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a Koppell, Jamille Bigio和 Miguel Centeno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长期以来，美国在处理国内外种族、身份和不平等问题上都不尽如人意，作者认为这是国际事务学院的教育与现实严重脱节而导致的，只有在国际事务的教学内容和教育环境方面做到多元化，才能为美国政治输送理想的人才。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美国的骚动凸显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在处理种族、身份和不平等问题上的欠缺。

虽然美国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并继续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少数族裔，但许多机构未能对这些主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培养下一代国家安全领导人的国际事务学院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绝大多数当代国际事务学校提供的培训，未能使他们的学生做好应对21世纪基本挑战的准备，如气候变化、棘手的冲突和不断扩大的全球化等。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些学校会导致未来的外交政策专家准备不足，他们不知道如何思考美国的不平等削弱华盛顿地位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化解使社会变得脆弱和助长全球动荡的社会力量。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际事务学院需要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学生、教师和领导层的多样化，有关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学术研究需要纳入课程，校园也需要转变为包容和接纳公开讨论的场所，这种全面的国际事务教育改革能够确保学校对多样性的重视和对公平的渴望，也使得学生具备加强美国外交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

分裂与国家安全

在美国，对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持续忽视造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这种不重视为外国干涉打开了大门，降低了华盛顿的海外影响力，并限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有效地利用了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和种族分歧来煽动政治不和，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两极化和最有争议的选举之一。

外国行为者对这些弱点的利用在2020年仍在继续，当时外国利用社交媒体来煽动各种怨恨和分裂，从而助长了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叛乱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国内的，它还导致了来自国外的大量批评，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削弱了华盛顿在全世界传播民主能力的信心。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不平等和分裂而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研究表明，权力、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与激进和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家的分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由于寻求经济机会的移民工人的涌入，还是逃离冲突和迫害的难民的创纪录数量，都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

尽管移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比如为老龄化国家提供新的劳动力来源，为逃避战争的难民提供安全保障等，但随着社会吸收不同宗教、种族、观点和偏好的人，新移民往往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紧张。

对这些人口趋势的忽视，抑制了社会多样性带来的益处。例如，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包容和公平，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对政府的信心，并促进社会稳定等。

促进平等的措施也会带来经济红利，例如，全球女性的全面经济赋权将产生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并加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步，旨在解决不满和不平等的政策干预也可以帮助防止暴力的爆发，并有助于在冲突后重新建立社会的稳定。

一个失败的教育系统

尽管这些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国际事务研究学院却没有跟上步伐，传统的课程往往忽略了种族、民族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如何威胁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的。

2014年对50个提供公共管理课程硕士学位的项目的审查发现，只有大约10%的教学大纲涉及到性别和文化问题，只有7%的教学大纲探讨了种族和民族问题。

国际事务学院在帮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解决身份、内在偏见和历史叙述对当前事件的影响方面也做得很少。例如，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华盛顿本可以凭借强大的文化能力，通过更多地关注这两个国家社会潜在的不平等和不满，进行更加包容的重建和和平建设计划。

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多样性的缺乏，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尽管公共管理和国际事务项目的大多数学生是女性，但男性却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教职和领导职位，包括60%的院长职位。

学生和教师中也缺乏种族和民族多样性，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晋升和获得终身职位的比例低于白人男性同行，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在被引用和发表方面面临更大的障碍，在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中，只有不到20%是女性或有色人种。

在过去几年中，一些学校和机构已经取得了进展。例如，在2019年，公共政策、事务和管理学校网络在公共政策项目的认证中，加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标准。国际事务专业学校协会现在专注于提高从事外交事务职业的学生的多样性，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等多所大学已经创建了专注于性别或社会包容的项目。

在202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为新生开设了为期两周的必修课，名为“美国在成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的种族主义”。此外，一个由全国各地公立和私立学校院长组成的网络正在通过分享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实践和建议，来帮助学校解决类似问题。

不让学生掉队

尽管这些努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它们仍然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国际事务项目需要发起一个全面的自检（由院长和项目主任领导），考察他们的院系、行政管理、学生团体、工作人员、课程、以及校园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注意薪酬、福利以及财政援助水平方面的差异。

学校还应该优先考虑教师和领导人员的多样化。管理者经常忽视和低估来自不同背景的高潜力候选人，因为即使是最有同情心的评估人员也倾向于重复已经熟悉的东西。

为了纠正这个问题，学校应该将多样性、公平和包容问题纳入任期和晋升审查，因为来自弱势或少数族裔背景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往往在支持和指导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方面，承担了过多的责任。

这种对代表性的强调也应反映在课程中，课程本身必须考虑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如何影响全球事务，课程应涉及美国历史和当代国内矛盾对国家安全和全球声誉的影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授们应该修改国际关系的入门课程，并引入一系列新的必修课。这些新的课程将围绕重新调整的教学大纲，旨在突出不同专家的学术研究。

教授们还可以发展专题研讨会，讨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问题与国际事务中次要事务的交集，比如身份如何成为暴力冲突的基础。

最后，学校应该通过认证课程提供诸如性别和公共政府方面的专业机会。

教育机构还必须营造包容性的氛围，帮助来自代表性不足背景学生的成长。外交事务专业人员缺乏多样性，表明学校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最强大的专家骨干，美国会因此而变得更弱。

国际事务教育需要吸引广泛的社区参与，在教育的早期招募最佳候选人，并为他们提供有前途的职业道路。要实现这个目标，高校必须首先解决学术界持续存在的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方面问题，低收入学生放弃学业的比例远远高于较富裕的学生，女教师的研究和出版率急剧下降，因为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学校也需要解决自身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不平等和边缘化问题。乔治敦大学正在通过反思奴隶制的和解行动来反省不光彩的过去，这项行动审查了这所大学的拥有奴隶和进行奴隶贸易的历史。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决定将威尔逊的名字从住宿学院和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中删除，并表示这位前总统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政策使他不适合作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因为学校的学者、学生和校友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

全球事务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早就应该得到重视了，教育机构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关注，在国内外都造成了脆弱性。只有让学术界参与进来，领导人才能改变美国外交的政策面貌和形态，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国际事务学院必须进行全面的努力，振兴领导力，更新课程，创造一个包容性的氛围，这样的努力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带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