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记者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采访了心理学教授凯瑟琳·佩奇·哈登，她研究基因与人生结果的关联性。由于遗传学的敏感性，她的研究往往被众多左派学者嗤之以鼻，但是哈登坚持认为遗传学的研究可以帮助实现社会平等，她的著作《遗传彩票》就持了这一论点。然而由于她的论点采取了左右之间的中间路线，她的意图往往会被两派都曲解。这篇文章详细解释了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对遗传在人一生历程中所起作用的争论，其中一句话可谓是点睛之笔：“坚持认为DNA很重要，这在科学上是准确的；坚持认为它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这在科学上是离谱的。” 

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在33岁之前，她的职业发展稳定得像是由宿命之手引导的。

当她26岁第一次进入就业市场时，她的研究生导师、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以一种近乎神秘的热情为她推荐。

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在回答问题时会说。我们应该向佩奇核实一下’，问她的时候比问任何加入过我实验室的人都多。我绝对相信她会成功地加入任何教师队伍，而且她有着能成为超级明星的巨大潜力。” 

她早期的学术研究被挑出来并获得了著名的奖项和资助，她在三十二岁时获得了终身职位。2016年，她开始以一种早间电视节目的方式，在一个摄影棚里共同主持心理学概论课，，她和她的同事用配套的杯子喝咖啡，每学期向一千多名学生直播。她在穿过校园时都会被学生拦下，要求一起自拍。

哈登在行为遗传学领域工作，研究基因对性格特征（如神经质、合群性）和生活结果（教育程度、收入、犯罪率）的影响。这种研究在历史上一直依赖于“双胞胎研究”，将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以区分遗传和环境影响。

作为一名新教授，她共同创立了德克萨斯双胞胎项目，这是第一个为了尽量能代表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低收入家庭而设计的登记数据库。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哈登问道：“你只有一次生命，但如果你回到过去，从完全相同的遗传和环境起点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会有多大的不同？”

 她继续道：“总体来说，双胞胎研究表明，在你的另一种生活中，你可能不会离婚，你可能会赚更多的钱，你可能会更外向或更有条理，但你在认知能力、教育或精神疾病方面不太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哈登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一基本发现，即我们的基因对我们的个人轨迹有相当大的贡献。

一

在2015-16学年的休假期间，哈登和先生，也是同事的埃利奥特·塔克·德罗布受邀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的男孩和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孩，来到纽约市，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常驻。

罗素·塞奇基金会位于曼哈顿一栋漂亮的由著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大楼，主要支持社会学家、记者和经济学家，但它最近发起了一项整合生物科学的倡议。在定期举行的研究员午餐会上，哈登几乎立即感到不受欢迎。许多左倾的社会科学家似乎确信，行为遗传学研究，无论其意图多么好，都有可能自然地将我们引向优生学之路。

哈登被告知，如果她退出，世界将变得更好。

当他们这群人去看《汉密尔顿》时，其他人对哈登和塔克·德罗布喜欢这部音乐剧表示惊讶，仿佛他们的研究只能由那些看不惯对美国历史进行包容性改编的人来完成。

哈登认为这种轻蔑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物，当时基因被描述为对个人命运的“固化”，她的批评者可能会被最新的研究结果所安抚。在她的家人即将返回德克萨斯州的两周前，她通过电子邮件向研究员们发送了《心理科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该研究由杜克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斯基领导。这篇论文借鉴了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研究确定了基因组上的一个部位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联系；贝尔斯基和他的同事利用这些数据编制了一个“多基因分数”，一个人的相关基因变异的加权总和，这可以部分解释阅读能力和受教育年限的人口间差异。

他的研究对北欧血统的新西兰人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童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仔细的控制。她写道：“希望你们会觉得这些信息值得思考。”

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也许是美国研究种族不平等经济学界的顶级学者威廉·达里蒂的回答得很干脆，开始了一长串的回复。他写道，鉴于区分遗传和环境对社会结果的影响的困难，这种调查充其量是徒劳的：“根本不会有理由进行这些类型的研究项目，它们可以与否认犹太大屠杀的研究相提并论。” 

几个小时后，当他再次写信时，哈登在研究员中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已经将主题从“新的遗传学论文”改为“认真的吗？大屠杀否认者？” 

达里蒂回应说：“我同样强烈地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以为世界只有6000年历史或气候变化是捏造的概念”。

哈登说，被称为气候怀疑论者比被称为大屠杀否认者要好一点。她提出举办一次午餐会，为任何感兴趣的人讨论没有争议的遗传学研究的基本知识。

达里蒂不愿意让这件事翻篇：“我说最后一句，然后我就回去生闷气。”

他写道，1994年，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和已故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出版了一本获得巨大声誉的畅销书《钟形曲线》。除了宣称智力有‘种族’等级的遗传基础外，书中还宣称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等社会结果也有遗传基础，“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本书很离谱，是对那些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伪科学的观点的可悲的复苏。贝尔斯基的工作让我觉得是默里和赫恩斯坦世界观的延伸”。

他最后说：“在某些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说‘够了’。”

作为达里蒂研究的崇拜者，特别是在对奴隶制赔偿的问题上，哈登惊讶于一个与她政治观念几乎完全一致的人居然会被她激起如此愤怒的反应。在这次交流之后，其他一些研究员不再与哈登交谈，电子邮件链被转发给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第二年，在赢得美国心理学会的年轻学者杰出贡献科学奖后，哈登申请了罗素·塞奇生物科学计划的资助，这项计划过去曾支持过类似的研究。她从科学顾问那里得到了热情的同行评议，并让她以为为她发放拨款是一个既成事实。

然而，在一次有争议的会议上，董事会全体成员投票推翻了科学顾问组的建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个生物科学工作小组修订了这项计划的资助准则，在最终草案中规定，它不会支持任何关于基因对行为或社会结果的一阶影响（即主要影响）的研究。、

最后，董事会选择完全解散这项计划。

二

哈登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思考达里蒂的反对意见。正如她最近对我说的那样，“当我重读他的电子邮件时，这一切让我觉得非常契诃夫式的（指简洁的，不拐弯抹角的）。就好像说：这里所有的枪，在第五幕中都会爆炸。”

哈登理解为什么她所认同的左派有着对遗传学的厌恶。她是在夏洛茨维尔上的研究生，那里是嘉莉·巴克的出生地，这位“弱智”妇女在1927年根据最高法院批准的州优生学计划被强制绝育。

但她认为，承认这段可怕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要强制性地拒绝当前的科学共识。左派决定退出有关遗传学和社会结果的对话，留下了一个真空，而右派则欣然填补。这种情况已经被利用，成为揭露自由派虚伪的“红色药丸”。

今天，哈登处于一个不成熟的运动的前沿，有时被称为“遗传主义左派”，致力于发展一个新的道德框架来讨论遗传学。

今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出版哈登的书《遗传彩票：为什么DNA对社会平等很重要？》。这本书试图调和她在遗传领域的发现和她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她写道：“是的，与盘绕在每个人的细胞中的长长的DNA相比，任意两人之间的遗传差异都是微小的。但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有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没有；或者为什么一个人是聋子而另一个人是能听到；以及——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描述的——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学习得很艰难而另一个孩子不会。我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它们导致了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不同。把对平等主义的承诺建立在所有人的基因统一性上，就是在沙子上盖房子。”

哈登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双线运动。在她的左边是那些坚持认为基因并不真正重要的人；而她的右边是那些怀疑基因实际上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的人。

行为遗传学的历史是每一代研究者都尝试制定中间路线的故事。当这门学科在1960年代初开始成型时，对纳粹暴行的记忆使优生学的威胁明显缺乏理论依据。人类发展的统治模式，似乎也符合战后的自由主义原则，是行为主义，它希望通过环境操纵来产生任何期望的结果。

然而，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注意到，人类能力的分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早期的行为遗传学家的前提是，我们的天性既不是完全固定的，也不是完全可塑的，而且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让俄罗斯移民西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成为他们的思想领袖，他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并坚信“遗传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而不是从相同的单调理想状态中出现的令人遗憾的偏差。”

这项领域的现代先驱们，热衷于强调他们的兴趣在于学术问题，并且他们优先考虑对动物进行相对简单的研究。1965年，约翰·保罗·斯科特和约翰·富勒报告说，尽管狗的品种之间存在明显的遗传差异，但似乎并不存在可以让人得出结论的绝对区别，例如，说德国牧羊犬比拉布拉多犬更聪明。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个体层面，环境条件与先天素质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个和谐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1969年，伯克利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阿瑟·詹森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和学术成就 ”的文章。詹森认为，美国的种族之间存在着智商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的，因此，不幸的是，这是不可改变的；政策干预不太可能挫败自然等级制度。

延续了十多年的詹森事件预示着《钟形曲线》的出版：无休止的公众辩论、学生抗议、焚烧肖像、死亡威胁、对知识分子极权主义的指责。正如亚伦·帕诺夫斯基在《行为不端的科学》一书中写道：“争论此起彼伏，有时会爆发性地出现，但它们从未真正解决，总是威胁着要重新出现。”

问题是，詹森的大多数同事都同意他的一些基本主张：看来人类中确实存在着类似于“平均智力”的东西，它可以用智商测试进行有意义的测量，而且遗传与它有很大关系。批评者很快指出，从基因到复杂特征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途径，使任何简单的遗传“因果关系”的概念变得很愚蠢。

1972年，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在一个国家，红发儿童被阻止上学。人们可能会预料到这样的孩子会表现出较弱的阅读能力，因为红头发是遗传的，这结果将明显地与他们的基因有关，而且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是由红头发“造成的”。

遗传学家和坚定的平等主义者理查德·卢恩廷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比喻。想象一下，一袋玉米种子。如果你把一把玉米种在营养贫乏的土壤中，另一把种在肥沃的土壤中，那么不管有没有遗传倾向，它们的平均茎高都会有明显的差异。

因此，詹森的种族比较是没有理由的，也是令人反感的：在1969年的美国，认为不同的种族享有同样丰饶的环境是荒谬的。

行为遗传学家强调，他们自己的研究表明，被富裕家庭收养的贫困儿童的平均智商有很大提高，而且后来发现在社会层面上也存在着这类结果。学者詹姆斯·弗林发现，由于不完全明确的原因，人口的平均智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提高：生活在一百年前的大多数人，如果给他们做当代的智商测试，很容易就会被称为早期心理测量学家所说的“白痴”或 “低能儿”，并具有技术上的准确性。

这样的测试可能是在测量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无论它是什么，都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生物或不灵活的。

因此，我们补救基因差异的能力是一个独立的道德问题。1979年，经济学家亚瑟·戈德伯格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反驳文章，反驳那些认为基因差异使福利机构的职能是多余的社会保守派。他写道：“同样，如果证明视力的很大一部分差异是由遗传原因造成的，那么皇家眼镜分配委员会就可能要打包回家了。仅仅因为结果可能部分是遗传的，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双胞胎研究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激增，研究结果促使我们的道德直觉发生了重大变化。

例如，当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我们不再将这些疾病归咎于冷漠或无能的母亲。但是，对于像智力这样的重要特征，可以理解自由主义者为何仍然会对此感到焦虑，并继续坚持认为这类差异，不仅是群体层面上的，而且是个人层面上的，只是不平等环境的产物。保守派则认为，对科学研究采取“自选”的方式在逻辑上并不连贯。

1997年，特克海默，这个也许是他那代人中最杰出的行为遗传学家，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政治思考文，名为“寻找心理测量学中的左派”，他在其中呼吁他的自由主义者同伴接受他们无需害怕基因的事实。

他提出，“一个心理测量学中的左派将承认人类的能力、人类能力间的个体差异、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以及遗传对人类能力的影响都是真实的，但却非常复杂，复杂到无法强加给生物遗传学或政治模式。它将断言，种族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种族主义，其根源是仅在几代人之前的可怕的奴隶制度。反对决定论、还原论和种族主义，不管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形式，都不需要依赖于断然拒绝一些不可否认，但容易被误解事实，如遗传性。”

他最后说：”事实上，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一旦这么做了，心理测量学右派就肯定会获得最终胜利。”

三

在2020年的夏天，哈登一直被困在奥斯汀的酷暑中，她很感谢博兹曼的蒙大拿州立大学在去年的6月请她去访问。最近，外地财富的涌入在疫情期间加速了，城市的工业设施被无情地整顿，以适应远程知识工作者的需要。哈登有一双苔藓色的眼睛，解嘲般的微笑，和一种认真的不慌不忙，她在一家咖啡馆里跟我会面，这家咖啡馆看起来就像时当天从旧金山空运过来的。她穿着一件柔软的法兰绒衬衫，褪色的石磨牛仔裤，戴着深色的雷朋太阳镜。空气又热又干，

但哈登是那种似乎永远有微风相伴的人。她说：“《钟形曲线》在我12岁的时候就出来了，但不知为何，人们仍然在谈论这个问题。每一代人中都有一个新的白种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成名。” 

哈登几乎每次做演讲时，都会遇到人问起《千钧一发》，这部1997年的电影讲述了一个由基因种姓构成的二元世界。哈登回答说，一个行为遗传学家的生活，类似于另一部九十年代的经典电影：《土拨鼠日》（指不断重复的同一天）。

哈登在一个保守的环境中长大，尽管她后来拒绝了大部分保守观念灌输，但她一直保持着对正统观念的不信任。她父亲的家庭是德克萨斯州的农民兼管道工人，而她的祖父母——接受信仰治疗和说教会方言的五旬节派教徒，是军队让他们摆脱了极端贫困。她

说：“这是政府有意创造白人中产阶级的经典故事。”

她的父亲曾是一名海军飞行员，后来在联邦快递公司从事飞行工作，哈登和她的兄弟在孟菲斯的一个郊区长大。哈登在15岁时写了一篇关于 《钟形罩》（描写自杀和精神疾病的小说）的学期论文，这让她的基督教高中感到羞愧。她没有复述她父母的生活轨迹，“他们仍然非常虔诚，非常怀疑主流媒体、世俗大学、世俗的一切，而这在特朗普时代加速了。”

哈登的父母坚持让她留在南方上大学，弗曼大学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前浸信会大学，基于她接近完美的SAT成绩，给了她全额奖学金。她获得了啮齿类动物遗传学的暑期研究奖学金，并发现她更喜欢实验室工作台的粗活，而不是她之前常做的，需要同时兼顾多事的服务员和零售业的工作。

她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吸引来自代表性不足的背景的学生进入科学领域。20岁时，她申请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父亲唯一的评论是：“我就怕你会这么说”。

她几乎被所有大学拒绝了，但特克海默注意到了她的实验室经验和她特别高的GRE分数，就邀请她参加面试。她穿了一套新的Ann Taylor套装，他穿着沙滩凉鞋。特克海默的电子邮件头像是希腊字母psi，代表“心理学”，与摇滚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标志相映成趣；他录取她的条件是她不再叫他“先生”。

她作为科学家学徒的经历只是她对福音派失望的部分原因：“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后911后期的民族主义，比如祭坛上的国旗与十字架相邻，感染了我的教会，让人感觉不道德和恶心。有时我觉得在基督教学校里坐了十一年，却吸收了所有他们不打算让我吸收的东西。我以为我们遵循的是一种社会正义的精神，即温顺的人要继承地球，而我一定是错过了引向伊拉克战争的轨道。” 

哈登说，特克海默推荐了一位当地的精神分析师，他把她当作一个“慈善案例”。

一个行为遗传学家建议进行精神分析治疗，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特克海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对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不可能取代文化和心理学解释。特克海默的长期竞争对手，多产的研究人员罗伯特·普洛明却不这么认为，他预言我们有一天会在分子水平上掌握使人成为人的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行为遗传学是无用的，只是需要从适度的角度来看待可以实现的目标：双胞胎研究可能永远无法解释，一个特定的基因型如何使某人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但它们可以帮助避免那种指责父母失职的错误推断。

哈登在特克海默实验室的工作，完全是在这种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例如，德克萨斯州花了很多钱在学校项目上，以促进禁欲，其依据是研究表明青少年性行为和随后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哈登用一个双胞胎研究来证明，双胞胎一个很早就开始性生活，并不会比她禁欲的双胞胎更有可能从事危险行为。换句话说，这两种行为都可能是一些潜在倾向性的表现，但不能得出因果关系的箭头。

她做了类似的研究，表明将“同伴压力”作为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驱动力的想法，充其量是对基因和环境之间极其复杂动态的一种极端的过度简化。

哈登在读研究生的几年里，恰逢真正的遗传学家进入了这个长期由心理学家主导的领域。2003年，科学家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第一张完整地图，普洛明的设想似乎得到了证实。

例如，一些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症，被证明是单一基因突变的结果，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复杂的人格特征也可能是如此简单地产生的。据称，一个基因被确认为引起攻击性，一个基因被确认为导致抑郁症，还有一个基因被确认为是同性恋专有的。但这些研究无法被复制。“候选基因”的时代不得不作为一个严重的失误而被丢弃。很明显，复杂的性状是由多个基因控制的，而且单个基因可能与各种属性有关。

然而，就在哈登完成她的论文的时候，研究人员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在基因组中确定数百甚至数千个部位，在这些位点，我们的DNA序列中的差异可能与某种性状或结果相关联。这种研究设计被称为“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或GWAS（发音为ji·wass）。

特克海默习惯性的对其最初的结果不以为然，因为这些联系很弱。在2013年行为遗传学协会的年会上，他发表了一个尖锐的主题演讲：试图用GWAS来理解人类行为，就像把CD放在显微镜下，为了知道一首歌是否好听。

哈登也曾确信，他们不会从这些牵强的统计练习中学到任何东西。她说：“但是我们错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GWAS的研究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多基因分数现在可以解释一个人口间的身高和体重的很大一部分差异，并被证明可以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与复杂行为特征的联系。普洛明在他2018年出版的《蓝图：DNA如何造就我们》一书中指出：“据报道，咖啡和茶的消费、慢性睡眠障碍（失眠）、疲倦，甚至一个人是早起的人还是晚睡的人等特征都有明显的联系。”

他写道，这项新的研究“预示着心理学中DNA革命的开始”。

迄今为止，最大的教育成就研究发现，基因组上有近一千三百个与学业成功相关的位点。尽管每一个位点与结果的统计关系可能微乎其微，但它们加在一起可以产生一个具有预测效力的分数：分数最高的一组人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大约是分数最低的人的五倍，它的预测力大约与父母收入等传统社会科学变量一样准确。

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结果，但是，正如一位人口遗传学家对我说的那样，箭已离弦，即使研究人员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这就是现在基因组的使用方式。”

四

哈登和她的合作者目前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GWAS工作；最近，他们调查了包括青少年的攻击性和冒险行为，这些行为对寿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有强烈的预测作用。她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说服特克海默，他仍然认为这些研究产生的光芒太微弱，无法驱散他的阴霾。但她认为，这些研究代表了向前迈出的渐进式一步。

她认为：“埃里克说，如果你不知道基因与结果的确切关联，那么谈论基因是很危险的，但我们甚至不知道贫穷到底为什么影响人，为什么被收养到一个富裕家庭是好的？我不可能不关心人们的起点会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

与哈登一起来到波兹曼的还有她的弟弟米迦，他从孟菲斯来玩。米迦还没有读过他姐姐的书，但勉强同意成为基因标本。她写道：“我们有同样的棕色头发，同样的绿色眼睛，同样倾向于做我们继母所说的‘哈登慢速眨眼’，即当我们对某人感到恼火时会闭上眼睛几秒钟。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我们的生活却有不同的结果。” 米迦仍然住在他们儿时的家附近，没有离开教会，而且可以在足球场上不费劲地跑来跑去。

米迦和他的妻子斯蒂菲以及他们10个月大的女儿哈德利一起来的，他已经向斯蒂菲描述了这本书：“告诉右派他们不是靠自己出人头地，告诉左派干预比他们想相信的更复杂”。

在罗素·塞奇的那段经历促使哈登思考她的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我的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是专注于实证研究，现在则转向做更多的元科学。” 

《遗传彩票》反映了她在沙漠中漂泊的岁月。这本书并不回避技术细节，但它对学问轻描淡写；除了哈登经常提到的圣经典故外，还提到了电影《独领风骚》和《双面情人》。

哈登对我说，她的书“在很多方面都是防御性的”，在她对我们能从GWAS的结果中学到什么提出任何主张之前，她对其局限性进行了详细说明。GWAS只是提供了特定社会中特定人群的基因与成功、或心理健康、或犯罪间的相关性：将今天美国女性的教育程度，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被取缔之前的女性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

GWAS的结果不是 “可移植的”：对英国白人进行的研究几乎无法告诉你爱沙尼亚人或尼日利亚人的情况。多基因分数对个人结果的预测性仍然很差，因为有很多人在教育获取度的低端，但却进入了研究生阶段，也有很多在高端的人从未获得高中文凭。

实验结果可能会意外地揭示出文化或地理方面的问题，就像它们所揭示的基因一样。对旧金山人使用筷子的研究会发现，筷子的熟练度与东亚人的血统在遗传上有关联，但这与发现某些人对使用某一特定器具拥有天生的灵巧性相去甚远。

避开这个陷阱的一个方法是在家庭内部比较GWAS的结果，在那里它们被证明可以可靠地说明兄弟姐妹之间生活结果的差异哈登写道：“一个人可能在教育方面走得很远，因为他们聪明、好奇和勤奋，或者因为他们循规蹈矩、规避风险和强迫症，或者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征（漂亮、高大、瘦小、皮肤浅色），在一个难免有偏见的社会中享有特权。对在一个教育系统中取得成功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并不能告诉你这个系统是否良好，或公平，或公正。”

但到了一定程度，哈登不得不抛开她的警告，并断言纯粹的遗传运气在重要的结果中发挥了因果作用。“如果人们出生时有不同的基因，如果遗传的强力球落在不同的多基因组合上，那么他们不仅会在身高上有差异，而且在财富上也有差异。” 

对她来说，接受这一点是任何关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必要前奏。她告诉我“如果你想帮助人们，你必须知道怎么做是最有效的，所以你需要科学。”

哈登认为，只要我们仍然简单的区分不可改变的遗传原因和可改变的环境，关于行为遗传学的对话将继续在原地转圈。如果我们接受一切都由长长的因果链编织而成，从基因到文化再到人格，而且我们对它们了解得越多，我们的干预措施就越有效，那我们就会过得更好。

社会科学基因组学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研究人员控制几乎被普遍忽视的混杂的遗传变量。正如哈登在她的书中所说，“基因数据确定了人类差异的一个来源，这样环境的影响就更容易被看到”。

例如，从2002年开始，联邦政府花费了近10亿美元用于一个名为 “健康婚姻计划”的东西，这项计划试图减少婚姻冲突，作为打击贫困和青少年犯罪的一种方式。哈登听到这个政策没有明显的效果时并不感到惊讶。她自己的研究表明，当同卵双胞胎姐妹的婚姻里有不同程度的冲突时，她们的孩子却有相同的犯罪风险。

重点不是估计DNA本身的影响，而是为分析提供一个额外的反事实：如果所涉及的人有不同的基因，观察到的结果是否继续成立？哈登可以指出各种她认为结果是值得怀疑的研究，包括指导资源不足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多说话，是否能减少教育差距？早点吃晚饭是否能改善家庭关系？因为研究人员虽然控制了一切，却忽略了父母将家庭环境和基因组两者都传给他们的孩子这一事实。

她承认GWAS技术太新了，对行为遗传学的担忧也太根深蒂固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许多马上就有用的例子。但她指出，去年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概念。由杜克大学的贾斯敏·韦尔茨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利用GWAS的结果来研究四个不同的“育儿层面，这些以前被证明可以预测儿童的教育成就：认知刺激；温暖和敏感性；家庭混乱（反向编码以表示家庭混乱程度低）；以及家庭的安全和整洁。” 

他们发现，认知刺激与儿童的学习成绩和他们母亲的基因有关，即使儿童没有继承相关的变体。父母选择阅读书籍、做拼图和参观博物馆等方式尽管可能是受了他们自己的基因制约，但他们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环境影响。

即使发现一个特定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也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将不变地持续下去。1972年，英国政府提高了学生可以离开学校的年龄，从15岁提高到16岁。2018年，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了额外读一年对学生成年后的影响，发现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健康结果，如体重指数（BMI），平均来说都略有改善。但那些具有高遗传性肥胖倾向的人受益匪浅，但这种差异性影响可能很容易被忽视。

哈登最近的一些研究关注了数学的课程跟踪（把不同能力的学生分到不同的班级的教育法），这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说明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反馈循环。哈登发现，贫穷的学校往往会让负面影响所有的学生：那些有先天数学能力的学生很少被鼓励去上高级课程，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则被允许彻底放弃这个科目，这种情况往往减低了上大学的可能性。而最富裕的学校能够在最有数学天赋的学生身上启动良性循环，并在天赋较差的学生身上打破恶性循环，提高成绩的上限和下限。

五

大约一年后，威廉·达里蒂电子邮件里提到的默里-赫恩斯坦式的炸弹爆了。2017年4月23日，受欢迎的博客主持人萨姆·哈里斯发布了一集《禁忌知识》，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骚动。在他的采访中，哈里斯与查尔斯·默里讨论《钟形曲线》，哈里斯宣传说这是“人们记忆中最有争议的书之一”。

哈里斯认为，对这本书产生了如此大的敌意，是因为它贩卖的是不愉快的事实。他说：“人们不愿意听到智力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而且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智力。”

他们不想听到智商间的差异很重要，因为它们对生活中的不同成功都有很强的预测性，不仅仅是在教育程度和财富等方面，甚至对非婚生子女和死亡率等方面也是如此。人们不愿意听到一个人的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或她的基因决定的，而且我们似乎很少能从环境方面提高一个人的智力，甚至在儿童时期介入也不行。这并不是说环境不重要，但基因似乎占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比例。人们不愿意听到这些。他们当然也不想听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平均智商是不同的。”

哈里斯是在上个月米德尔伯里学院（美国著名文理学院）的一次事件后被引来为默里辩护的，在这次事件中，默里被学生抗议者喊住，他的教师同伴在混战中受伤。哈里斯认为贬低默里是“在大学校园里蔓延的歇斯底里的反自由言论的一种表现”，并总结说：“我认为默里的批评者的不诚实、虚伪和道德上的懦弱令人震惊。而我被这种对他的诽谤所引入，并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沉默的暴徒的一部分，他们只是在看一场现代的猎巫，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两人讨论了默里的论点，即观察到的种族差异至少部分源于遗传，因此福利和平权行动方案等改良主义干预措施不可能被证明是成功的。

哈里斯似乎对作为学者或专家的默里不感兴趣，而对他被当成文化战争的特例感兴趣。在米德尔伯里的事件发生后不久，网络杂志Vox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并拒绝了默里关于智力的最基本观点。哈里斯的播客似乎旨在揭示，左派对默里的否定是出于政治而非科学的动机。

博客发布后，Vox要求特克海默提供反驳，他提议哈登一起合作。哈登觉得有责任接受这项任务。她告诉我：“人们被默里的观点所诱惑，有种人几乎肯定没有读过《钟形曲线》，但却会听萨姆·哈里斯的话，他拥有大量的听众。”

她认为，左派的标准反应是无益的，她在波兹曼告诉我：“这是我要说的一件非常基督教的事情，但它让我想起了耶稣在沙漠中被撒旦诱惑的情节，默里的论点里有足够多的事实，因此如果你说，‘这都是错的’，你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角落，说一些学术上不诚实的事情。耶稣必须说：‘这部分是真的，那部分是假的’。”

她停下说：“不要写我把默里比作撒旦，”然后继续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说‘用智力测试预测事物’不是真的，但谎言并不是这个。” 说这种话的风险是进一步助长默里的殉道论，并为他的思想确实是“禁忌知识”的概念增添光彩。

学者和批评家弗雷德里克·德波尔大量借鉴了哈登的作品，他的批评甚至更加尖锐。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自选举以来，自由主义者一直自鸣得意，认为自己是说实话的政党，是讲真话的人，正在努力反对那些拒绝理性本身的人。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我觉得他们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否认遗传学对人类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假新闻。”

哈登和特克海默与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共同撰写的Vox文章的标题是，“查尔斯·默里再次兜售关于种族和智商的垃圾科学”。他们写道，有很多很好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通过智商测试衡量的智力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智力的个体差异是可以适度遗传的”。

他们甚至承认，“种族群体在智商测试中的平均得分不同”，但这句话里有许多限定条件。可是，根本没有充分的科学理由来断定观察到的种族差距不是种族主义影响的结果。他们指出，当哈里斯用詹姆斯·弗林的研究来反击默里的观点时，默里的回应只是摆手作势，尽管他也承认这篇论文对自己来说太过复杂。

哈里斯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这是一场煽动。在《轮盘》杂志中，研究员理查德·海尔将哈登和特克海默对默里的否定与对气候变化的否定相提并论，这是一年内哈登第二次被这样指责，这次是来自右派。哈登现在所称的“Vox闹剧”，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持续不断，引出了游行、争论和反驳、泄露的个人电子邮件、以及无数的播客节目，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这都是极端的反应。哈登告诉我，“大众的反应与科学界的反应如此分离，以至于互联网上的人会给我寄来论文，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引用我前夫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本身就是对我自己论文的元分析。”

去年夏天，一位匿名的中间人向哈里斯和哈登提议，让他们面对他们间未解决的问题。哈登出现在哈里斯的播客中，并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默里的猜测危险地超出了科学的范畴，“目前，技术和方法上的挑战，以及不平等环境的持续影响，将使我们不可能进行实验来测试默里随口的煽动性假说”。

在实现特克海默的“心理测量学左派”梦想的过程中，哈登并不孤单。道尔顿·康利和杰森·弗莱彻在2017年出版的《基因组因素》一书中概述了类似的论点，社会学家杰里米·弗里斯也是如此。去年，弗雷德里克·德波尔出版了《崇拜聪明的邪教》，认为教育改革运动因其对遗传区别的故意忽视而受到了束缚。

精神病学家和散文家斯科特·亚历山大和哲学家彼得·辛格，也阐述了与“遗传主义左派”有关的观点。提到哈登时，辛格说，“她的伦理论点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论点。如果你忽视这些导致不平等的东西，或者假装它们不存在，你就会令实现你期望的那种社会变得更加困难。” 

哈登的直言不讳引起了左派的反击。在推特上，她被讽刺为一种为右派的恶行提供帮助的傻气的资产阶级大小姐。今年3月，在她表示支持标准化考试后，她认为标准化考试可以预测学生的成功率，比平均分更有用，并有助于提高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代表性。一个戏仿账户以@EugenicInc的名义出现（现在已经被关闭），名称为“哈登博士，通过优生学实现社会正义！”，简介为“不是决定论者，但没错，基因导致一切。我只是想培育出更多的希拉里·克林顿，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未来人。” 

一条推文写道：“在这所房子里，我们相信，科学是真实的，女性权利是人权，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新闻不是假的，有些孩子有傻瓜-傻瓜基因！！”

2018年，她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进步人士应该接受遗传学的潜力，为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社会学和非洲研究教授多萝西·罗伯茨坚决不同意：“基因检测根本不可能在未来以公正的方式导致社会的重组，我们有一百年的证据表明，当社会结果被归因于基因差异时会发生什么，而这总是为了羞辱、控制和惩罚那些被预测为具有贬值社会特征的人。” 

经济学家达里蒂告诉我，他不明白哈登如何能坚持认为群体内部的差异是遗传的，而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是。“她说，好吧，我只看个体之间的变化。这是一种佯攻和回避。”

对这种担忧有一个很好的先例。

在《蓝图》中，罗伯特·普洛明写道，多基因分数应该被理解为“算命先生”，可以 “从出生就预言我们的未来”。白人至上主义领导人贾里德·泰勒认为，普洛明的书应该 “摧毁过去60多年来整个平等主义事业的基础。”他抓住了普洛明的说法，即对许多人生结果而言，“环境变化的杠杆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泰勒写道：“对于那些认为每一个结果的差异都是社会的错的学者和提升艺术家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发现。而且，尽管《蓝图》中没有关于种族的内容，但对‘种族正义’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哈登在回应行为遗传学家时毫不留情，他们对学科的推销无意中放纵了极右派。在她自己对普洛明的书的评论中，她写道：“坚持认为DNA很重要，这在科学上是准确的；坚持认为它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这在科学上是离谱的。” 

在对哈登的书的第一篇评论中，这类冲突很快就被抓了出来。拉齐卜·汗，一个认同 “人类生物多样性”运动的保守派科学博客写道，他钦佩她对科学的介绍，但对这本书的政治性感到失望；尽管他指出他的一个同事曾经听到哈登被描述为“穿裙子的查尔斯·默里”，但他显然认为这个尊称是错误的。

这并不妨碍推特上的一些左派立即表示厌恶。凯文·伯德在他的推特简历中称自己为 “激进的科学家”，在推特上说：“就个人而言，如果一个搞种族科学的家伙认为我的书好，我不会很高兴。” 

六

哈登的弟弟回到孟菲斯的第二天，她和我去蒙大拿州立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我们漫步到落基山脉博物馆，那里有世界级的恐龙化石收藏，她说，如果她孩子在，这种经历会更有趣。我问她的工作是否让她对养育孩子的挑战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她笑着举起手来，开玩笑说，心理学教授唯一既定的公共角色要么是中右翼的名嘴，要么就是育儿建议的传播者。

她告诉我：“作为父母，我试图牢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失控反馈回路的例子。人们有一些最初的遗传倾向，这导致他们选择某些朋友而不是另一些，这些最初的接触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你喜欢这种效果，你会再次选择它，然后这些反馈环路成为自我强化。”

行为遗传学家经常引用一个古老的学界名言，说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是天真的行为学家，而第二个孩子会让他们变成深信不疑的遗传学家。

在她书中的一个章节中，哈登提到她的儿子在与语言障碍作斗争。她写道：“看着我的孩子在发音能力上的差别，我很容易看到大自然的任性之手。考虑到继承遗传变异的组合，能使一个人在三岁前能说出‘松鼠’这样的词时，我的女儿很幸运。我的儿子则不然。” 

她强调说，“我当然不是在暗示我的一个孩子比另一个孩子‘优秀’或‘低劣’，言语能力是有价值的，但拥有强大的言语能力，并不意味着我的一个孩子对我更有价值。他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对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形成内在价值的等级。”

《遗传彩票》的最终主张是种异常雄心勃勃的道德创业。哈登认为，对简单的遗传运气的作用的理解——与所有其他出生彩票一样——将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更倾向于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有尊严和舒适的生活。她写道：“我认为我们必须拆除‘社会有责任解决的不平等’，和‘由生物学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之间的错误区分。”

她引用的研究表明，如果机会的差异被看作是随机的不公平，而且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大多数人就更愿意支持再分配政策。

正如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即使我们消除了两性之间教育成果的所有不平等，消除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不平等，消除了不同学校之间的所有不平等（如你所知，这与种族的不平等有很大关系），我们也只消除了教育成果中略多于四分之一的不平等。”

她向我介绍了世界银行在2020年发布的一套综合数据，其中显示，美国小学阶段的不平等有72%是在人口群体内部而不是在不同群体之间。她写道：“关于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规模的普遍想法，以及我们对如果消除种族和阶级中的明显不平等会取得多大进展的猜测，都是深刻的错误。科学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形式，否则它很容易被忽视。”

她认为，“基因盲”的观点“延续了这样一个神话，即我们这些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成功’的人，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努力，而不是因为我们碰巧是出生事故的受益者，这里包括环境和基因。”

她引用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伊丽莎白·安德森的著作，认为我们需要拒绝 “美国可能是那种‘任人唯贤’社会的想法，在那里，社会产品是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来分配的”。她的言辞很宏大，但就她所讨论的实际意义而言，与本世纪中期的社会民主共识，例如休伯特·汉弗莱的优先事项，相差无几。如果基因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也许我们应该设计我们的社会，使人们不需要一个大学学位也能拥有医疗保健。

在波兹曼，哈登似乎很焦虑，因为她还没有听说特克海默对于她的书的评论。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到这本书，他告诉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想法近年来出现了分歧，但当他最终读到这本书时，他给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真的认为这本书很好——事实上我认为它将马上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关于行为遗传学最重要的书。你应该准备好变得非常出名。”

他仍然对GWAS研究抱持怀疑：“我认为佩奇的困境——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因为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是在于所有人都必须寻求的平衡。如果你是我，认为这一切都仅仅只是相关性，那么你就是‘前景黯淡’的人，每个人都认为你喜欢泼冷水。而如果你认为：‘哇，整个世界都是遗传决定的。’那么你就是查尔斯·默里，在这两者之间，你必须走这条非常谨慎的道路。你必须相信一定量的遗传因果关系，否则你就偏离了科学，但你也不能太过相信遗传因果关系，否则你就会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有贫穷的基因，这是一条非常、非常微妙的道路。”

哈登的政治乐观主义被一种宁静的个人现实主义所调和。当我们的散步即将结束前，她承认，无论行为遗传学家的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要与自己和解并不容易。

她说：“让我用我的太阳镜这个例子来说明，”她摘下她的雷朋眼镜，拿出她的手机给我看之前两副的照片，这两副眼镜都掉了同一边的镜片。

”我认为生活事件的遗传性是指那些看似偶然的事情的可重复性。我的笨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我的某些品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我想我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离婚的遗传性。我对我的太阳镜被弄坏的主观经验是，你有良好的意图，而生活却出现了意外。很容易把这些事情解释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但是，另一方面，我本人也带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使这些经验以极难描述的方式得以重复。显然很难对我反复弄坏我的雷朋眼镜的方式进行精确的科学分析，就像在分子水平上解释婚姻状况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她把她的太阳镜从桌子上拿起来，重新戴上：“但我确实认为，这最终能使你成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