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约翰·加普尔发表评论，他认为尽管亚马逊的电子书业务看似威胁了传统出版业，但实际上实体书的销售仍然远远高于电子书，特别是再版书籍。而且社交媒体也给出版商带来了发掘更多作者的机会。因此企鹅兰登在收购西蒙与舒斯特时遇到的反垄断诉讼，恰恰说明了出版业是个非常稳健的行业。
对大多数作者来说，要出版一本书是很难的，更不用说写出畅销书或获得知名奖项了。因此，当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在周三晚上凭借他的小说《承诺》（The Promise）获得布克奖（注：The Booker Prize，英国颁发给英文小说的文学奖项，与美国的普利兹奖其名）时，他战胜了困难，此前他曾两次入围该奖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版商（也是笔者自己的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获得这个奖项的机会比别人要大得多。《承诺》在英国由Chatto & Windus出版，是这个公司旗下众多出版社之一，而其他五本入围书籍中，有四本由企鹅兰登在英国或美国出版。它不太可能输。
这家出版商本周在华盛顿遇到了困难，美国司法部采取法律行动，阻止它与美国第四大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22亿美元的合并提案。司法部说，将五大出版商减少到四家可能会对畅销书作家造成“实质性伤害”。
如果出版商不必为了争取到作者而花费10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版税预付款，那么现在市场上的书就会减少，这种说法在反垄断法意义上（而非文学上）是新颖的。此项争端将在法庭上得到解决，届时这个论点并不一定能够占上风（今年早些时候，这项合并案已在英国得到批准）。
这背后的潜台词和对它的叙事一样有趣。很多人以为，亚马逊凭借Kindle阅读器、电子书和自助出版的兴起，重创了出版商的实力，这看法在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现有的作者面临着的问题。不只是企鹅兰登或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向他们中的一些人支付稍低于七位数金额的前景，而是更严重的生死存亡。
但互联网是一只会叫但并不总是会咬人的狗。自2007年第一台Kindle问世以来，大型出版商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在过去的十年里，企鹅兰登的收益率翻了一番，今年上半年达到18%。编辑们往往只会在吃午饭时悄悄地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业务一直非常好。
出版业避免了音乐的命运，在被Spotify和订阅流媒体重新激活之前，音乐界陷入了财务困境。但出版界继续前进，特别是在最顶层的出版商。2013年企鹅和兰登书屋的合并，在当时看来是对亚马逊编辑力量的背水一战，但真相却是一个财务上的改头换面，难怪它想再次与西蒙与舒斯特公司进行整合。
书籍不像CD，人们仍然希望阅读并摆放实体物品。今年7月，电子书仅占美国消费者图书销售总额的11.5%。虽然书店被电子商务削弱了，但即使是亚马逊的精装书和平装书的销量，也比还是比电子书多。
电子书也为那些拥有最大再版书目的出版商带来了福音。现在，读者很容易买到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实际上，它们永远不会绝版。所以拥有再版书目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所有的初始成本，如给作者的预付款，都已支付。因此企鹅兰登的利润率能如此顺利地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司法部在投诉中指出的那样，当大型出版商在拍卖会上竞拍名人回忆录和总统日记等畅销书时，这对他们有利，并指出，再版书“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使五大出版商能够支付更多和更高的预付款”。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证明为出版商提供了其他优势，因为出版业在传统上本来是一个颇有风险的业务。但他们再不必为出版和培养没有业绩记录的新作者而投入大量资金，而是可以在Instagram或脸书上寻找拥有粉丝的人才。这有助于他们限制财务风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插画家查理·麦凯西，他的绘本《男孩、鼹鼠、狐狸和马》（The Boy, The Mole, The Fox and The Horse）在全球卖出了500万册，是因为企鹅兰登的非小说出版社Ebury的一位编辑在Instagram上发现了他的画。他当时还没有出书，但出版商帮助他开发绘本，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麦凯西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种印刷弹性、再版书目和作者网络平台的组合，使出版商既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又能在财务上更加稳定。过去的作坊式产业已经整合成了一个更坚固的行业，它被十年前差点被淘汰它的威胁所重新锻造了。
本周的法律诉讼中有超现实的一面。它举了一个例子：西蒙与舒斯特为一位格莱美获奖歌手的回忆录出价500万美元，但最终不得不掏出800万美元，因为企鹅兰登也加入了竞标。如果哪个名人不得不因此少赚几百万美元，大多数人并不会觉得可惜；而一般作者的收入其实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
但这也阐述了一个关于图书行业权力平衡的现实。美国出版商去年支付给作者的预付款超过10亿美元，他们很难以穷为由而进一步整合。当企鹅兰登出版了如此多的布克奖入围作品并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时，在笔者看来，它已足够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