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库利什、埃弗拉特·利夫尼和艾玛·戈德堡报道了美国的超级富豪们对华盛顿提出的一些富豪税的看法。由于近年来富豪们的财富增长的越来越快，而且在疫情间达到了高峰，加上许多新闻披露了他们少交税的情况，因此社会上对富豪税的支持开始增加。但是这在政治上似乎并不可行，而大多数富豪也反对这些征税。
这是另一种通货膨胀问题。
曾几何时，抗议者占领了华尔街（2011年对富人的抗议活动），或者至少是它附近的公园，并希望让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承担责任。
在占领祖克提公园（华尔街附近的公园）十年后，似乎被针对的目标已经向上修正。它不再是最富有的1%，甚至也不是最富有的0.1%，反而更像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名单中的个位数富人：马斯克、贝佐斯、扎克伯格、盖茨、巴菲特。
越来越多的超富阶层，出现在对富人征税的政治讨论中，他们用宇宙飞船取代游艇作为终极地位的象征。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了“超富豪税”，她和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都进行了抨击。
在拜登总统的基础设施法案的谈判中，俄勒冈州民主党人、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恩·怀登（Ron Wyden）参议员专门提出了对亿万富翁征税的想法。周四上午，拜登宣布了他支付基础设施法案的框架，承诺对“最富有的0.02%的美国人”的收入征收额外税款。
怀登提出的税收建议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法律。它不在白宫资助的基础设施计划的框架内。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三世也反对这一提议。还有一个额外的障碍是，向亿万富翁征税的想法是假定国税局明确知道有谁属于这一类别。但它并不知道；它收集的是收入信息，而不是财富，而且在试图评估私人公司的股权时也可能会遇到困难。
目前关于亿万富翁的讨论非常重视福布斯和彭博社等媒体的富豪名单，这些名单充其量是不完整的，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像是一种娱乐游戏。它们在计算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上市公司大额股份的价值时最为准确。
怀登的提案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将那些连续三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人包括在内。但最根本的挑战是，目前没有任何系统或要求能让美国人向政府报告他们的总财富。而且，亿万富翁是一个强大的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强烈反对被征税，这一事实也并非不重要。
尽管如此，亿万富翁在公众的想象中还是越来越大，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队伍在这场大疫情中也已壮大。
非营利性的左倾政策研究所的不平等项目主任查克·柯林斯说：“美国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一直很高。只要人们相信规则是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成功。”他是《财富囤积者：亿万富翁如何支付数百万美元来隐藏数万亿美元》的作者。“现在已经改变的情况是规则看起来并不公平，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功。”
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是有更多的人达到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水平。根据一项衡量标准，即美国人促进税收公平协会和政策研究所对福布斯数据的分析，美国现在有745名亿万富翁，而在2020年3月，当疫情紧紧地控制着这个国家时，只有614人（1990年只有66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同一时期的净资产总额增加了2.1万亿美元，现在总额为5万亿美元。
新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不安的街道：富裕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一书的作者雷切尔·谢尔曼说：“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两个词，我们已经有点失去了对这一数字的实感，今天的亿万富翁就是昨天的百万富翁，但10亿仍然比100万多得多。”
美国的亿万富翁既代表了第一代的技术和金融财富，也代表了像沃尔顿（沃尔玛的所有者家族）和马斯（食品巨头玛氏公司的所有者）这样的多代亿万富翁家族。疫情期间产生的亿万富翁包括新冠疫苗制造商莫德纳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和早期投资者蒂莫西·斯普林格（Timothy Springer）；真人秀明星转行为塑身衣和化妆品企业家的金·卡戴珊-韦斯特（Kim Kardashian West，说唱明星“坎爷”的妻子）；娱乐大亨泰勒·佩里（Tyler Perry）；以及今年上市的约会应用程序Bumble的惠特尼·沃尔夫·赫德（Whitney Wolfe Herd）。
29岁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是新型亿万富翁的典型代表。2011年，在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期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考虑成为一名物理学教授，并对有效利他主义感兴趣，这种哲学支持利用数据和证据为许多人做最大的好事。
这使他在毕业后在华尔街做了几年交易员，然后在2017年进入加密货币领域。他在加州创办了Alameda Research，这是一家加密货币交易实体，在2018年搬到了香港，后来他在香港创办了FTX，这是一家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所，提供美国交易者无法获得的产品。
如今，他的账面身价为265亿美元。他不喜欢拟议的亿万富翁税，这种税种将对股票、债券和现金等流动资产价值中未实现的收益征税。对于那些财富被捆绑在公司里的创始人来说，这可能会构成一个两难问题。
班克曼-弗里德在给本报的一份声明中说：“我认为我最大的担心是，特别是当某人的股票所有权远远超过他们的流动现金时，对未实现的收益征税将导致大规模的强制出售所持股票，不断的流失，并导致公司决定不上市。我认为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负面附带损害，首先会大大减少创新和应税基础的数量。”
班克曼-弗里德的反对意见是亿万富翁税的支持者们已经预料到的。他们指出，在更小的范围内，许多美国人已经被迫出售他们最重要的资产，包括他们的房子，以支付税单。
班克曼-弗里德建议，消费税能“更好地解决围绕避税的许多担忧，同时允许资本市场运作。”
马斯克在一条推特上似乎也反对这一提议。他写道：“最终，他们用完了别人的钱，然后他们会来抓你。”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马斯克永远不会用完钱。福布斯的实时净资产追踪器的逆向计算表明，他可以每年花费100万美元，持续10万年，仍然比比尔·盖茨还要有钱，后者估计有1362亿美元。
他是贝莱德公司的前高管莫里斯·珀尔（Morris Pearl）说，“我坐在希尔顿黑德岛海滩上的躺椅上，我支付的税率远远低于为生活而工作的人。”他是“爱国的百万富翁”组织的负责人，一直是拟议增税的有力支持者，“我确实不时地支付一些税款，但这不是像赚取工资和薪金的人那样，经常性做的事情。”
爱国百万富翁组织是珀尔在2010年帮助发起的，旨在推动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现在包括200多名高净值个人。组织在疫情期间增长了四分之一，但据他们所知，里面还没有任何亿万富翁。
珀尔指出，许多亿万富翁已经习惯了主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缴税的想法。珀尔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以至于对待亿万富翁就像对待为生活而工作的人一样，这被认为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
罗伊·迪士尼（华特·迪士尼的弟弟）的孙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长期批评者阿比盖尔·迪士尼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认为，在疫情期间，美国最富有的人对财富的巨大展示，特别是夏天时对太空竞赛的炫耀，有助于促进对亿万富翁税收负担的严肃讨论。
同样起作用的还有被泄露的信息，这些信息揭示了最富有的美国人所缴纳的税款占其财富的比例是如何相对小于中产阶级纳税人的。柯林斯说，从潘多拉文件到新闻调查组织ProPublica发布的税收文件库，再到本报关于特朗普总统在某些年份的仅支付750美元税款的报道，它们所传递的信息是最富有的人支付的税款最少。
柯林斯说：“我们知道亿万富翁从社会上攫取了大量的财富，甚至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而且他们支付的税款比你和我都少，这两个事实导致了一种反弹，对亿万富翁征税是一个受欢迎的想法。”
但受欢迎并不意味着这个想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正如曼钦的反对所表明的那样。而怀登的计划也引发了对违反宪法的讨论。
全国纳税人联盟基金会负责税收政策和诉讼的副总裁乔·毕晓普-亨奇曼说：“这将是第一次真正尝试对未实现的收益征税，这将是我们看待收入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人们对直接税（注：不能被转嫁的赋税，由纳税人直接向政府支付，比如房产税），对赋予中央政府这种权力有很大的疑虑。”
最近，由于香港官员发出了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实施新法规的信号，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设立了分公司，他说那里有一个法律框架，符合他的业务需求。不过，他在美国也很活跃。FTX有一个美国交易所，并与美国体育联盟和球员签订了赞助协议，以推广其品牌。这位创始人去年向一个支持乔·拜登总统竞选的团体捐赠了约500万美元。
在谴责拟议的亿万富翁税的评论中，曼钦将超级富豪描述为“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投资了很多钱，为慈善事业付出了很多”的人。
这是对围绕高净值捐赠的讨论中经常被重复的观点的隐含认可，即普通人纳税，而富人追求慈善事业，因此可以不向财政部缴税，而是向他们喜欢的事业捐赠。马斯克在上回应税收提案推文的后的一条推特中说：“我的计划是用这些钱把人类送上火星，保护意识之光。”
谢尔曼教授说：“这种‘这是我的钱，我应该决定用它来做什么’的想法非常占优势，它与个人主义文化相伴而生，让人们觉得他们是靠自己成功的，没有从道路、教育和法律等社会设施中受益。”
迪士尼是“爱国百万富翁”的积极成员，她说她认为这种想法是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增税的主要障碍。她说，“亿万富翁可能是很聪明，我并不怀疑埃隆·马斯克的智商，但他们不能只靠自己做成任何事情。”她还质疑美国最富有的人中普遍存在的想法，即他们才是最懂的人，不应该把他们的钱交给政府。
迪士尼女士说，“上次我在湾区，去码头散步，看到连续七艘船以安·兰德（Ayn Rand）作品里的人物命名。他们需要清醒一点。”（注：安·兰德是理性利己主义的倡导者，强调个人主义至上，认为人们只应该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著有《源泉》等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