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Russel在《外交》发表文章，称这次中美电话会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有可能改变中国双方陷入的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中，作者特别提到了拜登和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年里积累起来的情谊，表示这两人的私交也许正是这场危机转变的关键。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中美关系出于危险且不稳定的领域，这早已不是秘密。最近被党的六中全会提升到社会主义伟大顶峰的中国领导人（与毛泽东并列），认为世界处于“上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动荡状态”。在他看来，东方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

中国领导人表示，“时间和势头都在自己这边”。为了利用这种有利的局势，他抛开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谨慎态度，转而采取更加自信、竞争和不妥协的国际姿态。在“双循环”的旗帜下，领导人加倍追求本土技术，力图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同时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依赖。

与此同时，在美国，拜登总统正在一个充满两党对中国的怀疑、沮丧和敌意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当他试图召集伙伴一起反对有中国的可疑行为时，他正在努力应对联盟中吃力不讨好的窘境。

拜登正在与中国方面推出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新能力作斗争。例如，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获得约1000枚可交付核弹头，比五角大楼去年的估计高出一倍多。这种戏剧性的加速，加上中国对核三位一体运载系统（指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上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武器打击方式的能力）的投资规模，暗示着中国从核威慑到核战争能力的令人不安的转变。

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监控技术出口以及中国恢复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网络盗窃行为越来越关注。这些担忧是在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少数民族的待遇、对政治言论的不容忍以及对邻国欺凌等长期抱怨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也有一份长长的不满清单，包括华盛顿对新疆镇压的指控，美国新的制裁和限制，过去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拘留，在南中国海的强大军事行动，以及不断升级的支持台湾的姿态。

正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背景下，拜登和中国领导人宣布计划在11月15日举行“虚拟峰会”。这次视频会议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希望和担忧。

尽管是虚拟会谈，但这是两位总统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对两国和全世界的一些观察家来说，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拐点：一个将中美关系转向合作的机会。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美国的怀疑论者来说，他们担心拜登会被骗到另一轮双边对话中，这样的对话只会产生空洞的承诺，并为中国的发展壮大赢得时间。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切中要害，拜登和他的团队都是对大国竞争的紧迫感有所掌握的老将，并拒绝了中国政府所青睐的大规模仪式性会晤，他们不会被引诱到无益的对话中。

另一方面，鉴于美国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一个会被轻易解决，而且考虑到Zoom电话不能替代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因此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必然是适度的。然而，即使没有戏剧性的突破，外交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为拜登和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以开始建立关键的护栏，以防止危机发生。

如果拜登和中国领导人能够建立一个定期的沟通节奏，一旦条件允许就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中美就能更容易地管理两国关系中的波动和风险。如果他们能够开辟真实的沟通渠道，旨在提供信息和探索，而不是强调和指责，他们就能改善竞争前景，尽管仍然是激烈的竞争。

如果拜登关于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保证对中国来说是可信的，如果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仍然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地位问题的保证对拜登来说是可信的，那么他们就可以缓和在这个热点问题上的紧张局势。通过这种方式，两位领导人可以帮助防止美中竞争演变成更危险的对抗。

制止矛盾螺旋式上升

拜登1月上任时，中国似乎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新总统会迅速取消关税，使两国关系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相对礼让状态。

经过四年动荡的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的政策逆转和敌对言论，许多中国官员欢迎选出一位理智且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与中国领导人有着十年的友谊，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们把候选人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归结为政治因素，并认为拜登一旦当选，就会像他的许多前任那样改变路线。

但这种希望很快就被新政府的强硬言论和手段所粉碎，在拜登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中美关系仍然深陷于不信任之中，并以无节制的、大部分为零和博弈的竞争为特征。

拜登把重点放在国内重建和修复联盟上，他认为美国首要任务是加强自身的地位，因此总统并不急于跟中国谈判。美国对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表现不佳的对话感到失望，这进一步削弱了双边谈判的积极性。结果就是，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时已经陷入停顿的接触很难重新启动。

许多中国官员（也许包括中国领导人），对拜登的强硬路线和他建立反对中国的国际联盟感到失望，甚至有可能感到被背叛了。

中国的希望破灭，再加上新的傲慢情绪，助长了中国官员日益好战的立场，其中包括3月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会议上，中国最高外交政策官杨洁篪在镜头前发表的长谈。

今年7月，中国的愤怒再次表现在对来访的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的无礼对待上，当时，除了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外，中国外交部在她的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公开向华盛顿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在与拜登政府官员的每次会晤中，中国政府都坚持认为，在美国采取行动“改善气氛并回到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正确道路”之前，双方将暂停合作。

美国方面得到的信息是“取消关税，取消出口管制，在台湾、新疆、香港和南海等问题上退让，然后我们再谈。”

这些“战狼”式的要求体现了中美外交已经变得多么困难。

今天，每一方都坚信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并专注于对方的弱点。双方似乎都决心通过威慑和胁迫而不是通过激励或妥协来改变对方的行为。

对中国来说，2021年是一个充满民族主义纪念日的激励之年，无论是在印度边境，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还是在台湾海峡的问题上。

对美国来说，这一年是斗争和恢复的一年，其中“中国挑战”一直是主要的推动力。这使得11月15日的会议成为一个难得的重要机会，领导人可以尝试改变基调，减少破坏稳定的危机前景。

台湾是一个特别的风险，特别是在中美危机沟通机制和互惠保障已经萎缩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事件，就会招致误判并阻碍局势的缓和。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信号、获得半导体的机会以及冒险的政治姿态造成了一触即燃的局势，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对抗性摊牌，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阻止，正如拜登喜欢说的那样，唯一比战争更糟糕的是一场无意中发生的战争。

尽管这次即将举行的峰会不能解决、甚至不能开始解决诸如台湾的未来等问题，但它确实代表着双方领导人有机会重新建立一些保障措施，以防止这些争端最终诉诸武力。

而且，这次峰会帮助启动这种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中美的国内政治日程使得解决棘手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华盛顿两党的反华热情高涨，与中国达成妥协和取得进展的前景似乎越来越渺茫。

同时，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关键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他显然计划将领导任期再延长一届（如果不是终身的话）。

两位领导人都不能显得软弱。

个性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我33年的外交官生涯，包括担任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让我了解到个人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根据我的经验，领导人也是人。有时，这些人性的特质可能是风险因素，比如，骄兵必败，而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定可能会产生悲惨的后果。但是，拜登和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里被证明是一种拯救途径。

2011年夏天，我陪同时任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与时任副主席的现任领导人会面，这次旅行标志着他们关系的开始。

在吃饭、散步和其他非正式场合，两位领导人就个人和政策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描述了他们各自的世界观和他们国家面临的挑战。他们之间的联系在随后的一系列会晤中稳步增长。

这种长达10年的联系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财富。当拜登在9月9日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时，首先迎接他的是一连串对政府的强硬政策，及其未能扭转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和限制的抱怨。

尽管那次电话交谈可能是以中国的指责开始的，但以一项建设性的协议结束，即高级官员应在中立地点会面，并通过安排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视频会议。两人之间建立的个人关系，肯定有助于他们电话的积极进展，如果他们不熟悉对方，拜登不可能凭直觉知道如何最好地与中国领导人沟通，如果不是多年来建立的尊重，中国领导人也不会认真对待拜登所说的话。

为了证明高层外交的力量，中国政府在通话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两位领导人深入沟通的重要性。中国媒体随后报道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保持频繁接触，并指示官员加强对话，努力发展双边关系。

几乎在一夜之间，国家媒体的社论和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的谈话要点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的半空玻璃杯突然显得半满了。在当今中国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循规蹈矩的氛围中，如果没有领导人的明确信号，任何官员都不会偏离党的安全路线。两人通话的官方解读是，他们向整个系统的官员发出的信息，现在可以安全地搁置“战狼”式的狂轰滥炸，转而进行理智对话。

11月15日的中国领导人-拜登视频会议可以作为有意义的外交的进一步催化剂。它可以启动严肃的接触，以及外交所带来的所有探究、解释、测试、谈判，甚至可能是妥协。

毕竟，正如杰克·沙利文所言，“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一次虚拟峰会不能改变关系，但它可以帮助双方开始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取得进展，包括在全球安全最需要美国和中国合作的问题上，比如防止军备竞赛、保护环境等。

美国和中国的气候谈判代表约翰·克里和解振华，在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份关于双边合作的中美联合声明，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拜登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有多大成效，世界都不可能看到过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那种大规模、程式化和重礼节的外交活动。那种会谈所产生的现实解决方案不足，这种外交效果对美国官员来说太小了。

然而，上届政府通过总统推文或国务卿在讲台上发表猛烈抨击的长篇大论进行谴责的外交实验是一个悲惨而危险的失败。

真正的接触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组合，包括建立关系、积极倾听、劝说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美中关系迫切需要这种外交，特别是在高层，这样才有可能阻止战争危机的螺旋式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