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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文明程度在倒退,难怪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在恶化

Jennifer Rubi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作者发现,除了政治和文化危机,美国还面临着一场文明危机。早在疫情之前,美国人就变得更加易怒和狭隘,新冠危机甚至特朗普都只是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面对这样的危机,无论是指责特朗普、社交媒体、教育都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民众的自我反省。

Photo by Chris Curry on Unsplash 

如果政治是文化的下游,那么文化就是品行的下游。现在,美国就面临着一场品行危机,它通常被描述为文明危机。

《纽约时报》报道:“在疫情期间对1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一项研究显示,在2020年11月的时候,48%的成年人和55%的在职员工表示,他们预期美国的文明程度在选举后会有所改善,到了去年8月,对改善的预期在总人数中下降到30%,在职员工中下降到37%。总体而言,只有39%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的基调是文明的。”

研究还发现,“不必与客户打交道的人比那些需要跟客户打交道的人活得更快乐”,这是毫无疑问的。

把这一切归咎于新冠疫情或者特朗普都很容易,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这两者成为全国性灾难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早在2013年,就有研究警告说,“美国的文明程度正在持续的瓦解中,粗鲁行为正在成为‘新常态’”。

《2019年美国文明程度报告》发现,93%的美国人认为不文明是一个问题,68%的人认为这是一个 “主要”问题,74%的人认为美国的文明程度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不文明”指的是轻微的社会违规行为或者是粗言秽语,但这种解释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危机的严重性。航空公司的乘客攻击空姐,家长威胁学校教育局成员,顾客骚扰店员或购物者,这些都已成为普遍现象。学术研究还表明,工作场所的敌意也在增加。

专栏作家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多年来一直在发表文章,主题都是关于“随着和平、繁荣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变得越来越自恋,越来越自以为有权有势”这一问题。

我们变得不耐烦、自私、自满且越来越暴力,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疫情暴发之前,新冠病毒只是加剧了精神和压力相关疾病的激增,从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Photo by Jon Tyson on Unsplash 

我们的期望(我们要求即时、完美的服务,不论要求有多么不合理)不仅与病毒肆虐的美国格格不入,跟任何最佳状态下的社会都是不匹配的,航班会被取消,商店里的商品会卖完,运送物品总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对不便的承受力,就跟我们国家关注的焦点一样,变得越来越狭窄,并且这两者都因为社交媒体的刺激而变得更小了,每当特朗普和马乔丽·泰勒·格林(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商人,阴谋论支持者)被禁止使用推特时,就会出现一支同样具有攻击性的用户队伍。

家长对学校停课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该把努力宣泄在学校身上,这完全不公平。试想一下,如果学校在接种疫苗前继续授课,孩子们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事后诸葛亮和“我早就告诉过你”之类的谩骂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消遣。在他们看来,对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不应该产生什么不利后果。当政治领导人缺乏这样的洞察力时,媒体和公众就会被激怒。

当选官员应该在文明、宽容和体面方面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但请记住,懦弱的政客们往往随波逐流,他们竞相追随不正常的暴民,模仿公众的粗俗、无礼和暴力倾向,因此,受过常春藤教育的参议员听起来就像是愤怒的乡下人,竞选广告中,描绘候选人开枪射击的场景也早已司空见惯。

这要归咎于宗教信仰的衰落和令人厌恶的娱乐活动的泛滥。我们可以指责马克·扎克伯格,指责父母没有教育好孩子,指责教师没有教书育人,责备牧师没有好好传输信仰。但最终,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不能鼓起勇气自我约束,如果我们还是不愿意用同情心、公民意识、自律和理性来控制日常的互动,负责任的自我管理将仍然遥不可及。

除非我们振作起来,对自己和他人都提出更好的要求,并重新巩固基本的社会规范,否则民主和社会凝聚力将继续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