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首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周三（3月23日）去世，享年84岁。
奥尔布赖特在11岁时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美国，几十年后，成为反对东欧大规模暴行的热心而高效的倡导者。她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她死于癌症，但没有说明她在哪里去世。
在奥尔布赖特之前，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领域几乎完全是男性的天下。在许多方面，她早年充满政治色彩的生活，促使她跻身国际政治的最高层，包括忍受纳粹和共产主义的镇压。
她是犹太人，全家在纳粹手中险些被灭门；1938年希特勒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他们就逃到了英国。
奥尔布赖特的几位亲属，包括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的三位，都死于泰雷辛施塔特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成为一名捷克外交官，他对共产主义持谨慎态度，担心自己会在1948年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后被捕。
这家人又一次逃到了美国。
“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能已经死了，”奥尔布赖特在很久以后说。
她说，她投身公共服务，是为了“报答我曾经是一个自由人的事实”。
她在外交政策机构中的地位上升，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的传统角色，以及她受到新生女权运动的影响产生的雄心，这一运动鼓励女性从事专业工作。
在女子学校韦尔斯利学院学习政治学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富有的报业继承人，并组建了家庭。当她的双胞胎女儿早产不得不呆在恒温箱中时，奥尔布赖特在医院里自学俄语以消磨时间。
后来，她成为了乔治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沙龙的负责人，并在波伏瓦学校轻车熟路地担任资金筹集人。波伏瓦学校是华盛顿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她的两个女儿就读于此。1976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公共法和政府学博士学位，师从同为东欧难民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他把奥尔布赖特请进白宫，担任他在国会的联络人。她是布热津斯基仅有的两名女性员工之一，在白宫西翼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办公，但奥尔布赖特喜欢与权力接近的感觉。
奥尔布赖特事业的最大机会，可能发生在1982年，当时她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她。虽然她一开始很伤心，但离婚协议使她成为了百万富翁。
她开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筹集资金，这使她成为了第一个竞选副总统的女性众议员杰拉尔丁·费拉罗的外交政策顾问，并在1988年总统选举中成为候选者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外交顾问，对他来说这场选举注定失败。
在为杜卡基斯工作期间，奥尔布赖特遇到了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曾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当时是阿肯色州州长，希望为自己在全国建立声誉。奥尔布赖特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克林顿获得了纽约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员资格。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时，奥尔布赖特领导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过渡团队，并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
“强硬的多边主义”
像许多二战一代的移民一样，奥尔布赖特认为，她的祖国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道德灯塔和“不可或缺的国家”。在许多美国人认为冷战结束，应该是美国政府关注国内问题的一个信号时，作为克林顿的联合国特使，她主张美国积极参与海外事务。
奥尔布赖特主张美国参与她所说的“强硬的多边主义（assertive multilateralism）”，而不是依赖美国成为全球独行侠。在联合国和国务院，她游说多国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挫败新一代的暴君，从海地到卢旺达再到巴尔干半岛。
曾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伊沃·达尔德说：“在保护人民免受独裁者和种族灭绝战争之害方面，奥尔布赖特代表了克林顿政府的良知。”
奥尔布赖特在电视镜头前显得很自在，是政府最有力的外交政策倡导者，与克林顿的第一任国务卿、谨慎而木然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和不愿在媒体面前露面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形成鲜明对比。
奥尔布赖特的强硬言辞赢得了大批崇拜者。1994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让海地被推翻的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前不久，奥尔布赖特向该国的军事统治者提出了一个选择：“你们可以自愿很快离开，也可以不自愿地很快离开。”
她最著名的金句是在1996年，当时古巴军方击落两架没有武装的民用飞机，导致机上四名古巴流亡者死亡。在一名飞行员吹嘘他的导弹射进了飞机的cojones(西班牙俚语，指睾丸)之后，奥尔布赖特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坦白地说，这不是睾丸；这是怯懦。”
有人批评说，奥尔布赖特的外交是“金句外交”。乔治敦大学前外交服务学院院长彼得·克拉夫 1999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这是“一种布道和伪善的外交政策”。
奥尔布赖特试图以行动支持自己的强硬言论，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之后。
在新成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强迫波斯尼亚穆斯林登上火车的场景让奥尔布赖特想起了大屠杀。国际社会和担心陷入越战式泥潭的克林顿，一开始的不作为激怒了奥尔布赖特。她推动采取了军事行动。
时任国务院情报部长的托比·加蒂，在1999年的传记《玛德琳·奥尔布赖特：20世纪的奥德赛》中告诉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多布斯：“她无法忍受在波斯尼亚问题上无所作为。她就像一匹不停地咬嚼子的马。她不停地说，‘我们必须做得更多。’”
在联合国，奥尔布赖特游说对塞尔维亚的阵地进行空袭。有一次，她问不愿介入的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如果我们不能派兵，那么拥有这支你总是在谈论的一流军队有什么意义？”
在回忆录中回忆起这一场景时，鲍威尔写道：“我以为自己会得动脉瘤。美国军人不是可以在某种全球游戏棋盘上移动的玩具兵。”
他指出，在当地有部队的欧洲盟友反对轰炸，并补充说，这种行动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政治目标”。
1995年6月和7月，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联合国的安全避难所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数千名平民，白宫的意见最终转向了奥尔布赖特的立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部队于1995年9月发动了第一次空袭，将波斯尼亚塞族人推向谈判桌上。
两个月后，由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斡旋的代顿协议，结束了这场估计造成10万人死亡的战争。
首任女国务卿
奥尔布赖特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以及她的好友、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力推荐，帮助说服克林顿1996年在女性选民的热情支持下赢得第二届任期后，将她提拔为国务卿。
她在美国参议院以99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被确认为美国第64任国务卿。国务卿在总统继任名单中排名第四。
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她很快成为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的主要鹰派人物。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曾下令在科索沃这个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省份进行血腥镇压。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担任捷克大使时，她曾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多年来，她一直抨击米洛舍维奇侵犯人权，这促使他在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中，质疑她对南斯拉夫的了解。
记者安·布莱克曼1998年为奥尔布赖特撰写的传记《生命的季节》(Seasons of her Life)中记载了米洛舍维奇与奥尔布赖特的交流。
奥尔布赖特反驳对方说，“不要说我一无所知——我曾住在这里。”
在《时代》杂志所称的“玛德琳的战争”中，北约在1999年的空袭最终导致南斯拉夫军队撤出，数千名阿尔巴尼亚难民回国。达尔德说，通过对抗米洛舍维奇，“奥尔布赖特解决了科索沃问题。”
米洛舍维奇被国际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但在审判结束前于2006年去世。
奥尔布赖特认为，稳定的欧洲是美国利益的核心，并相信华约成员国应该与西方结盟，以巩固柏林墙倒塌以来取得的民主成果。
经过六年的跨大西洋外交努力，奥尔布赖特帮助说服俄罗斯和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参议院允许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这可能是她最伟大的外交成就。
“引用一句中欧的老话，‘哈利路亚！’”奥尔布赖特在签字仪式上说。
她对该地区的贡献使她成为东欧的明星，促使她的密友、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建议奥尔布赖特接替他。她还对自己在国内的名气感到欢欣鼓舞。她在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的一场棒球比赛中投出第一球，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宣传美国的政策，以及宣扬让女性更多地参与政府事务。
隐藏的身份背景
玛丽亚·嘉娜·科贝尔（奥尔布赖特的原名）1937年5月15日出生在布拉格。后来，她的母亲给她重新命名为玛德琳，这个名字是从她小时候的绰号玛德兰卡演变而来的。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面临歧视和死亡，奥尔布赖特一家在伦敦生活时改信了天主教。
当《华盛顿邮报》 1997年报道这件事时，奥尔布赖特说，她的父母从未告诉过她自己的犹太背景。但批评人士想知道，一个热衷于研究捷克历史的学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对她的家族遗产一无所知?
她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我的父母是了不起的人，他们为孩子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我无法质疑他们的动机。”
她崇拜并效仿父亲约瑟夫·科贝尔。科贝尔举家迁往科罗拉多州后，在丹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并在那里指导了后来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
玛德琳·科贝尔十几岁时就因按字母顺序列出了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获奖。1959年，她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后没几天，就嫁给了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奥尔布赖特，这是她在《丹佛邮报》实习时认识的一位报人。
结婚20多年后，有一天他宣布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离婚条款中给她留下了乔治敦的房子、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370英亩的农场，以及在她加入克林顿政府时价值35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
当时40多岁的奥尔布赖特说，几乎完全独立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后来告诉 《华盛顿邮报》。大学毕业后，“从毕业到结婚这段时间，我都和室友住在宿舍里。”
她很快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乔治敦大学教书，并在PBS的一档外交事务谈话节目中锻炼自己的演讲技巧。她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华盛顿外交政策沙龙。
虽然她只有5英尺高（约1.52米），但她在教室和电视演播室吸引注意力的能力增强了她的自信和身高。1984年，当她担任费拉罗的顾问时，这位副总统候选人说，激烈的竞选气氛帮助奥尔布赖特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费拉罗在1999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没有人把她看作某人的妻子或离了婚的女人，而是把她看作专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一个官僚主义斗士
作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被认为是一位冷血的官僚主义斗士。尽管遭到了几乎所有成员国的反对，但她领导美国在1995年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连任。华盛顿方面认为加利不称职。
布莱克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国务院内部，奥尔布赖特从未完全信任过她的许多男性副手，他们都希望获得最高职位，并被确信在背后诋毁她。私下里，奥尔布赖特称他们为“白人男孩”。
需要时，她可以施展魅力。这在对付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时很有效，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是克林顿最坚定的敌人之一，也是联合国的激烈批评者。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奥尔布赖特访问了赫尔姆斯的家乡，在他的母校发表了讲话，并与赫尔姆斯携手合作，赢得了他对一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的支持，这是克林顿政府的另一个里程碑。
尽管如此，她的提议经常被不愿冒险的白宫否决，因为在白宫，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往往比奥尔布赖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1993年，美国为稳定非洲国家索马里的局势做出了灾难性的努力。次年，她呼吁干预卢旺达，以阻止对图西人的种族屠杀，但白宫工作人员和美国公众对此置若罔闻。
“该死，我们得做点什么，”她在一次电话中对着老板们喊道。但事与愿违，奥尔布赖特被命令否决联合国向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派遣多国部队的计划。
卢旺达的事一直困扰着她，她回忆起飞过杀戮场时看到的数百具尸骨，包括一个她后来说的“只有两英尺长，和我的小孙子差不多大”的尸骨。
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混乱中，一些批评人士开始将奥尔布赖特更多地视为一个守门员，而不是一个大战略家，但她说，这一说法并没有困扰她。
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她过于关注欧洲，而损害了亚洲的利益。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财政部率先应对了亚洲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
2001年离开政府部门后，她成为商业和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董事长。她回到乔治敦大学教书，并写了几本书，包括《布拉格的冬天》，这是有关她戏剧性童年的回忆录。2012年，她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
奥尔布赖特在世的亲人包括三个女儿：安妮、爱丽丝和凯蒂；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六个孙子。
奥尔布赖特很高兴地讲述了她的一个孙女是如何对她的辉煌事业印象不深的故事。
她的孙女注意到，继奥尔布赖特之后，接下来的三任国务卿中有两任是女性。她说：“麦蒂奶奶当国务卿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女孩才能当国务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