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Jaeah Le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深度报道，记录了一名屡次进出监狱和看守所，并且一直在假释期中徘徊的人的生活。通过这个人的经历，审视了美国假释制度中的不合理。由于被假释或刑满出狱的人无法取得许多证照，并且难以得到好的工作，他们往往被迫回到犯罪生涯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罗迪奥·范·布拉德（Rodeo Van Bladel）又开始有了熟悉的感觉。在圣罗莎的加州机动车管理局（DMV）的7号窗口，那个瘦小、秃顶的职员把罗迪奥的驾照号码打进了电脑，然后告诉他要等一下，他去查点东西。罗迪奥坐了两辆跨市的公交车，在早上8点办公室开门时提前排队，这段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开车的话只需要10分钟。他来是希望有人最后能告诉他，什么时候能让他重新开始开车。这种等待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办事员带着一个同事回来了，他递给罗迪奥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她说，罗迪奥必须给强制行动组（Mandatory Actions Unit）打电话，这是车管局的一个部门，显然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驾照的问题始于2017年6月，当时罗迪奥在圣昆丁州立监狱的服刑期即将结束，他的罪名是“可能造成身体伤害”（likely to produce bodily injury）：他打了一个人，因为他认为这个人在他的房子里打劫。在监狱里，他参加了集体治疗，并参加了有助于获得高中文凭的课程，自愿担任“有风险”年轻人的导师，并在油漆车间工作，每小时赚取1美元。
由于“好表现”的功劳，他的刑期从四年减到了两年，但他一直没能支付他大儿子的抚养费（他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他说他对他们没有政府规定的抚养义务）。账单每个月都会寄来，寄给他的囚犯号码和牢房单元。他在州儿童抚养机构的办案人员知道他的情况，但她告诉他，她无能为力。到2017年7月30日罗迪奥在监狱的最后一天，他说他欠下了9787美元。在他获释后的几个星期，他得知他的驾照因未能支付儿童抚养费而被暂停。
驾照是一个人在长期远离外界的过程中可能失去的许多基本财产之一，这个清单上还包括童年照片、内衣和出生证明，在你成为6尺乘9尺大小（约五平米）的牢房中的一个数字之前，这些东西能证明你是一个人。罗迪奥明白，他需要稳定的工作，以避免回到犯罪中去，更重要的是，不能被再次关进监狱，然而没有驾照或汽车，就不可能有工作。
罗迪奥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可能做到的事情上。即使在42岁并且刚出狱的时候，他也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身材高大，胸膛宽阔，有着跟他母亲一样微笑，两颗门牙之间有着同样的缝隙，修长的山羊胡在娃娃脸上投下了男性的阴影。朋友们称他为“野兽”，因为他以严肃的热情投入每一天。他说：“要么沉下去，要么游下去。我不是那种沉沦的人，你明白吧？”
为了拿回他的执照，他给他的办案人员打了电话并留下了信息。为了能稳定支付儿童抚养费，他就需要稳定的工作；为了获得稳定工作，他就需要他的驾照。这对于他在建筑行业获得一份工会工作的梦想来说尤其重要。工会的工作有更高的工资、福利和固定的工作时间，但工人通常需要有驾照和自己的车辆，以确保他们能按时上班 ，因为轮班时间可能早在早上5点半就开始了。
罗迪奥在离开圣昆丁监狱后一直在工作。首先，他利用自己在监狱油漆车间的经验，在两家装饰公司得到了临时工作。然后，当他能做到的时候，他就能连着做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的时薪约为20美元，足以支付他的手机账单，并当他借住在两个朋友，杰西和塔伦位于圣罗莎的蓝领社区的家里时，能帮忙买杂货并付租金。但是，他仍难以支付他每个月所欠的大约300美元的儿童抚养费。而且他不能总是在黎明时分搭车去建筑工地。如果说罗迪奥最讨厌的事情是上班时满头大汗地迟到，那就在跟六岁女儿的约会时满头大汗地迟到，而约会的时间和地点经常随他的前妻而改变。
大多数时候，他给儿童抚养办公室的信息都没有得到回复，但当他在外面呆了一年半之后，他似乎获得了进展。2019年1月，一个新的个案负责人同意释放他的执照90天，并让他前往DMV。从那时起，罗迪奥已经去了五次DMV。也可能是六次？每一次，办事员都告诉他有个问题：比如因未付的罚款；他的执照仍然被吊销；或者他被吊销的执照已经过期，必须更新。现在是6月，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封法官的信，其中清除了他的罚款，还有一封他的个案负责人的信，同意暂时停止停牌。他已经申请了更新驾照，并支付了费用。他甚至还参加了一次新的驾驶考试。如果他之前还没有准备好，那么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
罗迪奥拨通了纸条上的号码。“这里是加州机动车管理局”……他在入口处来回踱步，因为一个冗长的自动菜单引向了另一个，又一个菜单，最终又把他送回了第一个菜单。他挂断了电话。“这只是一个恶性循环。它根本是毫无进展。”
回到前台，他试图向一位接待员解释发生了什么。那人耸了耸肩，说罗迪奥只需要保持通话，直到有人接电话。罗迪奥问，那要花多长时间？接待员根据客户的抱怨猜测，大概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另一名接待员，头发染着红色条纹，目光呆滞，走了进来，问罗迪奥的执照号码。她快速扫了眼她的电脑屏幕，写了一张纸条，并指示他把纸条拿给7号窗口的办事员。上面写着，办事员需要打电话给发证单位，而不是强制行动组。不要把这个顾客送走。
在7号窗口，那个秃顶的办事员现在不停地按着圆珠笔，嚼着口香糖，从罗迪奥手中接过纸条，一边讪笑，一边举着纸条给旁边窗口的同事看。书记员让罗迪奥坐下来。几分钟后，他又叫他起来。他问，“那么，你今天要为那个事情付钱吗？”。
罗迪奥问，“付什么钱？”
“那两千块。”
“两千块钱？为了什么？”
“为了罚金。”
“我不欠任何罚款。天啊，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把我逼疯了。”
书记员停了下来，眯着眼睛看他的电脑。“你今天是来办什么事的？”
那些研究和体验狱后生活的人经常将它描述为另一种现实。诗人雷金纳德·德韦恩·贝茨写道：“在监狱里待一阵子，被释放到另一个牢房。回到了奥威尔笔下的自由。” 其他人称它为“平行宇宙”，“炼狱”，“流放”的地方。
罗迪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过日子的方法。每周至少有四次，他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到索诺玛县司法厅，一个由单调的建筑群组成的缓刑办公室和日间报告中心，这是一个为曾被监禁的人提供帮助的一站式地点，能帮他们找到住处、工作并获得药物成瘾咨询。罗迪奥的释放条件要求他每周与两名假释监督官（probation officer简称PO）见面，并参加两个课程（一个是愤怒管理课程，一个是戒毒课程）。日间报告中心也是这样的地方，如果他的小组被叫到化学测试队里，或者如果他的一个假释官认为有必要，罗迪奥就要在杯子里撒尿，以测试是否吸毒。他们总是对他说：“我希望看到你在外面过得好。”
虽然他没有车，但罗迪奥试图用他仅有的东西来生活。只有少数雇主愿意雇用有犯罪记录的人，而且更没有几个雇主会容忍你迟到或早退，只因为你有课或与你的假释官有约。但他背下了公交车的路线和时间表，以及穿过草地的捷径，这些捷径可以减少几步路。他在心里默默记下，要求获得公交车票（缓刑办公室每天发放两张），并在离开日间报告中心的路上多拿了几袋饼干和混合坚果。在一个黑色的背包里，他带了一个火鸡三明治、燕麦片、一瓶特大号的水以及手机、脚踝监测器和呼气测醉器的充电器。这个包的正面缝有“做出更好的选择”的补丁，是他女朋友送的礼物。他用得太多了，带子在接缝处已经磨损。
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一名律师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在美国，一个被监管的人，无论是作为监狱的替代方案（缓刑）还是从监狱释放的条件（假释），可能需要遵守多达30条规则，从模糊到“具体的很怪异”。这些规定包括遵守宵禁，不在枪支或任何看起来像枪支的东西周围，披露每月的银行账户报表，避免在其他有犯罪记录的人身边（包括家庭成员），钱包里的现金不超过100美元，保持工作，支持自己的家庭，在工作中使用刀具要得到假释管理员的批准，并且只能工作时或上下班途中携带这些刀子。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写道，这些规则的导致净效果是“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人们不得不在“未能及时报道的海妖和失业的海怪之间的狭窄海峡中航行。”更为尖锐的是，如民权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所写的那样：“今天，一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几乎没有比在监狱里获得更多的权利，而且得到的尊重，可以说比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或一个在种族隔离时期生活在密西西比州的‘自由’的黑人更少。”
罗迪奥有自己的比喻：这就像试图从河里的漩涡中游出来。无论你如何努力划水，水流总是把你拉回水中。时不时地，你面前会飘过一棵树，上面有一根低垂的树枝，让你抓住它。但树枝总是被折断。
在他令人沮丧的车管局之行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罗迪奥在迷迷糊糊中醒了过来。前一天晚上，一个叫沃尔夫的监狱老友邀请他参加一个小型家庭聚会；罗迪奥说，他们喝了很多酒，还互传一支大麻。现在他宿醉了，而且他的下巴和肋骨也很疼。他确信自己打了人，但不记得是怎么开始打架的。他记得他对两个警察大喊大叫，那两个警察在看着他试图摸鼻子和走直线之后，认为他已经喝醉了，并把他带上了警车的后面，他在那里昏了过去。当他稍后醒来时，这个地方的形状越来越熟悉：这里是位于圣罗莎市中心的索诺玛县监狱的收监室。他听到一个认识他的警长副手叫道：“范·布拉德？你在这里做什么？” 罗迪奥也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总是知道答案。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曾多次进出县看守所（jail）和州监狱（prison）。从广义上讲，监狱是指你在被定罪后被送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地方，而看守所则更像是一个驿站，是你因犯罪被逮捕后，在法院决定是否起诉或释放你之前，被安置的地方。
对于假释的人来说，这些分类是模糊的。当罗迪奥第一次接触到加州刑事司法系统时，如果他犯了哪怕是轻微的罪行或违反了释放的特殊规则，他就会被送回监狱，尽管这些违规行为对其他人来说并不违法。2011年，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加州颁布了改革措施，旨在缓解它过度拥挤的监狱，并改善假释制度，一个独立委员会认为这项制度是“浪费10亿美元的失败”。这种新的法律制度包括所谓的快速监禁：因小事（如在酒吧打架或在公共场合酗酒）而被抓的假释人员现在只要在看守所里呆上十天，它背后的想法是，短期集中的惩罚将阻止他们做出更严重的事情。看守所实际上已经成为小型监狱。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系统中，罗迪奥已经在监狱中呆了6年，在看守所中呆了19年。他遇到的许多法官在谈到看守所时，都认为这是第二次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理解这一点。他的刑期，即使所谓的“闪电期”有时也会变成几个月，但至少比他的监狱刑期要短。但是，他们是如此频繁，以至于最近他的生活感觉不像是一条通往自由或救赎的道路，而更像是一个迷宫，他所走的每一条路线都以某种方式回到了同一个死胡同。正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即使是在监狱里呆上几天，也足以破坏“就业”或使人们无法参加“重要的人生活动”。
有一次，罗迪奥因“向特定的维和官员提供虚假身份”而入狱，这是一项轻罪。他曾与制造并销售大麻油的朋友住在一起。他告诉我，“这事有点赚钱。”但有一天，实验室爆炸了，两个人被严重烧伤并送进了医院。当警察来问他的名字时，罗迪奥撒谎了。他们相信了他，直到另一名警官到来，并认出了他。
这一次，在家庭聚会之后，他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叫警察的人。不过，这也没有道理。他不相信警察。他为什么要联系他们？当他拿到一个电话时，他拨通了他女朋友的电话，让她用谷歌搜索他的症状。是有人给他下药了吗？他们会以什么罪名起诉他？
几天后，我去看守所看望了罗迪奥。他仍在努力拼凑起他进去的过程。他没有睡觉，没有刮胡子，也没有锻炼，他喜欢这样开始自己的每一天：举重，听音乐，忘记外面的世界。现在他感到很焦虑，就像有人在追杀他，尽管他说不出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想说。
他想过向他的假释官请求批准，搬出这个县。离开这一切，重新开始。但当他以前提问的时候，他的假释官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把头埋在一只手上，遮住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这双眼睛可以因兴奋而亮起，但当他情绪低落或退缩时，就像一团火被熄灭了。他隔着玻璃对我们说，“有时候，你只是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生活方式，无法自拔。”把看起来像泪水的东西憋了回去。
根据法庭记录，罗迪奥第一次被关进少年拘留所时，他才11岁，尽管他坚持说当时自己只有8岁。他告诉我，他和一群朋友向窗户扔了几块石头，当警察来时，他们就跑了。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然后他就能回家找他的母亲了。他们住在俄罗斯河附近的一栋黄色小房子里，河流沿着加州北部的葡萄园、松树林和农场在破败城镇之间延伸到太平洋。这个地方吸引着寻求逃避或重新开始的人们。
罗迪奥的母亲托米来自纽约，途经北卡罗来纳州。她是一个非裔美国人，自称是花孩（即60年代的嬉皮士），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期间坠入爱河，并跟随着她的爱人向西走去。有一天，当爱人把她推下楼梯后，她收拾行李，和罗迪奥一起搬到了河边。他们不大谈论他的父亲，所以罗迪奥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于街上的传言：帮派成员、吸毒者、暴力分子。
托米在当地一家酒吧当保镖，学习武术，既是为了好玩，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她总是怂恿罗迪奥举起他的小拳头，在客厅里和她比试：拳击、泰拳、柔术。她常对他说：“永远不要怀着害怕过日子。”有些晚上，当她工作到很晚的时候，罗迪奥在酒吧外面的车里睡到关门，然后他们搭车回家。有些时候，当她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或因酒后驾车等轻罪而入狱时，他就会饿了，爬到厨房柜台上，吃橱柜里他能拿到的任何罐头食品。
我们很容易认为罗迪奥的生活环境：破碎的家庭、单亲母亲、贫困、暴力，让他的入狱之路变得不可避免，这甚至是一种成长仪式。但这就太简单了。尽管他经常希望他的生活能有所不同，更容易一些，但其中有些部分也是他所珍惜的。午后，唱片机里传出摇滚乐队Fleetwood Mac和感恩而死的音乐，他妈妈在弹钢琴。他叔叔带他第一次打猎的那天，他打了一头野猪并剥了皮，并从此爱上了野外生活。圣诞节，妈妈做的绿豆砂锅，在他从树林里砍下的一棵树下包裹的小礼物。
就在他进入少年管教所的第一天的几周后，罗迪奥开始从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在他为了撬开牢房的门而弄伤双手的几周后，在法官宣布他成为法庭的监护人的几周后，在辅导员以怜悯和不屑的口吻告诉他，他是唯一一个仍不明白，自己已经永远回不到家的人几周后。直到那时，罗迪奥才开始相信他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小疯子”。因此，无论法院把他放在哪里，无论是少年拘留所还是集体宿舍，他都跑了。
他从尤凯亚的Trinity学校，从圣胡安包蒂斯塔的加州青年之家，从普莱森顿的Chrysalis之家，利弗莫尔的Chrysalis，佩塔卢马的新生活团体之家（注：各个位于加州的管教设施或福利院）都跑了出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搭便车，在50或100或150英里的范围内乞讨，他总是会回到那栋黄房子，回到妈妈身边，直到警察抓住他，把他拖回法庭。他知道他不应该跑。但他还是跑了。
在他18岁生日的时候，罗迪奥开始闯入住宅，偷东西卖，比如珠宝和枪支，还有吃的东西。有时，他和一些人在湾区转了一圈，盯上了支票兑现点和711便利店。他说：“当你从停车场买了一辆二手车，并以一半现金、一半大麻、一半可卡因或其他方式进行交易，然后你开车离开，没有驾照，没有保险，回到一个你实际上没有花钱租的公寓，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幽灵。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亡命之徒。”
罗迪奥在被判定犯有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罪后首次进入州监狱。1995年，一位邻居抓到他和另外两人从加州彭格罗夫的一所房子里偷了一块白色毛皮地毯和其他贵重物品，并把它们装进他们偷来的汽车里。他在NA Chaderjian青年管教所（又称CHAD）开始服刑，并在科科伦监狱结束服刑，这座监狱也曾关押过查尔斯·曼森（著名邪教首领，策划谋杀了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莎朗·塔特）和索罕·索罕（刺杀了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入狱的头三年里，他每周都会给他妈妈打电话，此后每次入狱后也是如此。
争斗让他心烦意乱，不管是别人惹他的争斗，还是他惹别人的。在CHAD，狱警让年轻的囚犯在一个有摔跤垫的破旧浴室里打架，这里被称为“健身房”。罗迪奥赢得了“山谷男孩”和“乡村杀手”等外号。在一次腰旗美式足球比赛（不需要扑倒，只需要抢走对手别在腰间的旗子就算拦截成功）中，他殴打了一个扑倒他的孩子，之后被转移到科科伦监狱。
有一段时间，罗迪奥说他被单独监禁，看守们再次上演了囚犯之间的定期争斗。“你到了一个地步，对一切都麻木了，然后愤怒会由此开始沸腾。” 在院子里的一次混战后，他的第一个狱友大山米给罗迪奥起了个外号，这个外号一直沿用至今：Afa，是一个萨摩亚短语的简称，松散地翻译为“半血统”，或“疯狂”。经过联邦调查局的长期调查，1998年2月，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了科科伦的八名看守，罪名是各种虐待行为，包括强迫囚犯像角斗士一样打架。（他们后来都在审判中被宣告无罪。） 同月，罗迪奥首次被假释。
罗迪奥诞生于1976年，接近大规模监禁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美国监禁人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快。尼克松政府的“反毒品战争”刺激了第一个高潮，随后严厉的判刑法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美国的监狱人口在1975年至1985年间翻了一番，到1992年又翻了一番。
当罗迪奥在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科科伦时，仅在加利福尼亚州，被假释的人数就增加了10倍，从1980年的大约1.1万人增加到11万人。而其中数千人违反了假释规定，又回到了监狱。这一趋势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纳森·西蒙等犯罪学家感到震惊，他当时描述了一个“不断收紧的反馈循环”，其中“没有犯下特别暴力罪行，但声名狼藉的罪犯”现在陷入了“最初从监狱释放和不可避免地重返监狱之间的临时空间”。
每次罗迪奥从监狱被放出到假释，他都是抱着良好的期望开始的。他说，“我的想法是，我要好好干，找份工作，我会出去拿几份工作申请。但我不知道如何填写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我没有社会安全卡。对我来说，填写一份申请，是一整套过程。要到县政府办公室去。拿到钱。做所有这些初始步骤，对吧？” 他所提交的大多数申请都没有得到答复。
他说，有一次，一家管道公司在他对“你是否曾被判处重罪”这一问题勾选 “否”后对他进行面试。当经理问及他工作经历中的空白时，罗迪奥撒谎说他请假照顾生病的家人。他得到了这份工作。但在他上班的第一天，背景调查结果出来了，他的老板让他提前回家，说他们会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给他打电话。他们从未联系他。
有一次，在他参加了一个囚犯消防小组后，罗迪奥说他的小组的队长同意为圣罗莎消防局写一封推荐信。但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因为紧急医疗技术员执照是消防员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前重刑犯在法律上被禁止获得这些执照。由于这种许可限制和背景调查要求，前囚犯被阻止从事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这些要求随着国家对犯罪的严厉政策而倍增。
因此，罗迪奥从事零工，往往是那种让他的身体疲惫不堪、指尖刺痛的工作。建筑是他的主要工作。铺设钢管，连接水管，泵送并浇筑混凝土。他在昆西、霍普曼克等夜总会当过保镖。他在Big O轮胎公司修理轮胎和刹车。他还洗过盘子。有一年，他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当厨师助手，因为老板认识他妈妈。冬天，他在捕蟹船上工作。他每小时挣8.25美元到20美元，这取决于雇主。但这些工作很少持续下去，在这之间，犯罪的诱惑很难被忽视。他说，“我心里有人说，去他的，我现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说我想要一块砖头，”他指的是要卖的可卡因砖。“然后我可以再打七个电话，到今晚五点，我的口袋里可能就有五千美元。我大概能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并在警察问‘你在干什么’之前把钱攒起来。” 罗迪奥认为他可以在警察发现之前退出交易，但很少有这样的结果。“钱来得太快了。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
现在回想起来，他认识到自己的正面想法是如何演变成错误的。比如说在1998年，在从科科伦出来后的第五个月，他去了一个射击场，收银员在听到罗迪奥提到服刑的事后报了警。警察等着看他打了一发点45口径的子弹，然后就以持有枪支的罪名逮捕了他，这对有前科的人来说是重罪。一份缓刑报告称，“被告不认为去一个‘受控环境’发射枪支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希望法院考虑到他非常年轻，并且有很多社区支持。被告希望不要长期服刑，并意识到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因此被判在州监狱服刑两年。
或者在2000年的时候，假释官突然出现在他的房子里，发现他的车道上有一辆新车和一辆摩托车，罗迪奥说，“里面还有价值7000美元”的外来宠物“鸟、两条蛇和一只大蜥蜴”。在监狱里，他读了一本关于爬行动物的书，“该死，那东西让我很感兴趣”，以至于他后来参加了大专的爬虫学课程。他说，拥有外来宠物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地位”。假释官询问他如何负担得起他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证明钱从哪里来是违反假释规定的，尽管她最终逮捕他是因为他没有汽车保险证明，即所谓的“未能证明经济责任”。法院最终驳回了这项指控，但这是在他进了看守所三个月之后。
或者在2002年，当他因殴打他人而被捕时，经过深思熟虑，法官表现出一些宽大的态度。他没有把罗迪奥送进监狱，而是命令他住在一个福利院，并向假释监督官报告。法官说，“范·布拉德先生，说实话，你持续为法院提出一个难题。你很会说话。你的身体状况显然是非常健康和良好的。你被你的假释官描述为一个阴谋家和操纵者……我真的不知道……在某处，不知何故，我真的相信你有天赋，你有能力，你不是那种邪恶的人……是那种最终可能帮助其他年轻人改正的年轻人。”罗迪奥后来从福利院潜逃了。在他被抓后，他的缓刑被撤销，他最终在州监狱服刑一年。他错过了他第一个儿子的出生，以及他所有孩子的学步期。罗迪奥认为，在某一时期，他的错误成为了一种选择。
2001年，随着美国入狱人数的不断攀升，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从监狱到家庭的旅程的文件。心理学家克雷·哈尼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囚犯正在遭受惩罚性的隔离和“前所未有的长期社会剥夺”。禁闭的心理压力可能“使囚犯无法融入自由世界”，他接着说，后果包括身份感受损、易怒、攻击性、焦虑和恐慌、无望、慢性抑郁、幻觉和自杀意念。
罗迪奥告诉我，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天空中有一道奇怪的光。第一次，他和他当时的妻子以及一个朋友在外面抽着烟。他们开玩笑说，那是一个飞碟！然后那道光越来越大，直到罗迪奥说，它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罗迪奥告诉我，“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我没有说出来。”还有一次，他误以为那道光是北极星。“我遇到过很多情况，特别是在监狱里，有生命危险的情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没有话语权，只是彻底地无助。”
一天晚上，当他躺在床上看一个关于超自然现象的节目时，这种不安感再次笼罩了他。他想，有人在我身边，我不是一个人。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进杰西和泰伦的卧室，但没有看到任何人，他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老兄，你在胡思乱想。冷静一下吧。
当我们坐在一辆市内公交车的后面时，罗迪奥向我转述了这些经历。他总是坐在公交车的后面，这与他喜欢沿着杂货店的外围购物，背靠着墙的原因相同。在他成长过程中，大人们经常提醒他，生命是短暂的，有一段时间他坚信自己不会活过20岁。他的许多朋友要么还在监狱里，要么出狱后与毒瘾作斗争。有些人被刺死或被枪杀，或死于服药过量。
在他40多岁的时候还能活着，感觉是个奇迹，他认为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珍惜每一个逝去的时刻。在圣昆廷监狱，在名为“内省花园”的集体治疗和重返社会的支持计划中，他与其他囚犯和志愿者谈论了他的生活经历。“我会走过H单元院子外面的花园，一只蝴蝶会飞过，或者一只蜥蜴，我就会有这种清醒的时刻，比如说，生命。这很重要。” 他想到了他的女儿和儿子们。“这真的是灵光一现。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暴力，疯狂、混乱和邪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是在为她和我的儿子们制定同样的模式。”
到了圣昆廷监狱之后，罗迪奥开始了一段新感情，这是一个老朋友，在他蹲监狱时曾给他写信。她叫阿莱克西斯，他称她为为阿莱，她是一个鱼素主义者（注：一种素食主义，除了鱼外不吃任何肉类），教普拉提，晚上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同时学习成为一名牙科保健医生。罗迪奥钦佩她追求目标的方式，钦佩她能够让他好好生活，并让他敢于尝试新事物，比如金针菇和一起跑耐力赛并且平衡支票簿。每周一次，他到河边看望母亲，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和点心，他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叙说过去的岁月。他给他的儿子们打电话。他与女儿在公园约会，或在家里看电影。
他告诉自己，再也不能回去了。即使当工作枯竭，他盯着钱包里剩下的一美元钞票。即使当他在一天没找到工作后回到家，在马桶上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正在尽最大努力正确地生活，因此感到很轻松。他在街上遇到警长副手，他们没有逮捕他，而是和他握手，问他怎么样。一个人甚至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垒球队。
但是，他很难从小小的挫折中重新站起来，很难写一封电子邮件，坐在工作面试现场或在麦当劳排队，即成为正常人。他经常做噩梦，在冷汗中醒来，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它扰乱了你的神经系统。你懂我的意思吗？”
在大麻油大火后，罗迪奥在监狱里待了两个半月，期间阿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一个邻居发现托米在她的公寓里昏迷不醒，于是叫了一辆救护车。她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但从未告诉罗迪奥。癌症已经恶化。托米要求见罗迪奥最后一面。罗迪奥得到了一个听证会，要求允许他探望母亲，但他说检察官办公室反对他的请求。他回忆说，“我向法院扔了钱，说，‘如果你能让他们陪我一起去，我会支付两三名警官一天的工资。’他们让索诺玛县警长办公室的发言人在法庭上站起来说，’我们不会接受他提供的任何东西，他的毒品钱，他的不义之财，他说的或提议的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想让我听起来很过分。我当时说，‘好吧，首先，这真的不是我的钱。是我女朋友的。她是个正直的人。’他们就说，‘我们不想要它。没有人会要它的。’”
罗迪奥说，法官在做出决定之前宣布休庭，他回到牢房后以为自己的请求被拒绝了。但后来警长拿着钥匙来了。法官已经决定让他离开。两名警长副手护送罗迪奥去了医院。阿莱当天在脸书上写道“我回到家，试图鼓起勇气告诉托米妈妈，法庭上并不顺利。
令我惊讶的是，我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她高兴地哭着告诉我，她的宝贝儿子站在她的房间里。” 一条蓝色围巾绑住了他母亲的长波浪形头发。穿着成人拘留所印制的灰色连衣裤的罗迪奥，靠在她瘦弱的手臂上，把脸埋在她的脖子后。几天后，她去世了。
美国假释之父泽布伦·布罗克韦（Zebulon Brockway）曾写道，他的监狱长生涯是从打扑克输了之后开始的。19世纪中期，布罗克韦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长大，他在自传中描述自己是一个被“宴会和嬉戏”吸引的不羁少年。他曾因“公开不服从命令”和逃学而被学校开除。在扑克游戏中，布洛克维输掉了自己所有的钱和借来的40美元，但他很幸运。胜利者归还了他赢来的钱。他写道：“那晚的经历永远地结束了我对一切基于机会游戏的参与。”
根据犯罪学家亚历山大·皮肖塔的著作《仁慈的镇压：社会控制和美国教养院-监狱运动》（Benevolent Repressio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American Reformatory-Prison Movement）中的阐述，后来，作为纽约州北部艾尔迈拉劳改所的监狱长，布罗克韦精炼了他所宣传的更人道的惩罚方法。他认为，通过教育、宗教、军事纪律和医疗的结合，他可以培养“基督教式的绅士”，并“保护公众免受未来的犯罪行为所苦”。
布罗克韦和他在艾尔迈拉的同事利用犯罪史、工作记录和态度等因素决定哪些囚犯有资格参加美国的第一个假释计划。假释犯必须遵守三条通用规则：在雇主那里呆六个月；每月提交一份报告；以及以“诚实、清醒和体面的方式行事，避免低级或邪恶的交往，并戒除饮酒”。布罗克韦开放让人参观他“山上的大学”（指一个范例），解释他如何帮助他的学员成为“守法的公民”。他被誉为“先知”，为“美国的犯罪和刑事司法危机”发现了“最后的改革灵药”。
十年后，纽约州慈善机构委员会透露，布罗克韦曾对他的囚犯进行鞭打、单独监禁和心理折磨。调查发现发现艾尔迈拉监狱的狱警被对谁能获得假释以及何时撤销假释做出了任意的决定。皮肖塔报告说，他们认为黑人“在生物学上、心理学上和道德上都是低劣的。因此，比起他们的白人狱友，他们更不可能得到拯救。”
皮肖塔总结说，布罗克韦的假释概念（以及他的声誉）不仅在丑闻中幸存下来，而且“使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走上了一条错误的改革之路”。此后，假释又经受住了许多轮的争议和批评，无论是否有道理。历史学家大卫·罗斯曼写道：“每当对‘犯罪浪潮’的恐惧席卷全国时，或者每当发生特别无意义或悲惨的罪案时，都会将其归咎于一个太急于让“坏”人假释的系统。
到20世纪80年代，刑事司法官员正在辩论是否应该继续假释系统。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西蒙的话说，它“在缺乏对控制的定义以及如何实现控制的积极想法的情况下，继续混了下去”。相反，随着美国监狱人满为患，假释扩大了范围。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州采用了药物测试、风险预测模型和罪犯记录的计算机数据库，以帮助实现决策的自动化，而这些决策以前是由假释委员会和官员决定的。西蒙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是一个帮助囚犯最终作为有生产力的公民返回社区的系统，现在却成为对“被定义为有内在的、不可挽回的危险”的人进行监禁的延伸。
今天，有450万美国人生活在假释或缓刑监督之下，是监狱中人数的两倍多。根据人权观察，2017年，20个州的监狱收监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违反假释规定，往往是由于公共秩序方面的罪行，“如扰乱秩序或拒捕，轻度攻击性行为，入店行窃和毒品犯罪”。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违反规则而被关进监狱的人。
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他去车管所的一个月后，罗迪奥从一个俯瞰高速公路的木板小楼里走出来，戴着一条有两个吊坠的项链，一个是属于他母亲的非洲玉石做的，另一个是用黑玛瑙做的，里面有她的骨灰。他说：“所以我走到哪里，她都会跟着我。他刚刚在日间报告中心会见了一名辅导员，并接受了毒品测试。”
当他因谎报身份而入狱时，罗迪奥请求假释官允许他搬到一个过渡教习所，希望这可以帮助他解开酒瘾。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交型的饮酒者，是那种相处起来很有趣的人。但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怎么会越喝越多的。下班后，为了减轻负担，他去喝一瓶啤酒，然后在酒吧里又喝了几轮，然后，当他的恶梦持续不断时，他靠喝酒来入睡。他问阿莱，她是否认为他喝了很多，“她说，‘宝贝，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喝得多。’”
在两个不同的过渡教习所呆了六个月后，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搬回杰西和泰伦家。他的假释官同意了，但又附加了一些新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罗迪奥最终要带着呼气测醉器、脚踝监测器和并每周出席戒瘾课程。罗迪奥试图对这些课程持开放态度。他们一开始通常很无聊，因为没有一个刚出狱的人愿意谈论他的感受，但当角色扮演开始时，他们变得有趣了，当你看到一个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的人盯着一个脸上有纹身的名叫布鲁特斯的人的眼睛说，“嘿，苏西，你是个好女孩。我很欣赏你。” 一段时间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些课程帮助他理解了自己为什么“搞砸了”。
有那么几天，罗迪奥几乎开始感激假释了，这些规则给了他有规律的生活。他甚至发现他的假释官，那个被人称为硬汉的人，一个随时能把人扔进监狱的人，虽然严格，但也是公平的。这位警官最近向他承诺，如果他“表现良好”，他将推动罗迪奥在三年期满之前解除监管。
不过，这一切的负担还是会让他感到不安。当我们离开日间报告中心前往街对面的缓刑办公室时，他背包上的一条带子被扯断了。他打了个结，把它甩到肩上，继续前进。他说，“我在这一切结束后的最终想法是，如果我失败了，那是因为我允许自己失败。但是，如果我在这些人要我做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失败了，那么我将回到犯罪中去。最终，我将不会，失败再失败。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在街上无家可归，饿着肚子。”
在缓刑办公室，罗迪奥的假释官不在，所以他填写了一张“过渡表”，确认他按要求来了，并列出了他今天的计划。我们去了福利办公室，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更新他的食品券，然后走到公交车站准备回家。这一天才过去了四个小时，我们都出了一身汗。
在我们等待公交车的时候，罗迪奥嚼着混合坚果，谈论着即将到来的一周。他想离开搅拌混凝土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找到更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老板达伦没有给他加薪。不过，他觉得自己对这种人有忠诚感，因为他在没有人愿意的雇佣他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机会。最近，当地油漆工工会的朋友鲍比提出帮他在自己的公司找一份工作。鲍比说，罗迪奥所要做的就是去工会大厅，交100美元的费用，然后宣誓就职。
事实证明，鲍比错了。报名费接近5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阿莉提出向他借钱。她总是对他说，“我知道你不会赖账的，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但她已经花了几千美元来支付他的电话费、一起出去吃饭和他母亲的葬礼费用。他决定继续坚持做建筑。这时罗迪奥已经拿回了他的驾照，所以他还打算找一份为山姆出租车公司开车的第二份工作。他还没有忘记那些能从匆忙的顾客那里赚到大笔小费的捷径。
他仍然需要一辆车。达伦提出以不到1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一辆破旧的本田车，并承担它所需的维修费用，以换取一周的无薪工作。罗迪奥说，此后他给达伦发了几次短信，但达伦回复说他很忙，稍后会回电话。
一辆市内公交车停在了站台上。罗迪奥跳上了车，但当他打开钱包时，他发现自己只有县内的公交车票。他忘了在缓刑办公室里要市内公交票。他问司机，下一辆县里的公交车什么时候到。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考虑是否该继续等待，还是在高温下走40分钟。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人经过。他说：“通常是每小时一班。大约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 我们决定步行。当我们离开公共汽车站时，罗迪奥包上的另一条带子又断了。他说，“哦，看看这个。就是这种日子！”把他先前系的第一条带子斜背在背上，我们继续前进。
那年秋末，我又见了罗迪奥几次。他没做成出租车的工作；他做了一天的试工，但调度员没有让他去接过一次客人。由于租车一天要花100美元，罗迪奥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不过，他的精神很好。他在工作，在某人的花园周围建造一道混凝土墙，并在考虑该给他的女儿和阿莉买什么圣诞礼物，以及如何在12月10日度过他的43岁生日。他的母亲去世后，他得到了他的祖父传下来的遗产，他的祖父是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牧师和屠夫，罗迪奥在小时候就见过他。
然而，一个月后，也就是2020年1月，罗迪奥因在公共场合酗酒被捕，并被关押了近两个月。他消沉了。我计划去看望他，但后来阿莉给我发信息说，他让我不要来。他在三月初出狱，却发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因为疫情而关闭了。
从看守所到在家隔离，感觉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像许多政府大楼一样，缓刑办公室暂时关闭了，这意味着罗迪奥不再需要亲自向他的假释官报告，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提交药物测试，尽管他仍然通过电话来接受检查。他加入了一个朋友的业务，为少数希望扩建房屋的富人客户进行装修。但是，当野火季节到来，天空中充满了浓烟，这些项目都泡汤了，罗迪奥又回到了临时工作岗位上。他熬过了这一年的剩余时间，没有被送回监狱。2020年11月，他的县监督期结束。阿莉请他在一家牛排和螃蟹餐馆吃饭以示庆祝。
当我在2021年9月再次见到罗迪奥时，他已经脱离假释期将近一年了。他已经搬出了杰西和泰伦的家，搬进了自己的房子，一个不大的两居室，有一个车库，他把他的健身器材和他妈妈的旧钢琴放在那里。他在厨房和卧室里种满了植物，并在另一间卧室里摆放了毛绒玩具，以备他女儿来过夜。在与女儿的母亲发生争执后，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正在考虑将房间租出去。后院里有玫瑰和黑莓丛。两者都在夏天的高温下萎缩了。
在我探访的那个早晨，我们一边听着他的手机播放等待音乐一边聊天。罗迪奥正在打另一轮电话：他需要更新他的医疗保险，对他不再骑的摩托车的保险账单提出异议，并重新签发房租的汇票，他的房东告诉他，房租被一个有毒瘾的家庭成员拿走了。他最近在一家树木服务公司的工作结束后，罗迪奥又开始找工作。他刚刚申请了一家建棚公司，他的朋友谢恩在那里担任生产经理，这家公司提供假期、养老金计划，并为达到流水线定额的员工提供奖金。
我们开着他用遗产钱买的一辆二手卡车出发了。（最近，泰伦在一次车祸中受伤，需要有人送她去看医生。罗迪奥同意开车送她去，并帮她办点小事，只要她愿意支付汽油费。在路上，他的电话响了。是谢恩打来的。罗迪奥已经被批准参加第二天中午的面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