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Maher在《海象》发表文章，在大选中，争取免票的活动越来越多地与数据分析联系在一起，在刚刚过去的加拿大大选中，自由党在数据上的优势，帮助这个党派将资金押在了最有可能获得席位的选区，大数据分析是选举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最终可能没有人愿意费心去争取那些没有足够价值的选民。
9月21日清晨，在电视网络宣布自由党少数派政府成立后不久，没有参与竞选的自由党选举策略师大卫·赫勒（加拿大政治顾问，民调研究公司甘道夫集团的主要合伙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定期评论员）在推特上说：“如果我早知道你能以31%的票数赢得选举，我们就会在2006年也这样做。”
赫勒这是在拿他2006年帮助保罗·马丁竞选时的痛苦回忆开玩笑，最后马丁获得了30.2%的选票，被获得36.3%的斯蒂芬·哈珀击败。
15年后，赫勒见证了特鲁多在获得不比马丁多多少的票数下，以决定性的胜利赢得了选举。一周后，在统计邮寄选票后，我们得知特鲁多的实际得票率为32.6，能够选出159名自由党议员，保守党以33.7%的得票率微弱领先，但这只给了他们119个席位，这是连续第二次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利，却赢得普选票的选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两党的得票率都比以前的选举要低。
注：在参选的政党中，属于左派的自由党和政纲接近的新民主党，再加绿党，普选票远远高于属于右翼的保守党和人民党。作者上面说的只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对比。
《环球邮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科恩在一系列推文中指出了这一趋势，说明几十年来执政党赢得的选票比例稳步下降，因为这两个大政党不仅要与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团争取选民，还要与绿党和人民党等新贵竞争。
特鲁多的前高级顾问杰拉尔德·布茨回应说，祝贺自由党找到了如何用更少的选票获胜的方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投票效率。
布茨指的是今天的竞选活动，通过使用数据分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有价值的选区的选民投票率，从而建立一个有意义的选举联盟，这可以让他们忽略那些他们不太可能获胜的地方，而在他们有竞争力的选区加大力度。
布茨在推特上说：“我们计算的是席位，而不是选票。”
所以聪明的竞选活动专注于拿下席位，在加拿大，与英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一样，公民投票给国会议员，而不是直接投票给领导人，这意味着，为了赢得选举，领导人需要关注的是当选议员的数量，而不是总票数。
布茨在推特上说，特鲁多自由党过去的三次竞选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有效的”竞选之一，他称赞“数据科学公司”（Data Sciences）是“超级天才”，这家位于蒙特利尔的分析公司，为自由党和全国各地的地方竞选活动提供选 民识别、投票和数字广告等服务。
优化选票现在是北美的一个核心政治策略（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但对于加拿大选举改革的倡导者来说，这种常规策略并不容易接受，特鲁多在2015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进行选举改革，但后来没有兑现。加拿大公平投票组织希望改变目前的在选区中“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投票制度，并推荐比例代表制，这种比例代表制度，将使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32.6%的选票当选，并使得议会能够更准确地代表不同政党赢得的选票份额。
莎伦·萨默维尔不久前还是加拿大公平投票协会的媒体发言人，她认为布茨对选举效率的庆祝令人不安，因为她觉得自由党是在玩弄他们拒绝修复的选举制度。
她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次选举是一次权力争夺战。”
她指的是自由党把加拿大的投票当做获得多数席位的赌博。她补充道：“而且，当你知道他们在使用这些非常复杂的营销工具来制定战略和瞄准选民时，你会感到非常不适。”
当然，自由党没能获得多数票，成为少数派政府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获胜的政党在全国选票中的份额不断减少，这就产生了基于接近选区的微弱优势的选举结果。关于这种技术方法是否符合民主制度的质疑，肯定会被提出来，但如果现代政党想要成功，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它们。
汤姆·皮特菲尔德实施高级公务员迈克尔·皮特菲尔德的儿子，迈克尔·皮特菲尔德曾帮助皮埃尔·特鲁多（注，特鲁多的父亲）从英国手中，争取到了加拿大的完全主权，汤姆·皮特菲尔德同时也是数据科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在加拿大各地以及法国、挪威和英国的选举中工作。
皮特菲尔德的妻子安娜·盖尼，冰球名将鲍勃·盖尼的女儿，在2014年当选为自由党主席（她于2018年卸任）与凯蒂·特尔福德（加拿大政治战略家，特鲁多参谋长）和布茨一起，他们是设法将特鲁多送入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紧密团体的组成部分。
当他们在2014年开始合作的时候，自由党的数据操作已经落后于保守党多年。
赫勒说：“他们当时比我们领先一光年。”
2021年的选举表明，数据科学公司不仅仅是缩小了差距，这次选举也让加拿大人重新审视了现在政治竞选中无情的数学。据皮特菲尔德说，立法规定的选举支出上限，迫使加拿大各党派从战略上审视选举地图，弄清他们需要赢得哪些席位。
皮特菲尔德解释说：“自2015年以来，整个游戏计划是灵活的，并尽可能有效地将有限的资源部署到影响最大的地方，这是每个拥有有限资源的公司或任何个人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虽然社交媒体广告确实有助于竞选活动更精确地锁定选民，但竞选活动并没有真正做任何前所未有的事情。皮特菲尔德说：“坦率地说，从议会制度开始，这就是他们运行的方式，即使在我出生之前，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通过关注民调结果，将资源集中到他们认为可以拿下的地方。我认为，有了社交媒体，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技术的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提高了，使政党、个人和利益集团更容易参与民主进程，在他们能赢的地方赢，在他们能组织的地方进行组织。”
赫勒在为凯瑟琳·温恩管理竞选活动时，曾与数据科学公司合作过，温恩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安大略省的自由党总理，这家公司的数据能力给赫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使原来挨家挨户争取选票的竞选者能够比过去更有效地运作。
赫勒说：“本质上，数据科学公司所做的是，他们用算法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自由党的选民，他们甚至会告诉你哪些房子可以忽略。”
数据科学公司的技术是专有的，但类似的操作有很多，特别是在美国，通常涉及分析各种来源的数据，包括选民名单、民意调查、人口普查数字和社交媒体。
公司通过这些数据，确定政治态度和偏好的模式，然后创建算法，将选区切成越来越小的部分，再进行评估和优先排序。无论数据科学公司使用的是什么具体方法，它显然已经完善了一个公式，使其能够尽可能有效地争取能够赢得的选区，这就是自由党所做的：利用数字广告、敲门和电话，他们找到了选民，激励他们，并让他们去投票。
自由党还利用他们的主要资产——总理，战略性地对付保守党领袖奥图尔，特鲁多通过在自由党在一些选区进行活动，最终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这些选区进而赢得了大选。
菲利普·福尼尔是蒙特利尔的一名天体物理学家，也是大选博客338canada的作者，他问道：“辩论结束后的第四周，形势对奥图尔不利，特鲁多去了哪里？”
特鲁多去了新斯科舍省，然后是新不伦瑞克省，然后是低陆平原温哥华，之后他在从温莎到多伦多的轴线上度过了最后五天。
福尼尔解释说：“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党绝对需要争取到的激烈竞争地区，他们微观目标努力用在必要的地方。你必须使你的席位数量最大化，总票数并不重要，虽然就合法性而言，它可能是重要的。”
然而，仅靠选票效率是不够的。保守党也有很好的数据操作，但他们的支持者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支持率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在胜利优势最大的33个选区中，有29个是保守党的。保守党人约翰·巴洛在阿尔伯塔省落基山脉边缘的一个选区，这个地区以壮观的风景、煤矿和骑马运动而闻名，他以37240票获胜，是全国最大的优势，自由党候选人以4441票位居第四，落后于新民主党和人民党。
但是，为了赢得权力，你需要赢得激烈竞争的选区。为此，需要有效的信息。
保守党和自由党一样能读懂选举地图，在这次选举中试图提供一个能吸引加拿大东部选民的信息。奥图尔淡化了社会保守主义（注，保守党内的右派，偏重于文化上的保守，比如反堕胎，反对性别平等，排外等），提供了一个保守党版本的碳税计划，并试图淡化堕胎和气候问题，这些问题在2019年损害了保守党。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策略起了作用，但在竞选后期，随着疫情在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安省开始落后，在大多伦多地区没有取得进展。
其中一个原因是，特鲁多在疫苗接种问题上成功地契合了选民的需求，奥图尔的议员和候选人的反应能力有限，因为他们拒绝说明他们是否接种了疫苗。毫无意外，Abacus Data公司在选举后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希望政府专注于“让更多人接种疫苗并恢复正常”的选民中，46%的人投票给自由党，相比之下，26%的人投票给保守党。
对于民调专家和保守党策略师尼克·库瓦利斯来说，很明显，关于疫苗接种的辩论为特鲁多扭转了选举局面，而不是他所说的“经营Instagram账户的天才们”。
库瓦利斯说：“也许我的想法不对，但我想说的是，在加拿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在安省得到的支持率低于39%。因此，当自由党在安大略省获得39%的席位，并赢得了一个少数派政府，我并不感到惊讶。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安大略省得到了39%？因为40%的安大略省人是坚决支持强制接种疫苗的，他们正是得到了这一群体的支持。”
根据加拿大选举委员会（Elections Canada）列出的自1997年以来的选举结果，库瓦利斯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除了2006年，当时保守党在安大略省以35%的比例获胜。
保守党在安大略省农村地区、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大西洋地区取得了进展，但在大多伦多地区没有更好的表现，那里的选民经历了加拿大最长的新冠限制，自由党的疫情信息似乎使他们在很多接近的选区中取得了胜利。
保守党似乎被迫提前在电视上介绍他们的领导人奥图尔，试图改造一个尚不存在的联盟。相比之下，自由党能够激活他们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志愿者和选民网络。自由党通信部高级主管布雷登·凯利说：“在这次选举中，进行了1800万次敲门和打电话，我们付出了非同一般的努力。”
自由党在社交媒体上也做了很多更复杂的宣传。凯利说：“在选举日之前的90天里，自由党的竞选活动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投入了412万加元，几乎是其他两个政党的总和，在选举日之前的三个月里，自由党的竞选活动进行了超过14800次的广告推送。”
据凯利说，在此期间，保守党的在线广告数量为1440个。
保守党还不得不抵御来自人民党的右翼内部的威胁，人民党在反对封锁和疫苗授权的人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据保守党议员玛丽莲·格拉杜说，仅这一点就使他们失去了24个席位。其结果是，保守党在太多激烈的竞争中输给了自由党。他们需要平均46693票才能赢得1个席位，而自由党则需要36345票。这种总票数和赢得席位之间的差异，凸显了自由党的投票效率。
自由党以微弱优势赢得竞争性选区的诀窍令人吃惊，这要归功于自由党的数据操作。但是，这让数百万加拿大人情何以堪，他们现在不得不看着这个并不招人喜欢的执政党宣布，自己得到了“明确授权”。
加拿大人，至少现在，可能需要习惯于此。当政党不再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持时，他们就会转而追求选民效率。EKOS研究协会的资深民调专家弗兰克·格雷夫斯说，这要归咎于两极分化。
他认为，媒体环境使党派的立场更加坚定。格雷夫斯说：“传统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过去常常轻松地赢得多数席位，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的优势在变小，他们无法再确保明显的胜利，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批选民，这些选民流向了左翼和右翼。”
例如，在德国最近的选举中，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分别获得25.7%和24.1%的选票。
格雷夫斯解释说，越来越多的选民拒绝接受长期以来充当权力掮客的老牌大党，他们在小圈子内部处理地区、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端。他说：“一个政党要构建一个能抓住大多数公众的想法，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选民效率是一种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方式，各党派可以定制他们的专属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像拼图一样，在各个选区建立新的选民联盟。因此，那些不能在需要的地方拉拢选票的政党，是无法获得成功的。
以左翼的新民主党为例，这个党派获得一个席位上需要超过12.1万张选票，因为它的支持是如此分散。长期以来，新民主党一直受到加拿大“得票最多者当选”制度的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新民主党，至少在联邦一级，希望进行选举改革。
在每届议会中，与他们在全国选票中的份额相比，他们的代表人数不足。
其他政党的战略家认为新民主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赫勒认为它应该集中精力反对魁北克的第21号法案（这项法案禁止公职人员穿戴宗教服装），并在安大略省争取选票。
保守党的库瓦利斯认为新民主党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杜鲁多。据一位资深自由党人说，新民主党在打造驵勉诚的品牌方面投入了太多的资金，而在激励可赢的选区的选民方面投入的资金却不够。库瓦利斯说：“他们没有在早期进行投资，也没有以此建立他们的社区并确定他们的支持基础在哪里。”
然而，在这一建议的背后，是一个警告：不能更有效地利用选票数据的政党，有可能在政治上边缘化。不难想象，未来的选举将升级为数据分析的军备竞赛，拉票员利用数据驱动的目标定位，在容易拿下的选区中赢得优势。
选民也有变得不重要的风险，我们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些加拿大人，变成没有人愿意去说服的对象，例如多伦多的保守党和萨斯喀彻温省的自由党，因为他们在席位数方面无法提供足够的选举价值。
约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丹尼斯·皮隆出版了两本关于西方投票制度的书。他认为，迫使政党优化效率的选举模式，意味着议会越来越不能反映选民的意愿。他说：“这就是这个关于效率的想法非常奇怪的地方，因为这些人说的是，看看我们的投票在一个总体上不是很有效的系统中是多么有效，一个真正有效的系统，却把争取最多的选票变成了争取最多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