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alie Stechyson在《海象》发表文章，分析了家长对儿童是否要接种疫苗两极分化的态度，并深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作者作为一个母亲，能够理解一些家长的迫不及待，也能理解另一些家长的谨慎和犹豫，作者认为，做选择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为了让孩子尽快回到一个正常的世界中，每个家长应该勇敢地做出对孩子最有利的决定，那就是接种疫苗。

去年五月，当安大略省终于提供我这个年龄段的新冠疫苗时，我恨不得立刻在手臂上注射一针，我找遍了所在地区的临时接种点，并设置了手机提醒，以免错过任何一条来自“疫苗猎手”（Vaccine Hunters Canada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任务是在疫情期间帮助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找到新冠疫苗）的推特，以及公共卫生部门的信息。

我是如此迫切地希望尽早得到保护，以至于最后和姐姐在晚上9:30在一家药店门口排队，那家药店那天正好有一批辉瑞疫苗，药剂师播放着90年代的家庭音乐，并在我拍照片时摆出给我妹妹注射疫苗的姿势。

一个月后，我非常渴望注射第二剂疫苗，我选择了莫德纳，仅仅因为莫德纳可以比辉瑞的第二剂早一个星期，与此同时，我的丈夫愉快地接受了阿斯利康/莫德纳混合疫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尽早接种，毫不犹豫。

但我对五岁的儿子的安全标准，比对自己要高得多。我仍然把他的热狗和葡萄纵向切开，以防止他窒息，而且我非常害怕不小心把他锁在车里，所以在关上自己车门之前总是确保儿子是在我身边的。

我会给他接种疫苗，但不会像我在Shoppers药店门口排队时那样积极兴奋，我不确定这是因为孩子的风险似乎更大，还是因为我在过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彻底地、令人心碎地疲惫不堪，以至于一切看起来都比实际情况更难。

上个月，我在医院的病房里按住我的儿子，他哭着说“不，不，不”，并试图把他的脸藏在我的衣服里，这样医生就没法捅他的鼻子，他已经做了四次新冠测试，我还不得不帮忙按住我那尖叫的19个月大的孩子进行第二次测试。他们都没有得过新冠，但有时会流鼻涕和发烧，每次我都不得不让他们接受痛苦的检测，否则没法让他们回到学校和幼儿园，他们回不去，我和丈夫也就不能回去工作。

每次一个孩子需要做检查时，我都会为自己做出的导致孩子们接受新冠检测的每个决定而折磨自己：我是不是不应该让我的儿子们去学校和他们的游戏小组？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拥抱他们的祖父母？是什么让他们生病？我怎样才能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以免他们错过更多的童年时光？

每天，加拿大的父母都在问自己这些问题，同时权衡要不要把他们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进一个大部分人已经接种、但仍有传染风险的世界。

在疫情暴发时，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孩子在向更多脆弱人群传播病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现在，由于加拿大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我们的孩子才是最脆弱的，而且儿童病例正在上升。

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10月中旬，辉瑞公司正式要求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其针对5至11岁儿童的疫苗。本周二，加拿大5-11岁的儿童可以接种疫苗了，但是，家长们是否会像自己接种疫苗那样，兴奋地抢着给孩子们接种？或者说，这个关于风险与回报的选择，一个有可能决定我们孩子童年进程的选择，是否最终会成为击垮我们的负担？

我有三个妈妈朋友，她们的孩子和我孩子差不多大。我们都曾为自己的心理健康、为孩子在家等待新冠测试结果而耽误了整整几周的工作而焦灼不安，我们为缺乏支持而哭泣，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祖父母来访的风险而争论，为我们如何每天过着这样的日子而感到彻底的绝望，然后每天早上醒来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

最近，当我问这群妈妈对给孩子接种疫苗有什么看法时，她们的回答让我很吃惊。我的一个朋友说，她会让她的女儿接种疫苗，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但是另外两个人说，她们会更加谨慎，但说不清其中的原因。一位朋友说，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另一位朋友则慷慨激昂地（但并非不正确）讲述了在整个疫情中，父母和孩子是如何被遗弃的，以及她为保证孩子的安全而感到多么疲惫。

我们四个人都接种了完全疫苗。

大多数父母已经为他们的孩子进行了常规免疫接种。例如，在安大略省，除非他们有充分的豁免理由，否则儿童必须接种一大堆疾病的疫苗才能上学。那么，为什么新冠疫苗对这么多人来说感觉不同呢？

安大略省伦敦市儿童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加拿大儿科协会传染病和免疫委员会成员米歇尔·巴顿说，许多家长迫不及待地让他们的年幼子女接种疫苗，并为他们已经得到保护，而他们的孩子仍然受到病毒威胁而感到内疚。

她说：“有些人说，这让他们觉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他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不惜用生命保护的人。”

但是其他人（即使是那些自己打过疫苗的人）却感到恐惧，在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的一项新调查中，接受调查的5011名家长中只有一半表示，一旦有疫苗可用，他们就计划为他们5至11岁的孩子接种疫苗，近20%的人说，他们会做，但不会马上做，23%的人说他们不会给孩子接种疫苗。

多伦多病童医院的儿科医生朱莉娅·奥尔金说，父母最常见的问题往往是关于疫苗的发展和潜在的副作用，她是这家医院新冠疫苗推广计划的医学负责人，这项计划包括疫苗接种和测试。她说：“绝大多数通过电话沟通，就可以得到愿意接种疫苗的答复”。

辉瑞公司已经测试了他们的mRNA疫苗的儿科剂量，是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参与者在间隔三周的两次注射中接受10微克的剂量。辉瑞公司在9月底的一份新闻稿中说，在5至11岁的人群中，这个疫苗是安全的，耐受性良好，并表现出“强大的抗体反应”。莫德纳也发布了针对6-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的初步结果，但还没有通过审查。

由于不能指望儿童自己做出是否接种疫苗方面的决定，因此他们的父母只能替他们把握风险。专家向我们保证，尽管人们对疫苗的开发速度感到担忧，但它们是安全的。而且，虽然有可能出现副作用，但严重的副作用往往是罕见的。这些考虑因素必须铭记在心，因为孩子们仍然可能患上新冠后遗症或罕见但非常危险的并发症，可能导致多器官炎症。

关于风险和回报的争论是如此顽固，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怎么穿衣服、要不要和孩子一起睡，孩子过马路、骑自行车、在朋友家玩耍和坐车都有风险，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做出对我们孩子最好的选择，这在他们出生前就开始了，很累人，而且我不确定这种争论有没有终点。

也许父母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场时间高风险的疫情之后，这个特殊的决定相比起我们在非疫情期间为孩子做出的决定，显得格外沉重。美国心理学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证明了这一点：近三分之一的受访美国人说，疫情的压力阻碍了他们做出哪怕是基本决定的能力，这个数字在父母中上升到47%。

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风险与回报分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这将有助于保护他们，并有助于保护其他易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为我的儿子接种疫苗，但科学并不是我做出决定的全部因素。

我儿子的大部分童年都可能取决于这一针，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来说却尤为关键，能否允许他和别人一起玩，能否让他参加体操课和游泳课，以及他盼了很久的在麦当劳里吃快乐儿童餐的愿望，都可能很快被他的疫苗接种状况所左右。

要实现大规模的疫苗接种，父母还必须相互信任，才能做出关乎自己孩子和他人孩子健康的决定，而这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容易。有多少次（疫情前）我给我的孩子服用安乃近退烧药，并在他发低烧时偷偷带他去幼儿园，因为我没法再请一天假。但是，在上周送孩子时，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和他妈妈告别时咳嗽了，我顿时觉得心慌意乱。

当我们第一次进入封锁状态时，我和丈夫告诉当时三岁半的大儿子，他不能去托儿所或公园，因为有“特殊的细菌”。我们教孩子们洗手、戴口罩和遵守社交距离，就像我们教他们如何系鞋带、为什么秋天的树叶会变色一样。

而且，从早到晚，我们一直在做决定：汪汪队立大功卡通图案口罩是三层的，但是耳朵周围很松，或者用两层的彩虹口罩，哪个更适合他？放学后让他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在寒冷的室外玩耍？告诉他爷爷昨天流鼻涕了，所以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他，还是冒着需要再做一次新冠测试的风险来避免爷爷的失望？

当我儿子四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说“特殊的病菌”，而是笨拙地跟着我们叫“新怪”（孩子口齿不清）现在，他五岁了，知道那是“新冠”，而且他已经不再问什么时候一切会恢复正常了。

然而，我希望下一次我不得不抱着我的儿子去医疗机构时，是为了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我希望其他家长也能这样做，这样我们就能尽早摆脱这场疫情。

从我发现自己怀孕并改喝无咖啡因咖啡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为他做艰难的选择和权衡（几个月后，在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每天一杯咖啡是安全的之后，我又改了回来）。我记得在我抱着我的孩子的第一个晚上，我哭得不可收拾，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保护他的每一天，那还是在新冠暴发之前的世界。

但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以及之后的每个早上，都要重复着为孩子做选择和权衡，因为，当涉及到保护我们孩子的安全时，我们真的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