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licia Wong在《外交》发表文章，介绍了尼古拉斯·瓦普肖特的新书《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自由市场之战》，这本书描述了上世纪60-80年代，分别代表大政府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的两个著名学者的交锋，以及最终大政府主义黯然衰退、自由主义崛起的过程，作者指出，这种成败并非是个人因素导致，而是深刻的政治变化在经济上的影射，就像现在，新冠疫情将美国许多潜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特别是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弊端，也许，美国曾经的大政府主义又将取代自由主义，再次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
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上任，并迅速颠覆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政，华盛顿采取了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创造了新的产业和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这些成就将无数美国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并最终推动了战后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两党达成了一种新的共识，认为小政府和低税收才是经济繁荣的关键。
1941年，罗斯福宣称，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政府有责任带领人民实现这一目标，但到了1996年，克林顿总统承诺，“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
是什么改变了？
尼古拉斯·瓦普肖特的新书《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自由市场之战》讲述了这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主义战胜了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这是两位经济界巨人——保罗·萨缪尔森和密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斗争。
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国家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透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因新古典综合学派而闻名，这个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曾经是一个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已经成为当时最富战斗力和激情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在全球疫情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传奇故事中学到很多东西。
今天，正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前一个时代的成功模式正在褪去它的光环，弗里德曼和其他人所想象并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经济终于从权力中滑落。
不仅美国公众在质疑旧有的信念（即自由市场和小规模政府是最好的），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专家也越来越多地承认，这些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新冠疫情使经济数据长期以来已经浮出水面的事情变得更加鲜明：自由放任的制度，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不是共同繁荣。在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领导人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设计一个更公平的经济。
两位经济学者的交锋
瓦普肖特的书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写起，当时《新闻周刊》的编辑奥斯本·埃利奥特正在寻找新的专栏作家，试图超越呆板的竞争对手——亨利·卢斯的《时代》杂志。埃利奥特认为，声誉良好的经济学家对当天的新闻进行评论，也许能够吸引年轻读者。
埃利奥特很幸运找到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也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名字很简单，就叫《经济学》，于1948年首次出版。
萨缪尔森在32岁时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式教授，他既不想为了写文章而头痛，也不需要写专栏带来的收入，但他被接触《新闻周刊》1400万每周读者的想法打动了。
埃利奥特还争取与弗里德曼签约，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保守自由主义者，是主导美国上世纪中期经济思想的凯恩斯主义的局外人。弗里德曼最初拒绝了埃利奥特，说他太忙了，但弗里德曼的妻子罗丝推动他接受这个合同。
罗丝在1976年为《东方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解释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的任务，还没有很好地完成。”
瓦普肖特的故事可以从罗丝·弗里德曼那里获得更多的细节，她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密尔顿·弗里德曼许多作品的合著者，她将一本演讲集变成了她丈夫最具影响力的通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于1966年加入《新闻周刊》，并为杂志撰稿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们的任期内，两位思想家都追踪了当时的核心经济辩论，包括适当的税收水平和美联储的作用。
然而，正如瓦普肖特所记录的那样，两人在经济理论的核心要素上存在根本分歧，特别是在市场体系能否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自我调节的问题上。
弗里德曼认为，他那个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版本，不受几乎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是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同义词。相比之下，萨缪尔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持认为“没有政府就没有解决方案”。
《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赞同思想史上的伟人理论（此处人专指男性），在瓦普肖特的叙述中，这两位经济学家几乎代表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货币主义之间的全部争论，前者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积极管理经济的代名词，后者则由中央银行和货币供应占据中心舞台。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所属的整个知识网络被忽视了，这是对理论基础的遗漏。例如，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卡尔·波普尔等人都是蒙特佩兰协会的创始人（这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最初发展并宣传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
这样的网络为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知识、社会和政治支持，帮助他们的思想获得认可和合法性。瓦普肖特对选定的学术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力量给予了更多关注，这些机构教育了几代学生，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但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本人相比，这些机构仍然处于次要地位。
更大的问题是，瓦普肖特没有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气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动荡的：越南战争、性革命和民权运动颠覆了美国原有的社会、种族和经济秩序。虽然这些变化往往是解放性的，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导致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不论是阳光地带的郊区家庭主妇，还是南方的商业领袖，都拒绝萨缪尔森的联邦政府干预的愿景，转而支持弗里德曼的简单而有序的自由企业制度。
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在反共产主义、经济保守的平台上竞选，反对福利国家和1964年的《民权法案》，当时社会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在他的主张中显露了出来。
戈德华特将联邦民权法视为国家对私人事务进行不公正干预的又一例证，并将弗里德曼的小政府理念与南方白人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直接联系起来。
到1960年代末，民权运动本身也开始明确地把种族和经济联系起来，但方向相反。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宣称：“如果不对政治和经济权力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种族不公正和经济不公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经济斗争已成为一场明确的种族斗争。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萨缪尔森的新政时代的政府愿景与弗里德曼的以商业、利润和股东为中心的世界观，在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形成了对立。
对许多美国白人来说，弗里德曼的所谓无政治经济学版本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据这套理论，正确的政治、道德和经济答案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满足需求。这个理论的货币主义，即利用货币供应量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靠围绕税收和支出的复杂的立法决定，同样是巧妙且非政治的。弗里德曼的经济和政治论点是一致的，自由意味着有限的政府，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滞胀国家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之间的对决在涉及到通货膨胀的问题时是最尖锐的，也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如何才能克服它。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它仍然活跃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
传统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问题（一个低增长和高通胀并存的矛盾时期），是萨缪尔森衰落和弗里德曼崛起的主要原因。滞胀提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通货膨胀，在整个十年中平均每年约为7%，如果失业率高，增长迟缓，就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美联储应该安排“货币存量增加3%到5%”，太多的钱会追逐太少的货物，导致价格上涨更多。
瓦普肖特在这一部分的叙述是最有力的，揭示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辩论是多么复杂和漫长，多年来，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争论的是，滞胀是由工会合同支撑的持续高工资、越南战争的成本，还是由全球石油供应受到的冲击造成的。即使在今天，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原因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主题。
萨缪尔森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增加税收和维持高水平的公共开支，这对于习惯于将提高利率作为唯一的通胀治疗手段的当代经济学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弗里德曼则继续主张降低公共开支和谨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结合。到20世纪80年代初，萨缪尔森关于增加支出的论点已经失去了意义，急剧提高的利率和对通货膨胀而不是就业的关注成为当时的主流。
里根赢得了总统职位，他的政治生涯建立在弗里德曼推动的减税承诺和针对“福利女王”的一场错误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运动，这是对黑人单身母亲领取政府支票的偏见（注：福利女王是美国的一个贬义词，指那些涉嫌通过欺诈、危害或操作儿童等手段滥用或收取过多福利金的女性）。
里根上任以后，就削减了富人的税收（同时提高了对劳动者的税收），并与工会作斗争，著名的是解雇了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已经死亡，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虽然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但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而，对弗里德曼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代表胜利。1979年秋天，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实施大幅加息，瓦普肖特对弗里德曼的痛苦描述也是这本书中最有力的见解。
弗里德曼称沃尔克20%的加息为“简单的货币主义”，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稳定的、由算法决定的货币供应变化，而不是美联储主席或其他政治人物来决定，但是，简单的理论很少易于实施，因为它的优点和吸引力就在于简单本身，即使是最高级的经济权威也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受制于自己的先前假设而产生激烈的分歧。
弗里德曼最后的时光
美国人可以从1970年代学到很多东西，虽然我们很容易把打破凯恩斯主义、里根经济学上台简单归结为经济巨人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这种变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这一转变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经济理论如何体现复杂的政治现实。
正如瓦普肖特所记录的那样，今天的经济模式转变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理解当前的动荡意味着审视导致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的政策失误。
随着金融巨头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人对私人资本的崇拜也随之动摇，普通人很快就相信，这些机构不再把他们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从2004年的53%下降到2009年的22%，并且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在危机发生十多年后，在政府最高层出现了一些非常新的东西。
拜登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明确表示，本届政府的新冠复苏计划与以前的计划“完全不同”。美国救援计划，即国会在3月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优先向失业的美国人和挣扎的州和城市直接提供资金。紧缩政策，这个过去几十年的口号已经结束，拜登本人也主张采用新的经济模式。他在7月宣称：“我们不能再回到失败的旧思维中去。”
这个新模式明显比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更复杂。事实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反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因为它只无情地关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相反，新兴的框架是鼓励联邦政府发挥各种作用，以促进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这种新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公共机构应该制定和执行严格的规则，防止企业垄断、投资绿色能源、并在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教育等公共产品上花费更多，政府还应该有意识地寻求缩小工资、财富、住房、教育、健康和其他领域的种族差距。
这个新愿景的部分内容已经开始实现，为《CARES法案》和《美国救援计划》分配的4万亿美元（两者都是应对疫情的直接措施）包括政府对低收入和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和中小型企业的空前支持。
虽然这种救济是暂时的，但它使最近的经济衰退的最坏影响得到遏制，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联邦救援资金也推动了工资的增长，而且，如果没有新的与新冠有关的停工，目前的复苏速度将是大衰退后复苏速度的五倍，只需要两年，而不是十年。
但是，尽管疫情可能是弗里德曼经济学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但一个由政府管理经济的持久世界，这个萨缪尔森可能已经认识到甚至欣然接受的世界，还没有完全出现。
这种新模式是否会像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和弗里德曼式的市场主义在80年代那样扎根，将取决于许多因素。
“文化战争”——强烈反对种族和性别平等的一种委婉说法，可能会使美国偏离真正的包容性政策。一小撮否认气候的政客可能会继续把头埋在沙子里，不理会减少碳排放的迫切需求。政府的人才渠道和机构弹性可能不足以实施目前正在考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政府本身可能无法重新获得美国人的信任，因为出于一系列原因，他们可能对联邦行动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但是，如果美国领导人坚持下去，这种模式将给社会和政治带来巨大的新的可能性。国际经济合作渴望解决真正的公共问题，如国际逃税或缺乏对疫情的防备，而不仅仅是为跨国公司降低贸易壁垒。更多的美国工薪阶层可能最终获得经济保障，而不是靠发工资过日子。华盛顿可以激励向低碳经济的过渡，及时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它的自由理念不是主要基于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在一个更加平等和民主的未来的承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