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对科技巨头的一系列监管收紧动作不仅波及了国内相关行业从业者和投资者，甚至对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影响。他们仍在适应这些变化，并且努力找到安身立命的新方式。

在过去的五年里，卡特里娜·科沃特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接听从中国打来的直播电话。这位来自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自由撰稿人通过一款名为VIPKid的辅导应用，教中国孩子英语，每小时能赚21美元，比她在当地学校的收入还要多。但今年夏天，在中国宣布其价值1000亿美元的私营教育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的后，她的工作结束了。

今年7月，中国监管机构采取了比预期更为严厉的措施，禁止课外辅导机构融资、上市甚至盈利。此外，还禁止它们聘请外国教师，这些教师多年来为VIPKid等新兴创业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

尽管北京的禁令旨在防止企业利用家长的偏执心理，但数万名美国教师为此付出了代价。对科沃特来说，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可控的，但更困难的是切断与学生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和她在一起。

科沃特在上节课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说：“这令人心烦意乱。我真的很想念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和我取得联系。”

自一年前开始，中国大规模的科技打击行动已经永远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各地数亿人的生活。政府行动迅速触及了从教育、电子商务到金融、游戏和零工经济的方方面面，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并迫使中国的亿万富翁们安静地屈服。在此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改革震动了像科沃特和她的学生这样的普通人的世界，他们仍在努力适应。

去年11月，中国的打击行动从亿万富翁马云和他的金融科技帝国蚂蚁金服开始。在随后的几周里，反垄断监督机构公布了一项新的规定，以遏制垄断，并调查了阿里巴巴集团。其他互联网巨头，如腾讯控股、美团和滴滴公司，也很快进入了政府的视野。

尽管如此，家教禁令还是令人震惊。风投公司在这一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认为中国的虎爸虎妈会为孩子的教育买单。然后一夜之间，它就消失了。字节跳动和好未来等公司关闭了他们的在线教育和儿童培训中心，裁掉了数千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在质疑中国是否仍值得投资。

科沃特的最后一次辅导是和她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她称其为弗朗西斯。刚开始的时候，科沃特不得不模仿全班同学的动作来吸引小男孩的注意力。作为回报，弗朗西斯会无辜地在屏幕上画出他的老师可能会死的所有方式——从被鲸鱼吃掉到掉下悬崖。

科沃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学会了如何用英语词汇而不是图片来表达自己。在VIPKid停止微信的服务之前，他们在微信上加了好友，但许多其他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使用一种可靠的策略来加速增长，那就是烧钱。在资金雄厚的投资者的帮助下，初创公司慷慨地发放优惠券和补贴，以吸引新用户，并排挤较小的竞争对手。但一旦它们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用户就该回报了。事实证明，在直播、共享单车以及最近的生鲜电商等领域，这是一个成功的策略。但监管机构已开始遏制套利定价和其他可能导致垄断的不公平行为。

盛刚(音)是2015年加入滴滴的一名司机，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变化。在加入滴滴的第一周，由于该应用的高额司机奖金，他赚的钱相当于他做电脑维修工的月薪。这位10岁孩子的父亲很快辞掉了工作，开始全职为滴滴开车。但就在滴滴随后收购了一家本土竞争对手，然后又收购了优步科技的中国业务，从而在本地拼车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之际，他的奖励缩水了。

直到今年7月政府对滴滴发起网络安全调查后，盛刚才开始转向其他平台。监管机构要求这家网约车领军企业停止新用户注册，并将其产品从本地应用商店下架，以防止潜在的安全风险在正在进行的调查期间扩散。

政府方面的审查是在滴滴赴美上市之后进行的。目前，外界普遍认为滴滴是在没有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匆忙做出上市决定的。现在，任何用户超过100万的中国公司在其他国家上市之前都必须获得安全许可。

盛刚说，滴滴的遭遇导致他的收入下降了30%，因为该公司不断失去用户。但随着像他这样的司机在一系列服务程序之间切换，多年来消失的竞争卷土重来。

司机们与系统博弈，根据时间和地点的切换来赚取最高的收入。盛刚说：“我们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哪个平台的收入更高，我们都会为它而努力。”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科技企业的打击是中国领导人争取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社会的一部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好事。在政府减轻了学生的家庭作业负担后，现在鼓励学生花更多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外卖骑手和其他临时工获得了更好的待遇和保险，而科技巨头及其创始人为教育和气候等社会事业捐赠了数十亿美元。

字节跳动和快手科技等公司要求员工缩短工作时间，打破了“996”那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文化。就在两年前，马云称这一时间表是对年轻人的“福报”。

罗杰·黄过去称马云为他的老板。这位58岁的零售业老将在2008年帮助阿里巴巴建立了天猫。现在，他经营着一家护肤品初创公司，在天猫和其他电子商务网站销售乳液和面霜。他说，竞争对手的平台曾经强迫他做独家交易，他们要求他提供同一产品的最低价格。

他说：“对不起，你知道，只有一个最低价。所以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作为一种变通方法，黄的公司不得不设计出与原产品稍有不同的新产品，这样他们就不会失去任何销售渠道。在监管机构实施了新的反垄断规则后，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终于消失了。

他说：“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就像一个牛仔时代。你有了一个想法就会去做，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基本上没什么管控，也没什么规则。”他还曾在电子图书销售商当当网和投资公司华平投资担任高级职务。“但现在互联网变得如此流行，几乎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影响。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它就会变得疯狂。”

科沃特曾是一名网络教师，她也看到了打击行动的好处。她再也不用天一亮就去教课了，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写作上。

她说：“积极的一面是，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睡眠。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我希望孩子们能得到更多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