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Barry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讲述了波士顿女市长候选人吴弭这位华人二代移民走上政治生涯的心路历程。她年轻的时候一直走在父母给她规划的“读书挣钱”的安稳道路上，然而父母的分开使她挣脱了既定的轨道，开启了精彩的政治人生。

吴弭在距离她的第一次市议会选举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因为生病的缘故发不出声来。

她的支持者们忐忑不安地看着她。在一个热情洋溢、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城市里，他们的候选人却是一个说话温和、受过哈佛教育的政策书呆子；在一个有着深厚邻里关系的城市里，他们的候选人却是一个新来者，这难道还不够有挑战性吗？现在，在这紧要关头，她却几乎发不出声音。

但是，当选举日到来时，事实证明名支持者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当时28岁的吴弭已准备就绪，她学习了波士顿的政治生态系统，与选民讨论政策，组建了一个多种族联盟。这与演讲无关，她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11月2日，当36岁的吴弭在波士顿市长选举中与另一位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对决时，届时她可能在全美范围内突破一个障碍。

尽管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选民，但亚裔美国人候选人在大城市的竞选中表现不佳。根据亚太裔美国人国会研究所的数据，在全国最大的100个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的市长是亚裔，并且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

吴弭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门生，她在波士顿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当时这个城市正在经历转变，选民越来越年轻，受教育程较高，而且越来越左倾。

吴弭的提议使波士顿成为进步政策的实验室，将城市建设合同重新分配给波士顿黑人所有的公司，削减警察工会的权力，免除一些公共交通的费用，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租金控制，这一前景让房地产利益集团感到担忧。

她说：“在近十年的市政府工作中，我了解到，什么都不做对政府来说是最容易的。在试图实现变革的过程中，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会被影响到，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安，甚至遭受损失。”

批评者说，吴弭承诺的变革是她无法实现的，因为一些标志性的政策，如租金控制，需要由市长控制之外的国家机构采取行动。

埃塞比·乔治是前市长马蒂·沃尔什的盟友，她以一个务实的中间派形象竞选市长。她说：“吴弭日复一日地谈论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我的风格是准确地宣布我的计划，并作出我能够兑现的承诺。”

初选以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吴弭大幅领先于埃塞比·乔治。

其他人提醒说，吴弭在波士顿的传统权力中心缺乏盟友，甚至在日常事务上也会遇到阻力。

吴弭说，她已经为这些战斗做好了准备，而且她的人生历程迫使她逐渐朝着承担更大风险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她一开始就不会从政。

家庭的瓦解

吴弭出生时，她的父母刚从台湾移民过来不久，他们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吴翰（音）是一名化学工程师，被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项目录取。但他和他的妻子于敏（音）几乎不会说英语，因此，从4、5岁起，他们的大女儿吴弭就充当他们的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表格等。

在芝加哥郊区的高中，吴弭的名字是米歇尔。她参加了大量的大学预修课程，加入了数学队和护旗队，并在SAT和ACT考试中获得了满分。作为其中一位毕业生代表，她在毕业典礼上以一曲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钢琴独奏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她的妹妹谢瑞尔说，父母鼓励他们接触广泛的兴趣爱好，并期望他们能够精通。

身为律师的谢瑞尔说：“他们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都必须是最好的，你知道，我只想做一名艺术家，但他们要求我必须成为毕加索，我哥哥拉大提琴，那他就必须成为马友友。”

然而，政治并不在考虑之列，他们的父母是由逃离饥荒和内战的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认为政治是一种腐败的、高风险的职业。他们希望吴弭进入医学领域，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学位，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她说。当她去哈佛大学时（这是她父母一生的希望），吴弭不确定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就在她在哈佛的时候，她的家庭解体了。

从她上高中开始，她的父亲与家庭分居，父母二人最终离婚，她的母亲孤独地住在在郊区，开始变得行为异常，对着电视大喊大叫并拨打911报告奇怪的威胁。

吴弭刚毕业的时候，在波士顿咨询集团找到了一份有快速晋升机会的工作，一天谢瑞尔打电话说：“我们需要你回家，现在。”

她赶回家，对母亲的状况感到震惊。她描述说，她看到母亲拿着一个行李箱站在雨中，言之凿凿地说有一个司机要来载她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她仔细检查女儿的脸，看她是不是机器人。

她的母亲告诉她：“你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的母亲。”

吴弭将这一时期作为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这一时刻，她放下了父母为她写的剧本。

她说：“当这种变故发生时，感觉生命非常短暂。”

当时22岁的吴弭被推到了一家之主的位置上，她成为她最小的妹妹（11岁）的家长，并申请了法律监护权。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吴弭为母亲进行了心理治疗，并开了一家小茶店，她认为母亲有可能会接管它。

然后，她对自己遇到的官僚主义障碍感到沮丧，于是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并把母亲和妹妹带回了波士顿。这一次，她打算留下来。

一次政治洗礼

教授合同法的沃伦记得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吴弭是来为一些学术上的缺点道歉的，尽管沃伦没有注意到任何缺陷，沃伦回忆说：“她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想让我知道她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当他们坐在一起时，吴弭讲述了她如何照顾母亲和姐妹的事。沃伦听着，惊叹不已。她说：“她在法学院所做的事情，在我25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从未知道有其他学生在做。”

这标志着吴弭和沃伦的密切关系的开始，沃伦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进步领袖，今年夏天，当被问及为什么她支持吴弭而不是其他进步人士时，沃伦简单地回答说：“她是我的家人。”

在法学院，吴弭开始扩大她在政府中的人脉，在波士顿市政厅从事法律研究期间，她为餐馆设计了一个简化的许可程序，并启动了一个食品卡车项目，这吸引了当时的市长汤玛斯·曼尼诺的兴趣。

当沃伦决定竞选参议员时，吴弭提出为沃伦的竞选活动工作。2013年与沃尔什竞争的前市议员约翰·康诺利称赞她“对实地政治有着惊人的、天才般的理解”，与曼尼诺类似，她“对波士顿的各个角落有着敏锐的记忆”。

他说：“她可以告诉你阿尔巴尼亚人在罗斯林戴尔的六个社交场所。”

她在2012年赢得了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席位，使她成为继阿亚娜·普雷斯利之后第二位在议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

几乎在一开始，她就在进步人士那里惹上了麻烦。在市议会主席的选举中，吴弭承诺支持威廉·莱恩汉，他是议会保守派的领导人，也是她早期的支持者之一。

在投票前不久，普雷斯利加入了竞选，使得竞选成为了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对决。进步人士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试图说服吴弭（28岁的她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当选议员）改变她的投票。她回忆说，“数以千计”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让她“躺在床上哭泣、崩溃和动摇”，甚至不确定她是否想要她刚刚赢得的职位。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让步。

莱恩汉在采访中说，这次投票给她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许多进步人士认为她的选择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保守派则回报了她，在2015年支持她竞选市议会主席，但他们对她在议会投票中与进步人士站在一起感到失望。

他说：“她一旦当选，就会回到那些辱骂过她的人身边，因为那是她的政治前途所在（他在这场竞选中支持埃塞比·乔治）。

不过，其他人回忆说，他们以新的兴趣观察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对她的强硬态度感到惊讶。

她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李超荣（Leverett Wing）说：“她为人和善，人们有时会误以为她的好是软弱的表现，但她的坚持表明她不会屈服于压力，也表明她有领导机构的能力。”

她打了一场持久战

在四届市议员任期内，吴弭因专注于政府实事而建立了声誉，她经常出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会议，帮助处理事务。

活动家和前州交通官员克里斯·邓普西说：“我脑海中浮现出的词是’有条不紊’，这个词可能都不足以描述她的工作，我不想描绘一个人说‘我要当市长，我将勾选所有的项目’，我看到的是她以一贯的态度出现在公众面前，为解决一些问题而展开工作，建立支持者，开展对话。”

她在TikTok、Instagram和推特上推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如全市范围内的绿色新政和免票交通，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她在竞选总部和她两个小儿子的活动情况，这吸引了年轻的进步人士。

22岁的艾默生学院高年级学生本杰明·斯威舍说：“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谈论吴弭。”他补充说，她的候选资格“表明年轻人可以做到，我们可以推动这个国家前进，创造新的美国”。

吴弭有时过于犀利，经常把她对沃尔什市长的批评直接带给媒体或发表在社交媒体上，这让沃尔什很是恼火。2020年，在她批评了一个城市新冠病毒基金后，沃尔什说，“如果吴弭从她的日程安排中抽出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们就此事讨论一下，也许会更好。”

2020年9月，她是第一个宣布与沃尔什竞争的候选人，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沃尔什大有希望获胜。

四个月后，拜登选择沃尔什担任劳工部长，形势开始转向吴弭这一边。

GBH电台的评论员彼得·卡兹斯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多年规划的，她为了进入这个办公室，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成为市长的人都要漫长得多。”

她的批评者警告说，她在发动选举挑战方面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她在担任市长时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她可能会面临来自发展部门的强大参与者的反击，他们可能会阻止她的议程。

前市议员莱恩汉说：“政府如何运作，以及城市工人的具体细节，为了控制和管理这些问题，她会忙得不可开交，你打算从哈佛招一批人来管理他们吗？你会得到一个反对的声音。”

他补充说：“她是外来的人。”

吴弭承认未来充满挑战，但是没有什么比她22岁时的那一次飞跃更令人眩晕了，那一年，她决定脱离父母精心安排的人生计划。

她说：“在某些方面，最大的风险也许就是选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