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张彦（Ian Johnson）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了德国在默克尔下台后能够采取的对华政策，他认为，默克尔的就任后期的对华政策太过老旧，坚持继续前期的贸易推动中国改革的策略已经行不通，德国需要调整，转为更强硬对华态度，主要在坚持底线方面。同时德国也可以参考过去应对苏联的方式来与中国打交道。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像所有任期过长的领导人一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给她的继任者留下了一箱未完成的工作，但也留下了修改已失去作用的政策的机会。而德国奄奄一息的对华战略就是最佳的证明。

早期，默克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很灵活、很自信。她很快就把中国作为她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在2005年底上任后仅6个月，她就访问了中国，这是12次访问中的第一次，比她所有前任的总和还要多。在俄罗斯、美国和德国其他欧洲邻国之后，她访问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默克尔似乎还能够平衡那些绊住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利益。她在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帮助德国企业打开大门，也使德国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德国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所需的机床，并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提供了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去年，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使美国和所有欧盟国家都黯然失色。

同时，默克尔毫不犹豫地就人权问题发表意见。2007年，她在办公室会见了达赖喇嘛，并回避了中国官员在此之后的愤怒表现。她还支持欧盟对中国禁运武器，尽管也受到了来自行业领袖的压力，要求她放弃禁运。她试图安排生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离开中国接受治疗，后来又成功使中国领导人让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移民德国。

默克尔的战略在很多方面都是合理的。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它的繁荣主要依赖于贸易。找到一种既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又能保持德国的民主原则的方法是可行的。她上任时尤其如此；那时，在中国前任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相对开放。北京没有一直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但允许中国公民社会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

贸易和接触可以改变中国的想法在德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西德在与苏联的交往中奉行通过贸易改革（Wandel durch Handel）的古老策略，为打破壁垒和建立信任做出了贡献，也在几乎没有被苏联的反对的情况下，让德国实现了统一。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策制定者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转型的倒影。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而德国的政策正在艰难地调整应对方式。

情况早已发生变化

中国已经收紧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对部分经济的控制重新得到加强，对香港进行镇压，并在新疆推行积极的文化同化政策。

然而，默克尔的中国政策并没有真正回应这些变化。即使在去年3月，中国为了回应欧盟实施的制裁，反过来制裁了德国学者和智囊团（她对此只字未提），默克尔和法国的马克龙还是推动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全面投资协议（CAI）。这是一项旨在为欧洲企业在中国赢得市场准入的贸易协议，但回避了最有争议的问题，如政府对关键行业的控制和缺乏解决争端的全面方法。德国和法国官员在12月30日，即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任期结束前两天，强行通过了这项协议，这表明默克尔是多么热衷于将商业作为欧洲与中国未来关系的奠基石。

默克尔承诺与中国进行贸易，却不考虑中国眼下的转变，恰恰反映了对开放社会生存能力的一种怀疑态度。决策者对未来欧洲抵御中国胁迫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万一美国回到某种版本的特朗普主义，再次冷漠对待传统盟友后。因此在欧洲的谈判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之前，最好现在就签订贸易协议。

然而，总体而言，默克尔的做法是管理问题，而不是预测问题。她熟练地处理了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但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并没有表现出一套连贯一致的战略。在做出她最大胆的举动：允许100万难民在2015年移民到德国的两年后，她依靠 “2015年决不能重演”的承诺来平衡这一决定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她回避了鼓励移民定期流入德国这一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尽管随着德国劳动力的老化和减少，德国非常需要这样的移民。

在默克尔的国家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布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文件，称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它不仅仅是一个容易出现一些不公平经济行为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要取代其竞争对手的国家。

两个月后，欧盟也发表了一份文件，基本上反映了BDI的主张，在一个三方框架中分析了中国：称北京同时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在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上的对手。态度的普遍变化也反映在欧洲议会今年早些时候对CAI的否决上。默克尔或许还在坚持她十年前的对华态度，但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向前进了。

新格局

德国最近的全国大选可能会将德国与中国的交往推向新的方向。投票结果喜忧参半，只允许出现三种可能的执政联盟。一个是由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大联盟，加上默克尔的中右翼基民盟——现在由她的继任者阿尔明·拉谢（Armin Laschet）领导——作为次要的伙伴。然而，两党都拒绝了这一选项。

这就留下了另外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涉及绿党和自由党与基民盟或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这两种选择可能意味着德国的中国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因为绿党和自由党都是对默克尔对华政策的尖锐的批评者，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绿党或自由党（最可能是绿党）都将获得对外交部的控制权。

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对党纲的分析，阐明了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即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的联盟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三个政党都赞成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并维护香港的自治权。他们还赞成制定更多欧洲范围内的保护措施，如2019年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此项机制旨在防止外国企业收购战略性产业。在中国高调收购欧盟成员国的公用事业和先进技术公司后，欧盟官员引入了这一机制。

拥护这类议程可以使德国回到对中国更有力的外交政策，与1998年至2005年绿党人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担任外交部长时的情况相呼应。由于绿党在人权方面的坚定立场，菲舍尔曾主张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并在阿富汗驻军。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新政府会立即与中国对抗。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对华政策成为了“总理管辖的事务”（Kanzlersache），特别是考虑到保持良好关系的经济重要性。在肖尔茨的领导下，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尽管这并不妨碍新任外交部长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发表意见。

对中国直言不讳

欧洲将中国同时视为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共识现在已被大多数西方国家采纳，包括拜登领导的美国。但这种理解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它是否应该引发更多的贸易制裁，尽管这些制裁似乎并不奏效？德国是否应该准备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的军事参与？尽管鉴于德国（和欧洲）有限的军事能力，这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选择是，德国领导人应更有力地坚持他们的信念，明确强调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规范。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可以帮助表明，尽管柏林并不是要孤立北京，但只要中国在国内推行镇压，在国外推行扩张主义，开放的社会就不会接受它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考虑到德国最近投票的文明程度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的乱象，在这方面，德国比美国更有能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德国还可以支持亚太地区陷入困境的民主地区，如中国台湾。经过多年与俄罗斯网络间谍活动的对抗，德国官员在这一领域拥有一些专业知识，可以向台湾同行提供建议，至少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向台湾表明它并不孤单。

德国也可以借鉴西德冷战时期的做法，推进那个时代的另一项政策。在此项政策中，西德同意与苏联集团国家合作，以换取对人权的承诺。用德国作家约尔格·劳的话说，这项政策的成功是“创造性地结合了激励与压力、经济与道德、价值与利益。”

怀疑论者会正确地指出，中国并不是苏联。它在经济上重要得多，而且也不需要西方的经济赞助，这使它不容易受到人权方面的压力。但这个在1963年首次倡导的战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提醒，即贸易和价值观是能够，而且应该齐头并进。这些想法将使德国摆脱默克尔后期的蹑手蹑脚，并允许它从自身的深刻经验中汲取营养，因为这个国家太了解独裁主义的诱惑，但后来却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成功故事之一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