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书评，介绍了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合写的著作《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本书将在11月9日正式发售，通过对一些新考古发现的深度研究，从全新的角度描绘了人类的历史，作者们认为人类的许多发展取决于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随着物质进步而被动前进的，而且也是同时从多个地区，平行发展的结果。这挑战了许多传统的历史观念，并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初级教授时，我给人类学系的一位同事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为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提供帮助。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选择了他，只是因为他很年轻，因此我想，他更有可能同意帮忙。

我们的午餐才开始5分钟，我就意识到我的面前坐着一个天才。他不只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而是一个天才。这其中有个质的区别。桌子对面的人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物种，就像一个来自更高维度的访客。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从试图跟上他的想法，到竭尽全力才能听懂，再到干脆坐在那里惊叹。

这个人就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我们共进午餐后的20年里，他出版了两本书；尽管成绩斐然，却被耶鲁大学解雇（此举被普遍认为是由于他激进的政治理念）；之后又出版了两本书；然后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找到一份工作；又出版了四本书，包括《债：5000年债务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这是一部关于从苏美尔到当下人类社会的权威性巨著；然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一份工作；又出版了两本书，并与人合写了第三本书。他不仅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具有极度的原创性，惊人的广博性，以及无比渊博的知识，而且还是大西洋两岸左翼活动家的组织者和知识领袖，除此之外，他还帮助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10月开始的示威运动，主要反对政客和金融界的腐败和贪婪，以及社会不平等）并创造了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

2020年9月2日，59岁的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度假时因坏死性胰腺炎去世。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一大打击。我想着，这下我们失去了多少书，它们现在永远不会被写出来了。又有多少深刻见解，多少智慧，将永远无法被表达出来？因此，《万物的黎明：人类的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的出现是苦乐参半的，既是一份最后的、意外的礼物，也是对本可能实现的事物的提醒。格雷伯的合著者、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两人曾计划出版至少三部续作。

这是一份多么好的礼物，它的雄心壮志完全不亚于它副标题中的宣示。《万物的黎明》是为了反驳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传统说法而写的，这些说法最早由哲学家霍布斯和卢梭（两人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提出；由后来的思想家们扩展开；今天由地理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普及；并且或多或少被世人所接受。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人类生活在小型的、平等的狩猎采集者队伍中（所谓的自然状态）。后来发明了农业，这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引起人口增长和私有财产的产生。小帮伙扩大成了部落，规模的扩大需要越来越多的组织：分层、专业化；酋长、武士、圣人接踵而来。

最终，城市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文明，包括文学、哲学、天文学；财富、地位和权力的等级制度；第一个王国和帝国建成了。转眼几千年过去了，随着科学、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我们见证了现代官僚国家的诞生。

这个故事是线性的（这些阶段是按顺序进行的，没有回头路），统一的（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渐进的（这些阶段首先就是“阶段性的”，从低级到高级，从更原始到更复杂），确定性的（这些发展是由技术驱动的，而不是人类的选择），以及目的论的（这一系列过程最终成就了现在的我们。）（注：目的论相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目的。）

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借鉴了大量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以及通过对经常被忽视的历史资料的深入阅读（他们的参考书目长达63页），不仅拆解了以上说法中的每个元素，而且还拆解了它所依赖的假设。

是的，我们有帮伙、部落、城市和国家；有农业、不平等和官僚机构，但这些都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从一种社会到另一个，还有更多的问题，作者都全面地改写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破除了人类是受物质力量驱使的被动对象的想法，即人类是无助地沿着技术传送带移动，把我们从塞伦盖蒂（Serengeti，东非坦桑尼亚的自然保护区）带到了现代的车管所。他们表明，我们有选择权，而且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格雷伯和温格罗奉上了一部过去三万年的历史，它不仅与我们习惯的任何东西大不相同，而且更有趣：有质感、令人惊讶、自相矛盾、鼓舞人心。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长达500多页）将我们从冰河时代带到早期国家（埃及、中国、墨西哥、秘鲁）。事实上，本书从冰河时期之前就开始回望到物种的曙光。智人是在非洲发展起来的，但不仅仅是在东部的热带草原发展的，它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起来的，从摩洛哥到海角，而且是以多种多样的区域形式发展起来的，只是到后来才汇聚成了现代人。

换句话说，人类学上的伊甸园并不存在，也不存在“线粒体夏娃”（线粒体是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细胞器）和她的后代居住的坦桑尼亚平原。作者告诉我们，认为我们在生物学上的出现时刻，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认知能力的出现，与文化的实际发展之间存在的明显延迟，甚至是长达数万年的差距，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假象。我们探索得越多，特别是在非洲（而不是主要在欧洲，那里的人类出现得相对较晚），我们发现复杂符号行为的证据就越早。

格雷伯和温格罗表示，大量的这类证据，来自冰河时代，也来自后来的欧亚和北美土著群体，它们都表明，狩猎-采集者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更加多样化。

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冰河时代的豪华墓葬（仅一个遗址的珠饰就被认为需要1万个小时的人工），以及像现代土耳其发现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这样的纪念性建筑遗址，可被追溯到大约公元前9000年（至少比英国的巨石阵早6000年），上面有复杂的野生动物雕刻图案。

他们告诉我们“贫困点”（Poverty Point），这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立的一组巨大的、对称的土建筑，是一个“狩猎采集者的大都市，规模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城邦”。

他们描述了一个亚马逊土著社会，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进行季节性转换（在干燥的月份，它是小型的、专制的游牧部落；在雨季，成为大型的、经各方同意而建立的园艺定居点）。

他们谈到了卡鲁萨王国，这是西班牙人在抵达佛罗里达时发现的狩猎采集者的君主制。所有这些情况在传统的叙述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狩猎采集者对他们想要组织社会的方式做出了选择，是有意识的、审慎的、集体性的选择：他们分摊工作、处置财富、分配权力。

换句话说，他们实行了政治。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了农业，并决定这不值得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另一些人观察过他们的邻居后，决定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格雷伯和温格罗是这样描述北加州的原住民生活的：他们是把节俭、简约、金钱和工作奉为美德的“清教徒”，与太平洋西北地区浮夸的奴隶主酋长形成对比。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群体都不是现代人想象中的单纯野蛮人，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无辜者，栖息在某种永恒的当下或循环的梦境中，等待着西方人的手将他们唤醒，将他们抛入历史。

作者将这一观点也带入了农业、城市和国王开始出现的时代。

在最初发展的地方，大约一万年前，农业并不是一下子、统一地、势不可挡地成为了主流，也不是在少数几个中心开始的、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中美洲、秘鲁，这些地方都是最早出现帝国的地方，因此这样的中心有15或20个。

早期的农业是典型的洪水退潮型（flood-retreat）农业（注：依赖定期的洪水循环导致淤泥沉积，因此自然有丰富的水土资源），在河谷和湿地季节性地进行，这个过程的劳动密集程度比我们更熟悉的农业要低得多，也不会促进私有财产的发展。这也是作者们所说的“玩乐性农业”：农业仅仅是包括狩猎、放牧、觅食和园艺在内的各种食物生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人类建立定居点是先于农业的，而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由农业先行。更重要的是，新月沃土地区（Fertile Crescent，中东两河流域附近的土地肥沃地区）从首次种植野生谷物到完成人工培植的过程花了大约3000年的时间，最近的分析表明，如果只考虑生物因素的话，这大约是必要时间的10倍。

早期的农业体现了格雷伯和温格罗所说的“自由的生态学”：自由地参与或退出农业，避免被农业的要求所困或被农业所带来的生态脆弱性所危及。

作者写到关于城市的章节时，反对了这样的观点：大量的人口需要层层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而规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不平等。

许多早期的城市，即有数千人的地方，并没有显示出集中管理的迹象：没有宫殿，没有公共储存设施，没有明显的等级或财富的区别。可能所有城市中最早的城市就是这种情况，像塔扬基（Talianki）这样的乌克兰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4100年，比美索不达米亚已知最古老的城市乌鲁克还早了几百年。

即使在那个“国王的国度”（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化也比君主制早了几个世纪。格雷伯和温格罗写道，即使在国王出现之后，“人民议会和公民大会”， “是政府的稳定特征”，拥有真正的权力和自主权。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但民主制度并不是在千年之后的雅典开始的。

事实上，贵族制度是从较小的定居点开始出现的，即在黎凡特高原（地中海东部和西亚之间的地区，包括耶路撒冷等），和其他地方蓬勃发展的战士社会，这些社会在史诗中为我们所熟知，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中，从荷马到蒙古人等其他国家，这种存在形式一直与农业国家间保持着紧张关系。

但作者对城市平等主义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无疑是特奥蒂瓦坎，这座中美洲城市的规模和宏伟程度可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媲美。在滑向威权主义之后，它的人民突然改变了方向，放弃了建设纪念碑和把活人献祭，转而建造高质量的公共住房。

作者写道：“许多公民，享受着众多城市社会部门在历史上都很少达到的生活标准，这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时期。”

最后，我们开始建立了国家，一种中央权力的结构，大规模的王国、帝国和现代共和国都是例子。借用生态学的一个术语，据说这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

作者们问道，国家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从埃及法老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单一稳定的配置，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组合，由统治的三种基本形式：对暴力的控制（主权），对信息的控制（官僚机构），以及个人魅力（例如在选举政治中表现出来）搭配而成。

有些国家只展示了两种，有些只展示一种，这意味着所有三种形式的结合，如现代国家，并不是必然存在的（事实上，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官僚机构的崛起，它可能已经在分解了）。

更重要的是，国家本身可能也不是必然的。作者写道，在过去5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国和帝国是“政治等级制度的特殊岛屿，被更大的领土所包围，其居民……系统性地避免了固定的、支配一切的权力系统。”

作者想知道，如果文明——包括古埃及、阿兹特克人、罗马帝国，以及由国家暴力强制执行的现代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失去作者们所认为的人类的三种基本自由：不服从的自由、去别处的自由和创造新的社会安排的自由，开发出文明还值得吗？

或者说文明实际上意味着“互助、社会合作、公民行动主义、友好和简单地关心他人”？

这些问题是格雷伯，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提出的（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即认为人们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也能相处得很好）。《万物的黎明》以作者们所谓的“原住民批判”（indigenous critique）的叙述为框架。在精彩的一章中，他们描述了早期到达北美的法国人（主要是耶稣会传教士）与一系列原住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这些人继承了长期的政治冲突和辩论传统，对“慷慨、社会性、物质财富、犯罪、惩罚和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精辟论述。

这些人物在与法国来客们的对话中所阐述的原住民批判，相当于对法国社会，以及其推而广之的欧洲社会的全盘谴责：无休止的竞争，缺乏仁慈和相互关怀，宗教教条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以及最重要的，可怕的不平等和缺乏自由。

作者有力地指出，原住民的思想被带回欧洲并加以宣传，进而激发了启蒙运动（他们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在此前的西方哲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将人类的历史当作一个物质进步传奇故事的说法。是为了回应原住民的批评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为了挽救西方的荣誉。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更富有，所以我们更好。

因此。作者们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更好”的真正含义。

《万物的黎明》不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简报，尽管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包括反权威主义、参与式民主、小规模共产主义，在书中无处不在。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份关于人类可能性的简报，对格雷伯来说，这也许是所有价值中最可贵的。这本书杂乱却辉煌，其中充满了有趣的离题篇章、开放型的问题和缺失的碎片。

它的目的不是要用另一种宏大叙事来取代目前主流的宏大叙事，而是想用一幅刚刚显现出来的、充满政治实验性和创造力的人类历史的轮廓作为替代品。

作者们问道：“我们是如何被困住的？”，即如何被困在了一个“战争、贪婪、剥削和对他人痛苦的系统性漠视”的世界中？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们写道：“如果人类历史上确实出了大问题，那么，也许问题就是当人们开始失去想象力，以及制定其他社会存在形式的自由时，开始出现的。” 

在一个人口以千万或亿计的政治世界里，我并不清楚现在留给我们的可能性还剩多少，但我们肯定是被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