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将至之际，采访了一些仍记得当年情景的人士。一些人认为这次访问是美国经过了精心计算，为了对抗苏联以及结束越战而进行的利己性访问。随着情况转变，两国的关系难以避免地改变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访问也为中国打开国门提供了一个机会。

半个世纪前，尼克松进行了一场创造历史的赌博。在一个寒冷、朦胧的二月早晨，他降落在北京，一个美国没有正式承认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首都，去见中国日渐衰弱的主席毛泽东。

尼克松宣称的动机具有宏大的愿景。1972年，拥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愤怒的孤立中煎熬，它的边境几乎对世界关闭。中国人民极度贫困，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文革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清洗和暴力有时更像是场内战。

尼克松是一个冷战鹰派，他多年来一直在污蔑政治对手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软弱，但他也开始相信，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必须包括中国。尼克松在1967年写道：我们不能把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它培育着它的幻想，珍视着它的仇恨，并威胁着它的邻国。

他的访问轰动了全球，并进行了电视直播。多年后，甚至为一部歌剧提供了灵感（注：指1987年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

然而，除了结束中国孤立的高尚言论外，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飞往中国也有着秘密的、利己的原因。由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非常糟糕，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基辛格和他的总统看到了一个外交机会，可以重新调整全球力量平衡。在他们的计划中，接受弱小的中国可以有效地让强大的苏联感到不安。他们希望这也能加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结束，因为北越领导人意识到是时候提出和谈请求了。

这其中的代价包括背叛一个盟友。尼克松准备好了与对岸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束外交关系，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败给毛泽东后逃到了台湾。1972年成功访问换来一份联合声明，即《上海公报》，其中美国“承认”“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并没有认同让共产党管理这个岛屿。

解密的美国访问记录显示，美国对这种利己的现实政治津津乐道。尼克松和他的亲密助手们计算着每一个举动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以及对总统的连任竞选带来的好处。他们感叹毛泽东和他的总理周恩来的高明和城府，尽管当时中国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件。50年过去了，中国领导人似乎在怀念这种毫无价值观对抗的外交，暗示它提供了修复处于困境关系的最佳途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1月27日的电话记录中显示，中国提到了即将到来的上海公报50周年，但没有提到尼克松的访问。王毅引用了公报中的一个条款，其中谈到要看清美国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差异。

他告诉布林肯，无论是1972年还是未来，和平共处的前提是每个国家避免任何“改变对方的意图”。中国传达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1972年创造了历史，那么所有的功劳都应归于毛泽东和尼克松冷静地权衡国家利益的能力，而不该是关于结束中国孤立状态的崇高言辞。

我们向还记得尼克松-毛泽东会晤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征求了意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时殷弘，在1972年2月时20岁。他对关于国际大家庭的浪漫愿景，是否打动了这二人持怀疑态度。

他说，毛泽东选择与尼克松会面并摆脱战略孤立，是为了对抗苏联的深思熟虑之举。时教授确信，尼克松的目的也同样不具感情色彩：是为了在中国不去填补地区真空的情况下让美国退出越南，并与中国结盟对抗苏联。

随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为1972年的教训很少能直接适用于今天。他担心，即使重新关注国家利益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和中国决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稳定，并且将各自的力量最大化。

非常不同的记忆打动了查建英，1972年时她还是北京的一名12岁的女学生。她的父亲，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关在劳改营。她回忆起那种破旧的、充满宣传的单调生活，以及对“也许我们的余生都将如此”的恐惧。现在在纽约工作的作家查女士说，尼克松从长期受排斥的美国来到中国，揭示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存在”，从而带来了第一丝希望。

意识形态、实用主义、惆怅感

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是基辛格的助手，他作为记录员参加了尼克松-毛泽东的会议。对他来说，这次访问既涉及宏伟的愿景，也涉及现实的政治。他说，如果说尼克松最初的想法是为了结束中国的孤立，那么基辛格起初关注的就是权力的平衡，那么这两人很快就有了和解的两个理由。

对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来说，声称上海公报主要是承诺了无视意识形态，是一种偷换概念。对他来说，公报的天才之处在于其艺术性的起草方式，它推迟了棘手的问题，如台湾的最终地位，同时允许尽可能的合作。

与此相反，尼克松代表团的外交官和首席翻译傅立民（Chas Freeman）认为，美国浪费了在1972年为台湾和大陆之间创造和平和解的机会。他敦促美国现在就推动台湾进行谈判和解，以避免战争，尽管他也承认中国统治者会收走台湾的一些民主自由。但傅立民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悲剧的。”

中国问题专家卜励德（Nicholas Platt）说，1972年，贸易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是事后才想到的，他是尼克松此行中的一名外交官，后来在美国的第一个驻中国联络处工作。

他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好奇心的力量”的驱使下，“那些更平凡的事项逐渐建立了关系”。

在1972年，把中国带出孤立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现在看仍然是这样。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好奇心正在消退。一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