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Alan Z
9月,大西洋两岸的德国与加拿大分别举行了两场备受关注、战况胶着的大选,两国的新兴党派绿党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战绩。
德国绿党在大选中赢得大约14.8%的选票,议员席位数高达118个,其参与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基本势在必得。相比之下,加拿大绿党只赢得了2.34%的选票,党魁安娜米·保罗甚至连自己所在的选区都输掉,不得不在9月27日黯然辞职。
尽管绿党从上世纪70年代兴起,但一直以来该党在大部分国家相对边缘。今年全球气候问题凸显,为绿党“上位”提供绝佳机会。德国绿党顺势脱颖而出,但加拿大绿党“天算不如人算”,只能含恨折戟。
为什么会出现绿党?
环保议题并不是现代人的特权。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社会学者抱怨环境污染的案例。1970年, “绿色政治”崛起。由于60年代期间轰轰烈烈的学生抗议活动,西方社会普遍爆发了“新社会运动”,而这其中就包括支持环保主义,反战与反核。
在此影响下,不少环保主义者们纷纷开始投入政治,拉开了绿色政治的序幕。1970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会率先出现了一个赢得五个席位的环保团体。而第一个以环保议题为基础的政党则是联合塔斯马尼亚集团,这一集团在1972年3月2澳大利亚成立,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参加竞选的环保政党。
尽管这一集团最终只在州选举中拿下了3%的选票,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党最终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政党创建。很快在1972年11月,欧洲出现了第一个环保党派“英国人民”,而随后成立的德国绿党则影响更为深远。
在参加完1979年的西德选举后,德国绿党在党代会上定义了著名的绿党四大支柱,即:“社会正义,生态智慧,草根民主,非暴力”。这四大支柱对全球绿党运动的意义重大,很快便被世界各地的不少环保政党拿去使用。德国绿党也确立了环保政党们的统一色为绿色,统一符号为向日葵。
很快,全球各地出现了绿党的身影,其在欧洲的发展尤其迅猛。首先是芬兰的“绿盟”在1995年成为了第一个组成国家级内阁的欧洲绿党,德国绿党也紧随其后,在1998年与德国两大党之一的社民党组建了被称为“红绿灯联盟(两党的代表色)”的联合政府。
2004年,拉脱维亚绿党领袖因杜利斯·埃姆西斯担任了该国总理,虽然只有10个月,但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领导一个国家的绿党政客。2015年,他的同僚韦约尼斯被选为拉脱维亚总统,是第一位绿党的国家元首。
一般而言,绿党对传统资本主义持反对态度,提倡保护环境的经济政策,例如停止补贴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公司。
同时,绿党一般也反对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会逐渐取缔各地的自然环境与当地文化。不过,他们并非无脑地一味反对自由贸易,而是会支持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支持采取额外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
对政治方面,绿党强调地方与基层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认为公民在政治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在环保方面,除了支持对化石燃料征税等等,绿党还反对核技术,呼吁政府应当逐步淘汰核电,煤炭以及垃圾焚烧。不过,也有绿党“变卦”,例如芬兰绿党此前曾提出,如果不扩大核电使用,那么人类不可能在未来20年内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加拿大绿党:一直在内讧的“小党”
1980年2月18日,加拿大正在进行第32届大选。明星政客皮埃尔·特鲁带领着自由党卧薪尝胆,一举击败了进步保守党的乔·克拉克,并重回总理的位置。
没人注意到就在大选前的两个月,11名主要来自大西洋省份的议员候选人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他们将会共同创建一个呼吁无核,节约,以生态为导向的政党,并起名为“小党”。这就是加拿大绿党的前身。
1983年,小党更名为了“绿党”,并首次参加了1984年的选举。其第一位领袖是特雷弗·汉考克,他是一名公共卫生学者,在创办绿党后开始广招贤士。然而,许多被吸纳的党员其实对绿色政治毫无兴趣,只是把加入绿党当做对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一种“抗议”。
而即使是对绿党上心的成员,他们也因不同的主张而趋于分裂。最终,绿党的60名候选人在大选中毫无悬念地被击败了。全国只有27000名加拿大人愿意投票给绿党,占总票数的0.2%。
随后,绿党开始试图在政局较不稳定的蒙特利尔发展,寻求新的机会。但随着魁北克独立浪潮的不断高涨,曾经的魁北克绿党支持者们纷纷转而支持“魁独政党”魁人集团。在1988年与1993年的选举中,绿党的支持率仍然只有可怜的0.2%-0.3%。
1997年,来自渥太华的和平活动家琼·罗素成为了绿党新领袖。在她的带领下,绿党虽然没有取得太多的政治成功,但却完成了从地方性党派到成为一个全国性党派的蜕变。但其内部仍然呈现着各自为政的状态,这导致罗素本人受到了党内不少成员的排挤与疏远。2001年,深感失望的罗素离开了绿党。
2006年,伊丽莎白·梅终于扛起了领导的大旗,她是上述11名“建党元老”之一。梅在2006年的联邦补选中崭露头角,虽然在选区中屈居第二,但拿到26%的选票,并获得了更多的媒体关注。
此时,绿党开始强调起一些此前并不关注的社会话题,例如劳工权利等等。这相对于从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2008年,随着温哥华绿党成员布莱尔·威尔逊当选议员,加拿大绿党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2011年,梅本人也赢得了加拿大BC省萨尼奇-海湾群岛的选区,成为了绿党第一任成功进入议会的党魁。
2019年大选,新布伦斯维克省的杰尼卡·阿特温成为了绿党在国会中的第三名议员,同时也是绿党首名BC省之外的议员。绿党当年得到了6.55%的支持率,为史上最高。此后,梅却“深藏功与名”,决定卸任党领职位。在那以后,有超过15000名新人加入了绿党,几乎使绿党的人数翻番。
2021年,加拿大出现了“西边山火,东边飓风”的极端气候,气候变化成为了加拿大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也为绿党提供了机会。此时,绿党领袖变成了来自多伦多的律师安娜米·保罗,她是一名非裔犹太人,也是一名活跃的民权活动家,还会说四种语言。
然而,当大选结果出炉后,绿党的表现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保罗在自己的多伦多中心选区只得到了3900多票,排名第四。与此同时,梅继续在自己于BC的选区取得了连任,但其得票率从2019年的48.8%下降到38%。
除了梅之外,唯一赢得席位的只有安省基奇纳的麦克·莫里斯,但他的“胜利”也不是实至名归,而是因为自由党候选人拉吉塞尼被指控性骚扰后被迫退出。
相比于两年前,绿党的支持率下降了整整4个百分点。9月27日,不堪重负的保罗宣布辞去了领袖职务,媒体普遍认为梅很有可能在绿党如今的危难关头再度接手。不过,梅表示自己不打算再当党魁,但不排除在下任领导人出现前,自己暂时帮助看守这一职位。
绿党的失败令人吃惊,但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绿党自创建以来就面对的难题——内乱。此前,绿党就有多名党魁是因为内部斗争而被逼走的,保罗也不例外。
先是前BC省绿党领袖安德鲁·韦弗公开支持了自由党的气候变化计划,令其元气大伤。而保罗本人的优柔寡断也令绿党出现了分裂。身为犹太人,她一直对以色列的态度十分模糊不清,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时,她对以色列的表态十分暧昧,不仅让不少绿党支持者脱粉,也激怒了绿党议员阿特温。
在2021年6月,阿特温表示自己对绿党的以色列立场十分不满,宣布退党并加入了自由党。保罗的高级顾问诺亚·扎茨曼则在Facebook上发帖称“某些绿党议员是反犹主义者”,矛头直指阿特温,令绿党的内乱被彻底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中。
同时,保罗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她表示,几个月以来,自己一直在与绿党的联邦选举委员会作斗争。该委员会一直试图在选举前试图逼迫保罗下台,甚至没有为她提供资金来聘请竞选工作人员或是竞选经理,一切都交给了保罗自己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无论如何,加拿大绿党今年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其中有保罗的原因,更有党内深层原因。如今保罗走了,可能也无法完全修补绿党的四分五裂。该党何时能回到2019年的巅峰,恐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德国绿党:与两巨头争天下,但仍然面临瓶颈
相比之下,德国绿党的发展几乎一帆风顺。该党于1980年在卡尔斯鲁厄创立,在1987年曾与在野的社民党组成了俗称“红绿灯联盟”的合作关系。在两德合并后,绿党与东德的相似政党合并,于1998年首次与社民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再度出现了“红绿灯”现象。
随后由于基民盟在默克尔的带领下崛起,绿党短暂地退出了国会的主要战场。然而,此后环保主义再度成为主流,绿党又回到了民众的视野中,并在2009年突破了支持率10%的大关。该党也开始在社民党与基民盟之间左右逢源,相继与两党在不少州组建了联合政府。
如今,德国绿党成为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且最具有影响力的绿党之一。今年大选中,其首次推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安娜莱娜·贝尔伯克。虽然她几乎不可能成为德国总理,但在这次选举中,该党凭着14.8%的得票率几乎肯定会进入联合政府,成为执政党之一。
德国绿党最大的优势在于懂得“妥协”。最经典的例子是2001年,该党与社民党达成协议,以结束德国对核能发电的依赖和同意继续保持联合政府为代价,支持了时任总理施罗德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尽管成功启动了核电厂的逐渐退出计划,但德国绿党支持阿富汗战争的行为与世界其他绿党的理念完全相反,也因此使其受到了其他绿党批评。
同时,德国绿党也已经不再坚持反对传统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自诩“偏左”的政党,而是完全变成了一个能四处拉票的“新中间派”政党。这可能违背了绿党的最初理念,但也确保了德国绿党的生存。
今年德国大选也因默克尔决定离去而给小党派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更具活力的绿党。
当然,绿党上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今年气候变化问题实在太严峻。欧洲各地出现了各种极端气候。先是由于山火,意大利出现“欧洲史上最高温”,后因大雨使德国成为洪灾受害最严重的地区。洪水总共造成了该国184人死亡,是自1962年北海洪水以来,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
在此情况下,德国绿党再度重提绿色政治议题,并给出了相对其他党派而言更为激进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最终,绿党脱颖而出,甚至在组阁后,很有可能会为德国贡献第一位绿党副总理。
但德国绿党也有着自己的缺陷,其党员人数相比与德国两巨头还是差太多。当基民盟,社民党都拥有超过40万党员时,绿党只有大约10万人不到。虽然绿党足够吸引大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但对工人阶层、低收入以及失业人群来说,绿党所关注的话题可能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同时,绿党仍然无法摆脱其单一议题政党的身份。只要还叫“绿党”,其与气候变化议题就会死死地捆绑在一起。选民会在潜意识中,将其定义为“除了气候变化什么也不擅长的政党”,福利减少,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债务危机导致税收增加等社会问题,并不是绿党的强项。
在组成联合政府后,德国绿党是会继续坚持激进派气候变化政策,还是会在社民党的压制下,再度向现实妥协呢?无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其表现仍值得期待。
参考资料:
https://globalnews.ca/news/8227788/elizabeth-may-interim-leader-green-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