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中负责亚太问题安全顾问的Matt Pottinger和前副国务卿David Feit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大数据，而中国对大数据问题的关注远超美国及其盟友，并早已在国家安全层面考虑了这个问题。但美国至今仍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战略，以阻止中国获取美国的数据，因此需要尽快赶上。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拜登总统在11月1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的峰会上承诺要与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简单、直接的竞争”。然而，北京已经在一个关键领域击败了美国及其盟友：数据。

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算法、经济实力和国家力量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数据的源泉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健康记录和基因序列，我们的在线习惯，我们企业的供应链流程，由手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所吞噬的数兆字节的图像。

21世纪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将需要保护和利用这些数据来实现商业、技术和军事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获胜，而西方甚至几乎没有参与。

通过最近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经纪人。北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通过将中国的数据与世界隔离开来，对全球数据流动行使新的治外法权，同时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将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置于法律困境中，并且吸收其他国家的数据。

中国领导人知道，即使只锁定代表约14亿人的模式和行为的中国数据，也会帮助北京阻碍它在全球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

拜登政府已经谈到了数据在美国与中国竞争中的重要性。但明显的战略仍未出现。这威胁到美国人的隐私、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未来的全球地位。这将是2022年对美国中国政策的一个重大考验。

在美国政治家越来越关注美国科技巨头对大数据的收集和潜在利用的时候，华盛顿对大数据在北京计划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被利用来实现这些计划的方式视而不见，令人困惑。

更令人困惑的是，美国两党也在意识到北京利用其他美国资源并武装自己的各种方式，比如我们的资本市场。

现在，华盛顿终于开始（尽管是不太稳定的）避免自我毁灭式地让美元流向中国军事和全球监控机构。虽然这类措施仍然需要大幅扩大规模，但至少决策者现在有一些工具来遏制北京轻易获取美国资本的问题。

但在数据问题上却并非如此，中国政府认为它有一只自由的手，而西方国家过于分心或无能，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反应。中国领导人正在思考和行动。

2013年，中国领导人宣布：“数据是新的石油，是本世纪最为珍贵的财产。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自那时起，北京一直在建立框架，以确保大量积累的数据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利益服务。

2017年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宣称，党有权力获取中国网络上的私人数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与华为等海外中国公司有关的数据。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地颁布了一套新的法律，首先是9月的《数据安全法》，然后是11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法律更进一步，不仅要求获得私人数据，还要求对数据进行有效控制。

这对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中国数据不仅必须留在中国，并且可以被国家访问，而且中国政府现在要求控制这些公司是否能将这些数据发送到自己的总部的行为；比如发送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实验室；或者发送到提出执法或监管要求的外国政府。

北京的新法律可能会让遵守数据相关的对华制裁法规的公司成为罪犯，比如关闭与人权暴行有关的中国实体的银行或云服务。在这些情况下，外国公司可以遵守美国法律，也可以遵守中国法律，但不能同时遵守。

这类法律的影响是明显的。特斯拉、苹果和其他公司选择建立专门的中国数据中心，有时会与中国国家实体合作，以免失去进入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机会。高盛公司面临着禁止向其美国总部发送备忘录的压力。

北京最近的行动是对其长期以来购买、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从全球各地获得数据的行为的进一步加强。北京黑进了跨国公司的数据库。它在外国大学和公司实施“人才招聘”计划。它收购外国公司，如一家意大利的军用无人机制造商。它在硅谷等开放的外国市场资助自己的数据驱动型初创企业。

这种做法是赤裸裸的非互惠性的。它依赖于对外国数据的访问，同时拒绝外国人访问中国的数据，而且似乎认为外国政府不会做出回应。美国毕竟没有全面的联邦数据治理方法，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主要侧重于消费者隐私。

美国和盟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制定限制战略数据流向中国的办法？就目前而言，拜登政府的答案是：有可能。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今年夏天说：“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大数据视为一种战略资产，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

这是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但从官方对峰会的解读来看，数据在拜登与中国讨论的议程上似乎并不占重要地位。

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策补救措施是空洞的，也是不充分的。

6月，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支持一个新的监管程序，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跨境数据流动。但这个新程序还没有投入使用，即没有针对中国的无人机、中国对美国数据中心和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访问，或其他潜在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和贸易谈判代表在数据问题上的参与，主要是与欧洲监管机构就美国科技巨头的隐私规则进行激烈争吵。然而来自北京的更大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

好消息是，如果民主国家齐心协力，他们可能会比北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因为北京明显的偏执使自己的进展变得复杂。

最近几个月，中国领导人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私营科技巨头进行了打击，迫使它们将其数据库交给由国家控制的第三方。这种打击有助于抹去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现在这些公司不再控制他们的数据，将使他们的创新能力下降。

但是，依靠中国专制主义的过度扩张来维持美国的优势并不是真正的战略。

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将从国内开始，实际（和有力地）执行拜登政府6月的行政命令。这将包括阻止或解除大量敏感的美国数据流向中国的安排，无论是通过医疗记录、手机应用程序还是其他渠道，所有这些目前基本上都没有受到监管。

民主盟友也必须共同努力，在限制数据流向中国的同时，促进他们之间的数据共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一个蓝图。这个被称为“可信赖的自由数据流通体制”的想法应该成为盟国政策。

北京过去十几年一直在设计一种有效的全球数据重商主义战略：为我囤积数据，让你放弃数据。

如果华盛顿及其盟友不组织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将成功地控制未来全球权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