带上耳塞和眼罩，因为方舱通常是像会议中心这样的巨大场所，灯光日夜通明；准备大量一次性内衣，因为那里没有淋浴设施；并带上大量卫生纸。一些检疫营的准备工作非常差，人们不得不争抢食物、水和被褥。

大量关于上海的绝望帖子使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在上周末陷入囤积狂潮。在北京，超市里挤满了人，一些杂货店的库存告罄。

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种严厉而昂贵的策略是否必要。周二，上海卫生局报告说，自3月1日以来，有超过20万个感染病例，其中9人病情严重，没有人死亡。官员们还没有处理关于老年护理医院的大规模感染和死亡的报告。

甚至一些“清零”政策的支持者也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当上海在4月4日进行全市范围的新冠测试时，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经过验证的微博账户上说，这显示了“中国的力量”。周一，他说他的母亲因新冠限制推迟了肾脏疾病的治疗，已经去世了。他写道：“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

这项政策仍然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上海的封锁和隔离措施还不够严格。一位风险投资家在微信上发帖说，他不会向不支持这项政策的创业公司投资。

这并不奇怪。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也没有工具来追究政府的责任，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政府的任何决定。

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跟随中国政府的提示，攻击批评新冠政策的人。他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将新疆的社会压制机制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遭受后果，但与武汉不同，没有大量公民记者或大型志愿者团体来帮助他们。

上海的一位商业顾问劳伦斯·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镇压没有触及他们时，大多数中国人选择忽略，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像许多人一样，他说上海发生的事情与消灭麻雀运动是一样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