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Suddath在彭博社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目前儿童看护系统的困局，一方面，高达2000美元一月的看护费使得家长们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儿童看护中心却因为超高的运营成本，即使在没有疫情的前提下也只能勉强支撑。
唯一能够施以援手的政府却在儿童看护的问题上陷入了意识形态的争执，保守派担心政府的资助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从而破坏了完美的家庭结构。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提供了3900亿美元帮助家长们分担儿童看护费用，这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由于法案缺乏细节，更多地依靠各州自行制定具体方案，美国的儿童看护要追赶上其他发达国家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迪安娜·科恩在从事音乐行业20年后，意识到她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乍一看，她似乎很成功，大学毕业后，她从一家唱片公司的实习生一直工作到一家全国性电视网络音乐节目的副总裁。然而，她结婚了，有一个女儿，离婚了，再婚了，然后，在2008年，在她44岁时，她怀上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科恩和她的家人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那里照顾婴儿的费用每月高达2000美元，她较大的那个孩子上的幼儿园要便宜一些，但选择性不多，而且科恩找到的大多数项目在中午就放学了。为了满足一个正常工作日的需要，她还需要增加课后护理或保姆。科恩和她的丈夫每年要支付4.5万美元甚至更多的儿童看护费用，这是他们几乎无法承受的数字。
科恩回忆说：“我当时想，我该怎么办呢？”科恩有一个教育学位，并且一直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接着说道：“所以我想，我就自己开一个托儿所吧。”
2009年，她从零起步，当时只有一个助手和一张执照，她在自己家里照顾少数几个孩子。在美国，大多数托儿所都是这样开始的。虽然有全国性的连锁机构，比如规模最大的KinderCare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地招收了20万名儿童，但它们也只为6%的孩子提供了服务。事实上，这个行业绝大多数是由女性拥有的小企业主导的。
科恩将她的幼儿园取名为Wow & Flutterville，这是一个音频术语，指的是唱片针找到唱片最佳状态下的声音。她设计了基于华德福早期教育理念的课程，华德福教育注重想象力的游戏，于是她配备了手工桌和户外花园。
不出几年，她就增加了第二个地点，然后是第三个，每个地点都在一个租用的房子里。几年前，她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儿童看护中心。今天，她有三个地方，在满员的情况下，为131个6周至5岁的孩子提供服务。
严格来说，Wow & Flutterville是一个儿童看护中心，但它的外观和运作模式更像一所学校。在美国，公共教育通常从幼儿园开始。在此之前，父母只能靠自己带孩子。儿童看护是所有日托所、学前班或任何其他在父母工作时照顾、教育婴幼儿的地方的总称。
随着扩张，Wow & Flutterville可以照顾更多的孩子，这应该意味着更多的利润，然而，在十多年的辛苦经营后，科恩的收入依然没有提高，科恩说：“利润率仍然很低，即使是在生意好的时候。”
这是因为托儿所的工作方式与一般企业不同，照顾年幼的孩子需要遵守一系列的规定来确保项目的安全，比如空间大小的要求，分区限制（即某个地点是否允许建立日托所的规定），地震防备计划，消防安全法规，心肺复苏认证，营养指南，停车和户外空间的规则，责任保险等。
最昂贵的规定是婴幼儿与工作人员的比例，要求每三或四个婴儿配备一个护理人员，具体数字取决于州的规定。这就需要很多的雇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婴儿的优质护理费用超过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廉价的选择往往没有执照和监管，父母无法确保孩子的安全。
由于照顾婴儿的成本是如此昂贵，很多日托机构根本不接受他们。另一些企业用低于成本的收费接收婴儿，再通过照顾大量的大龄幼儿来实现盈利，根据托儿所可用性的研究，几乎80%的日托位置都留给了3岁以上的孩子，因为这个年龄层孩子对人手的要求更宽松，照顾他们的成本更低。
科恩接受婴儿，对2岁以下的婴儿每月收费略低于2000美元，对较大的孩子收费1500美元。但是，这并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钱来支付员工。在新冠疫情之前，Wow & Flutterville的助理一开始的时薪是15美元，勉强高于波特兰的最低工资，有经验的教师工资是17美元。
她承认：“这不是一个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你真的必须爱孩子才能接受这个价位的薪水，我总是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考虑做咖啡师还是做这个，我建议你做咖啡师’。”
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大约60%的托儿所成本用于工资和福利，当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时，比如说，疫情，就会影响到入学率，托儿所就会入不敷出。
美国儿童看护的情况非常罕见，它几乎完全是一个私人市场，所提供的服务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对提供服务的企业来说都过于昂贵。这一现实反映在两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
在大多数州，把婴儿放在有执照的儿童护理中心的费用比州内大学的学费还要高，但提供这种护理的人平均每年的工资约2.4万美元，比快餐店工人或看门保安还要少，尽管他们中的87%拥有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学历。
每年，儿童看护行业有四分之一的工人离开，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商业模式，根据美国财政部最近的一项研究，儿童保育中心的普遍利润率只有1%。
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9月说：“自由市场在许多领域运作良好，但不包括儿童看护。”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儿童保育财务顾问路易丝·斯托尼说得更直白：“这是一个基本无法产生足够资金存活下去的行业。”
这些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新闻。1960年，劳工部和现在的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就得出结论，私人儿童看护市场“永远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但是，从来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去做出改变，当然，有一些政府补贴计划，如儿童保育和发展基金，但它们通常只适用于低收入父母，而且资金长期不足，只有14%的符合条件的家庭能够收到补贴。
此外，补贴只包括部分护理费用，因此，接受补贴的企业就会亏损，所以许多看护中心不接受用补贴支付费用的家庭。阿什利·弗莱明在洛杉矶经营一家家庭看护，她不接受补贴。她说：“我希望我能为低收入的父母提供服务，我自己也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单身母亲，我明白这一点，但我没有能力去帮助跟我一样的人。”
去年，国会的各种新冠救济法案拨款525亿美元，来维持儿童看护行业的发展。但是，这还不够。强制停业大大减少了入学率，超过一半的托儿所报告说他们正在亏损，大约三分之一已经关闭，尽管数十亿的援助看起来是很多钱，但其他行业得到的援助要多得多。
在美国，每55名职业妇女中就有一人从事儿童保育或早期教育工作，但《疫情救助法案》给予达美航空公司的援助比所有这些妇女的援助总和还要多。
其他国家政府处理儿童看护的方式截然不同。许多欧洲国家在疫情期间提供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或者提供婴儿护理补贴。法国和德国也有全面的失业计划，当托儿所因健康问题关闭时，工人们也会得到报酬，直到他们能够重新开业，家长们也许现在在家里工作，但至少托儿所和学前班在家长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还存活着。
现在，国会民主党人制定的《重建美好法案》，是一项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其中包括一项3900亿美元的计划，用以削减许多美国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并为美国每个孩子提供免费学前教育。
这个版本如果完全实施，将为美国家庭节省数十亿美元，并为数百万儿童进入学前班打开大门。但是，这项法案只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救济的粗略轮廓，如将费用限制在大多数家庭收入的7%，要求为儿童看护人员提供“生活工资”等，但没有定义这意味着什么，并依靠各州来确定细节。也就是说，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完全采纳它。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一步，但我们需要做更多，仅仅告诉各州‘嗯，对，去做点事情’是不够的。”
在某些方面，这项法案使提供者和倡导者都陷入困境。一方面，这是50年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做出有意义的尝试，为公民提供负担得起的儿童护理。另一方面，它没有说明像科恩这样的企业将如何维持下去。
两党政策中心的早期儿童倡议主任琳达·史密斯说：“重点是在需求方面，为父母买单，同时需要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如果我们做得不对，我们实际上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父母需要照顾孩子，这是他们的责任，而且他们也真的尽力了，但他们不可能工作的同时照顾一个婴儿。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们通过依靠女人照顾孩子来解决这个矛盾，但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有些人的配偶生病了，甚至过世了，还有一些人离开了家庭，而且男人并不总能赚到足够支撑一个家庭的收入，更不要忘了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良好的教育和高薪工作是有色人种很少能享受到的特权。
美国第一个为婴儿提供日常护理的机构，是费城的工业之家，它是一个附属于工作间的托儿所，雇用那些丈夫死于1793年黄热病的寡妇。简·亚当斯于1889年在芝加哥建立了赫尔之家（Hull-House），部分原因是她了解到服装工人只能把没人看管的幼儿绑在厨房桌腿上。
不过，由于政府对鼓励母亲工作的事情普遍持谨慎态度，政府没有参与儿童看护。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短暂的变化，当时约有150万名有10岁以下孩子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被普遍定义成一种爱国责任感，但实际上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
约85%的工作母亲的丈夫在海外作战（或已被杀害），因此没有给家里寄足够的钱，甚至完全不寄钱来。起初，这些妈妈只能发挥自己的创意，一些人把孩子送到电影院，其他人则任由孩子在街上游荡，脖子上系着一把家门钥匙，于是有了“钥匙儿童”一词。
国会最终通过了1940年的《兰哈姆法案》（Lanham Act），这项法案创建了3102个全国性的日托机构，被称为兰哈姆中心。它们由联邦资助，但由地方管理，服务和时间根据雇员的需要而定。
父母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今天的8至13美元一天。拉纳姆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只存在于战争时期，战争结束后资金就撤走了。时至今日，拉纳姆中心仍然是美国政府为在职父母提供的唯一一个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解决方案。
之后，这个国家花了75年的时间，陷入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政府是否应该帮助在职父母看护孩子，这是否会鼓励母亲外出工作，从而威胁到一些理想化的家庭生活概念？1960年，劳工统计局的专员陈述了事实：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而且是永久性的，除非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她们，否则“日托问题会变得比今天更严重”。
相反，保守的政客们不鼓励妇女工作。1958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指责那些“宁愿上班也不愿意做个真正的母亲”的女性。理查德·尼克松采取了类似的态度，他否决了1971年的一项两党法案，这项法案将建立一个由联邦资助的儿童护理中心网络，就像是一种永久性的《兰哈姆法》，尼克松声称这是一个“国家取代家庭抚养孩子的危险提议”。
50年后的今年3月，爱达荷州的立法者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一项600万美元的儿童早期教育拨款。州议员查理·谢泼德在一次辩论中说：“任何让母亲更容易或更方便地走出家门的法案，我认为都不是我们应该去的好方向。”
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最近在推特上说：“你知道还有谁喜欢全民日托吗？”他链接了1974年纽约时报一篇关于苏联补贴性护理的文章。
这种态度忽视了经济现实。
今天，在美国，几乎70%的6岁以下儿童生活在所有成年监护人都需要工作的家庭中。托儿服务非常昂贵，约占典型的美国双亲家庭收入的13%，占单亲家庭收入的36%，这影响了人们的谋生能力。
几十年来，与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地相比，美国的女性就业水平长期偏低，尤其是25至50岁的女性，这对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拖累。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妇女在职业生涯中期停止工作，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指出了缺乏带薪育儿假和一个有效的儿童看护系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研究认为，如果美国提供类似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提供的儿童看护，它将使劳动力增加500万人。
孩子们也错过了宝贵的机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在早期教育和护理方面投入的公共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低于所有组织追踪的其他38个国家。在法国、德国、韩国、西班牙、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超过90%的3岁儿童都在学前班学习，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40%。
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凯瑟琳·沃尔夫拉姆是儿童看护报告的作者，她说：“有非常强大的、有力的经济文献记录了早期儿童教育的积极影响，教育孩子对社会的其他环节都有好处。”然而，这个国家却没有采取行动。
在没有联邦计划的情况下，各州和地方政府只能自行解决儿童看护需求。俄勒冈州的穆特诺玛（Multnomah）县正在实施最雄心勃勃的地方解决方案之一，该县于11月通过了一项名为“全民学前教育”措施。明年，穆特诺玛县（包括波特兰在内）开始向居住在那里的所有3-4岁儿童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不论其家庭收入如何。
穆特诺玛县花了9年的时间来实现“全民学前教育”，还需要10年才能完全实现。这段旅程始于2012年，当时俄勒冈州对其早期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以努力纠正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个州约有35%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时没有掌握基本技能，如熟知字母表或从1数到100，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送他们去学前班。
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在全州建立了16个区域性的早期学习中心，每个中心获得了大约500万美元的资金来解决当地认为紧要的问题。当早期学习中心之一，俄勒冈州的穆特诺玛县询问家长需要什么的时候，家长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负担得起的儿童看护。
有两个孩子的莉迪亚·格雷·霍利菲尔德加入了早期学习中心的家长责任委员会（PAC），她说：“我们谈论的是那些不得不在房租和托儿所之间做出选择的父母，黑人和棕色人中的孩子没有得到同样的服务，因为他们的父母负担不起。”根据调查，穆特诺玛县60%有5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负担儿童护理，但国家补贴只惠及了其中的15%。
强调教育的学前教育不像儿童看护问题那样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1965年为低收入儿童提供的“启蒙计划”从3岁开始，它被认为是为孩子上小学做准备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城市，如纽约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成功地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补贴性学前教育计划。
格雷·霍利菲尔德和组成PAC的其他家长推动了一项完全免费的学前教育计划，但为了获得资金，他们需要选民通过一项投票措施。2018年，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县长杰西卡·维加·佩德森，后者召集了一个由商业领袖、学前教育机构和早期教育专家组成的特别工作组，把他们的想法变成了一个正式提案。
他们首先研究了现有的项目，看看哪些可以借鉴，哪些需要避免。例如，他们了解到，当纽约市在2014年开始实施全民学前教育计划时，这项计划迅速扩大，仅在五年内，参加这项计划的4岁儿童的数量就增加了三倍，而一直为这个年龄层孩子服务的日托机构却没有一个相应的应对计划。
由于失去了抵消婴儿费用的4岁儿童，日托所失去了收入来源，一些托儿所关闭了，由于普及学前教育（pre-K，为通常是三到五岁的孩子准备的学前班），纽约失去了大约2700个婴幼儿看护名额，并且几乎全在贫困地区。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穆特诺玛县已经存在婴儿护理短缺的问题，它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实际的挑战。维加·佩德森认为这个项目将在学校时间运行，但家长们希望它包括课前和课后的时间，以便更好地与他们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格雷·霍利菲尔德说：“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学前教育项目，但它只提供给部分家庭，你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一次有争议的会议上，家长们推动了和工作时间一致的提议，但佩德森担心这听起来太像日托，很难向选民推销，整个事情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所以他们妥协了。全民学前教育将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但课前和课后护理将根据家庭的支付能力，按比例提供。这项计划将在10年内分阶段实施，从那些被认为是最需要的人开始，如有色人种的儿童、被寄养的儿童或无家可归的儿童等等。小型的家庭服务提供者可以申请加入，这将使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3岁和4岁孩子的加入，避免重蹈纽约的覆辙。
解决儿童看护人员的需求则更难，当时，波特兰的学前教育教师平均每小时工资为13.70美元，即使在疫情之前，托儿所每年就有四分之一的员工流失。全民学前教育将创建大约580个教室，为额外的1.2万儿童提供服务，穆特诺玛县需要更多的学前教育教师，它必须增加工资，同时又不能让支付工资的小企业负担不起。
为此，特别工作组与俄勒冈州立法收入办公室合作，制定了一项税收，以产生足够的资金来增加学前教育教师的数量，并支付他们相当于幼儿园教师的工资，即每小时35.73美元。他们决定对应税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个人和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1.5%至2.3%的分层税。一旦税收在2026年完全生效，每年将产生约2.02亿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将用于提高提供婴幼儿护理的托儿所护理人员的工资。
曾参与“全民学前教育”的早期教育顾问梅根·欧文说：“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政策，我们真的试图尽可能地考虑到所有的组成部分和资金。”
全民学前教育项目以64%的票数通过，但由于疫情，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了。95％的托儿所业主和雇员是女性，近40％是有色人种女性，其中许多人被迫辞职，在封锁期间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其他人只能苦苦挣扎于贫困的生活中。奥利维亚·佩斯是波特兰众多在疫情期间离开这个行业的学前班教师中的一个，她说：“我付不起房租，我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我没有车。”
佩斯今年25岁，拥有波特兰州立大学儿童和家庭研究的学位，她从教师助理做起，每小时12美元。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学前班的首席教师，工资为17.25美元，但没有健康保险。她说：“我一直知道，当我年满26岁并被踢出我父母的保险时，我就必须离开这个职业，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可以从事并养活自己的工作，更不用说养活一个家庭了。”
Wow & Flutterville托儿所的老板科恩说，她很想参加这个项目，但她现在无法适应新的法规，她说，在疫情期间，她失去了30%的业务，就在前几天，她的副手，一个为她工作了8年的女人辞职了，因为她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找到课后护理。科恩说：“我仍然在日复一日地挣扎，疫情还没有结束，时机太糟糕了。”
并不是只有美国遭遇了儿童看护的困境。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经济依赖于工作的父母，他们需要更好地支持他们。
加拿大正在考虑仿效魁北克的全国性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20年，目前向父母收取约8美元一天的费用。澳大利亚去年将托儿服务定为免费，为期三个月，然后扩大了补贴计划，以支付多达95%的家庭的看护费用。法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早期教育的黄金标准，它不需要做太多改变，法国政府补贴3岁以下儿童托儿所系统的做法从1844年就开始了。
美国没有一个现成的项目可以依靠，所以它正在努力追赶，《重建美好法案》将大大减少许多家庭的托儿费用，并帮助220万在疫情期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妇女重返工作岗位，但它的成功取决于各州如何采纳它。
这项法案不会从头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儿童保育系统，它所做的只是为各州提供资金，让它们自行解决问题。为了获得联邦资金，各州的计划必须符合某些标准：提高工人工资，为所有3-4岁的儿童普及学前教育，以及一个补贴计划，使低收入家庭的日托完全免费，而其他人的费用不超过家庭收入的7%。各州可以决定将钱用于学前教育，但拒绝用于补贴儿童看护，或者一个州可以称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然后什么都不做。
除此之外，法案中没有太多细节。例如，各州在如何帮助儿童保育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方面没有任何指导。两党政策中心的琳达·史密斯说，在一些州，这项法案可能将婴儿护理费用从每年2万美元提高到3.3万美元以上，这只是一个婴儿的费用。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3岁和4岁的孩子都找出来，把他们放进学前班？在短期内，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项法案最好是被看作一个框架，让各州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一些州已经开始了，密歇根州最近扩大了它从3月开始的一项试点计划，研究州政府、父母和他们的雇主是否可以平等地分担儿童保育费用。在俄勒冈州，县长维加·佩德森已经与州政府官员会面，讨论如何更广泛地应用 “全民学前教育”。
佩德森说：“我想说的是，我们还在事情的早期阶段，但我们在国家层面进行的巨大投资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即使这项法案成为法律，各州接受了这笔钱，对许多父母来说，帮助也不会来得那么快。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国性的儿童保育危机，但是，波特兰现在的幼儿在‘全民学前教育’项目全面投入使用时，已经是十几岁的孩子了。”
Wow & Flutterville很可能会熬过这场疫情，但今年也经历了很多暗淡的时刻。起初，波特兰强迫托儿所关闭，除非它们为重要工人的子女服务。Wow & Flutterville只能用在当地杂货店工作的父母的孩子取代了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中产家庭通常支付全额费用，而工人父母往往领取国家补贴。科恩说，“他们非常感谢能够获得这种计划”，但俄勒冈州的补贴只包括她的一半费用，“我们只能勉强度日”。
在减少收入的同时，为了防止员工流失，科恩将工资提高了3美元/小时，然后，当一家长期经营的托儿所倒闭时，她果断介入，租下了它的建筑。她说：“从资金上讲，我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但波特兰对托儿所的分区要求非常严格，很少有现成建筑符合条件，她知道这是她扩大规模的最好机会。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攀升，科恩认为她的托儿中心会在今年秋天迅速满员。但是，家庭返回的速度比她预期的要慢。她的新地点目前只招收了三分之一的儿童。为了生存，Wow & Flutterville明年将不得不再提高5%的价格。科恩说：“我明白，这对一些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打击。”但她有什么选择呢？总得有人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