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作者Masha Gessen介绍了一群在俄罗斯开战之后逃离俄罗斯的人，他们都曾在俄罗斯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并且大多曾因参与抗议而被捕过。在他们离开俄罗斯之后，他们面领着账户被冻结，无处可去，以及被当地居民歧视等情况，但他们都在承受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世界，2月24日，莫斯科的伏努科沃国际机场是去边境以南度周末假日的出发点：包括去埃里温(亚美尼亚共和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巴库的人。在3月的第一周，随着普京的数万名军队进入乌克兰，伏努科沃机场挤满了焦虑的旅客，其中许多是年轻人。领取超重行李的队伍将巨大的出发大厅分成两半。这些人并不是去度周末的。

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个留着齐肩长发、戴着钢框眼镜的瘦弱年轻人坐在一个高大的柜台前。他通过耳麦告诉别人，“我在过去的一天里没有做什么，”他声音里的紧张多于歉意。“我一直在忙着搬家的事。我今天要飞往埃里温，然后走陆路。我明天就会安顿好，然后回去工作。”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航班后来被取消了。

我的两个朋友也原定于当天去亚美尼亚，结果飞了七个小时到乌兰巴托，接着又是三个小时飞到首尔，十个小时到迪拜，最后又用了三个小时到埃里温。我的朋友，一位知名的同性恋记者和他的伴侣，是自乌克兰被入侵以来离开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中的一员，据估计，总人数已超过25万。

从莫斯科出发，要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你可以发现新近抵达的人，他们有一种迷失方向的神情，用俄罗斯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被尘土飞扬的麻袋砸在头上。”

我在街上听到的谈话片段涉及可能的下一个目的地。伊斯坦布尔很容易去，但当地价格很高，而且没有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在土耳其只能停留两个月。

在一家餐厅露台的一张矮桌旁，一群二十多岁的俄罗斯记者查阅着他们的手机，寻找机票（“下周日去第比利斯还有两个座位！”“找到了！”）；他们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否仍能够登入他们的银行账户，因为这些账户被俄罗斯和西方的新限制措施所冻结；他们眼看着自己所知的世界消失了。

现在在俄罗斯被封锁的独立媒体机构正在删除自己的网站，并隐藏YouTube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以保护那些可能在新审查法下面临起诉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和国外，俄罗斯人正在清除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以保护自己和那些在反战请愿书上点赞或留言的人，甚至是发布那些仅含有“战争”一词的帖子，现在都可以被判处最高15年的监禁。

俄罗斯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弃儿：宜家、H&M和Zara的灯光正在熄灭。数十万人正在失去工作。

我的世界，也正在消失。

八年前，由于政府对我的家人的威胁，我从俄罗斯搬到了纽约，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留在了莫斯科。随着政治压力的增加，他们进行了调整。记者和学者们改变了职业。活动家们用慈善工作取代了组织运动。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相互开放的家庭社区，无穷无尽的共享美食，以及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我极度怀念这个世界，在新冠限制开始解除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去拜访那里。

现在，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离开了。长长的离别派对从一户延向另一户。当然，“派对”这个词是不对的，尽管的确有很多人在喝酒。当人们互相举杯时，他们还希望能再次见面。当他们向主人家敬酒时，他们是在向他们可能最后一次见到的地方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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