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的Eric Levitz发表评论，驳斥了在俄罗斯入侵后，国际关系中一个颇受瞩目的学派的观点，即美国指示的北约东扩是造成俄罗斯行为的主要原因。文中指出，即便北约东扩能够部分解释俄罗斯的行为，它不该成为一种合理化俄罗斯行为的辩解。人们在分析俄乌问题时，不该把解释和辩解混为一谈。

在日常的情况中，很少有人会觉得这点很难以理解。

例如，如果一个有酒瘾的亲戚来吃感恩节晚餐，一开始表现得很有魅力，很有风度，直到他喝了第八瓶啤酒。这时他让他未成年的侄子听他讲述在1996年左右，他去欧洲背包旅行时的色情故事，说“感谢我前妻心脏病发作”，然后对着土豆泥哭，同时呻吟着说他没有爱的能力。

大多数人会说，这个亲戚的醉酒能够解释他的行为，尽管这并不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如果沃尔特叔叔没有喝酒，他就不会毁了感恩节。但沃尔特喝醉酒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有资格破坏这个节日。

现在，让我们假设这位沃尔特叔叔并不是自己带啤酒来参加庆典，而只是恰好看到了瑞秋姨妈买的啤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是瑞秋带啤酒的决定导致了感恩节被毁，尽管瑞秋姨妈在道德上对这种悲惨的结果没有责任。

因此，即使沃尔特的家人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但他们还是可以做出决定，认为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在将来再次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会是明智的，比如，制定一个“感恩节不喝酒”的规则。

这种推理模式在应用于日常事务时并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性。然而，当人们把它应用于外交事务时，它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在911事件之后，一些人认为本·拉登所说的袭击动机可能是真实的，因而认定是美国军队在中东的干预在这场暴行中起到了因果作用，这些人经常会被指责为是为本·拉登的暴力辩护，以及（或者）把美国的国家悲剧推给它自己。

这种混淆解释和辩解的倾向，在当代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辩论中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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