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纪实类文学书评人卡洛斯·罗扎达，通过整理出21本纪实文学以及出版的政府报告，追溯了自9/11事件以来20年美国的政治和文化轨迹。

这不仅仅是一份书单，而是对20年来的反恐战争的起源、过程、以及结果的总结与思考。书中纪录了一些美国人的英勇事迹，比如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投票决定是否反击恐怖分子，更多则是通过对各种相关书箱和文件的分析，反思911前美国政府对警告的无视，事后的过度反应，以及911如何撕裂了美国，并让美国在全球失去了道德优势。

这可能是对911事件如何改变美国最好的一篇总结性文章，比煽情的故事和廉价的口号，更能让人了解美国这20年的真实历程。全文虽然长达16000字，但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将来即使再有数百万字的相关总结，大概也很难有更多的发现了。

无论9/11书籍讲述的是怎样的个人故事，太多的书籍都描述了，对美国价值观的否定不是由极端的外来者，而是由我们自己造成。

反恐战争回家了，它像回到自己家一般地走了进来。

布什是正确的。基地组织不可能使美国变得暗淡，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这样做。

他写道：“唉，美国似乎只对灾难作出反应，对警告不闻不问。我们的国家似乎无法做到所它有必须做的事情，直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灾难。”

这项法规使建造和拥有摩天大楼变得更便宜、更有利可图。作者们写道：“它增加了可供出租的楼面面积……通过削减根据早期法律规定中被专门用于疏散和出口的区域”。其结果是，在911事件中，几乎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离开。

劫持开始时，乘客们打了电话，了解了当天其他飞机的命运。委员会报告说：“根据一个电话，他们投票决定是否冲向恐怖分子，试图夺回飞机，他们决定了，并且行动了。”

总统反驳说：“我不在乎国际律师怎么说，我们要去揍几个人。”

这是另一种逼死人的律师行为，9/11让我们遵守的法治也成为了受害者。

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宗教领袖承认：“我很难控制我的嗜血欲望”。

巴格达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一位妇女问他：“他们凭什么改变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不喜欢你的房子，所以我要把它炸掉，你可以用你的钱按我想要的方式重新建造它？”

克拉克写道：“布什把敌人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都交给了他们，他证明了美国在与伊斯兰教开战，我们是来占领穆斯林土地的新十字军。这就好像本·拉登藏在某个高山上的堡垒里，对小布什进行远程精神控制，高呼，‘入侵伊拉克，你必须入侵伊拉克。’ ”

一位美国陆军将军在被当地记者问及为什么美国直升机必须在夜间飞得很低，而吓坏了伊拉克儿童时，他回答说孩子们只是听到了“自由之声”。他传递的信息：自由听起来很吓人。

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评估：如果好的战争只能靠谎言来维持，那么它能有多好？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将军们感到压力，必须“说话更有魄力，夸耀他的战争战略注定要成功。”

打错了地方，是反叛乱理论中说应该避免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恐吓了一个社区并制造了更多的敌人，那么即使成功地捕获或杀死一个高价值的目标，也会产生反作用。在伊拉克，整个国家都是错的目标。而美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他们还是决定打进去。

美国仍然对一场从天上掉下来的袭击感到震惊，正在遭受一种创伤后应激的折磨。美国仍在恢复中，这仍然是一个好国家，即使是一个破碎的好国家。

在9/11委员会报告这份充满遗憾的文档深处， 在读者了解到基地组织的起源和目标，还有警告是如何连续被几届政府忽视，放过了劫持四架商业客机的恐怖分子等制度性失误之后，作者开始振奋地赞叹起国格的力量。

报告断言：“美国政府必须定义传出的信息是什么，国家代表什么，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一个道德领导的榜样，致力于人道地对待人民，遵守法治，并对我们的邻居慷慨和关怀。…我们需要在国外有力地捍卫我们的理想。美国确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对美国理想主义的这一肯定，是这份文件中表达得最清晰的要点之一，但是回头看，它也是最被忽视的。

官方对9/11事件的反应，非但没有体现出美国的最高价值，反而释放出一些最糟糕的品质：欺骗、残暴、傲慢、无知、妄想、过度扩张和粗心。这一结论在过去20年里从9/11事件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暴露无遗，这些由记者和前官员撰写的调查、回忆录和叙事作品描绘了通往那一天的道路，揭示了早期反应中的英雄主义和混乱，记录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并揭示了整场反恐战争中的过度性。

今天阅读或重读这类书集，就像看一部老电影，感觉比记忆中的更加痛苦和沮丧。痛苦来自于知道故事将如何展开；沮丧来自于意识到这几乎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无论9/11书籍讲述的是怎样的个人故事，太多的书籍都描述了，对美国价值观的否定不是由极端的外来者，而是由我们自己造成。对美国所宣称的原则的背叛，是反恐战争中的友军炮火。

在这些作品中，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漠视，在袭击发生后让位于嗜血和复仇。官方的谎言为战争辩护，然后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在反恐的名义下，安全被政治化，野蛮行为被合法化，爱国主义被武器化。

那是一个紧急情况，是的，这可以理解。但这种例外状态塑造了新式的美国例外主义。

它发生得很快。到2004年，当9/11委员会敦促美国“进行反思”时，已经太晚了；司法部最初的酷刑备忘录已经被签署，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画面已经使美国在道德上的权威荡然无存。

注：伊拉克一座监狱中美国军队对囚犯实施酷刑的情况于2004年被CBS新闻曝光。

而且，这已经持续了很久。关于9/11遗留问题的最新作品表明，反恐战争的策略是如何被转向美国的宗教团体、移民和抗议者的。

反恐战争回家了，它像回到自己家一般地走了进来。

纽约客的记者史蒂夫·柯尔在《幽灵战争》（Ghost Wars）中写道：“目前，对研究人员来说，解释9月11日的发生方式和原因比解释其后果要容易得多，”他在2004年讲述了中情局在9月11日之前在阿富汗的行动。在整件事后，华盛顿幻想着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但却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丑陋形象。

9/11文学还考虑了本·拉登对袭击事件的各种愿望，以及他对这一后果的不断变化的看法。他最初把美国想象成软弱和容易恐慌的国家，一旦其军人开始死亡，就会从世界，特别是从中东撤退。但本·拉登也开始掌握（也许是自以为是）引诱华盛顿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好处，正如他在2004年所说，通过无休止的军事扩张，将“使美国流血到破产”，从而击退其全球影响力，破坏其内部团结。

本·拉登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三年多前告诉ABC新闻网，“我们预计美国将有一个黑暗的未来。它将不再是美国，而最终成为支离破碎的国家，并将不得不把它的儿子们的尸体运回美国。”

本·拉登没有赢得这场思想战争，但我们也没有。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程度上，美国朝着敌人期望它可能变成的样子前进，成为一个在自我意识上分裂的国家，在道德和政治上妥协的国家，在它不想要但无法终结的战争中不断纠结的国家。2001年9月11日晚，当小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他断言，美国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是 “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和机会的灯塔，没有人可以阻止这盏明灯的闪耀。” 

布什是正确的。基地组织不可能使美国变得暗淡，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这样做。

通往9/11的道路

“这种新威胁中最可怕的方面……是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它。它太离奇，太原始也太异国化了”。 

这就是纽约客的劳伦斯·赖特在《末日巨塔》（The Looming Tower）中描述的，美国官员对本·拉登及其恐怖网络的早期印象。对于一个仍然沉浸在冷战后光辉中的国家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很遥远，甚至当基地组织的袭击，包括1993年对世贸中心、1998年对美国大使馆、2000年对美国海军科尔号的袭击，已经变得更加大胆。

这就是美国式的混合着否认的自满情绪。

记录通往9/11的道路的书籍中都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感觉，仿佛每个转弯都会导致钢铁和玻璃挤压在一起。他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

赖特强调了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影响，20世纪中期库特布在美国的旅居经历，激发了他对伊斯兰教和现代性之间冲突的看法，其作品也启发了未来的圣战分子。

在《幽灵战争》中，柯尔哀叹当阿富汗无法再被作为针对莫斯科的代理战场时，美国就放弃了阿富汗。

在《乌萨马·本·拉登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Osama bin Laden）中，CNN的记者彼得·伯根强调了1996年本·拉登从苏丹抵达阿富汗的那一刻，当时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9/11的主使者之一，目前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等待审判。）第一次向他推销飞机策略。9/11委员会一直在讨论本·拉登对美国的宣战，特别是当他在1998年的法特瓦，称“在任何可能做到的国家”谋杀美国人，是“每个穆斯林的责任”。

然而，这些早期作品也清楚地表明，在通往9/11的道路边，显眼的广告牌都在警告可能的终点。

2001年8月6日的一份题为“本·拉登决心袭击美国”的总统每日简报，在9/11事件中声名狼藉，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仅在这一年，这已经是与本·拉登或基地组织有关的第36份每日简报。

据报道，小布什曾对简报作者冷笑道：“行了，你现在已经做好自保了吧。

柯尔写道，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对恐怖主义威胁发出了机密警告，包括一份特别精确的国家情报评估。它说：“有几个目标特别危险，国家的象征，如白宫和国会大厦，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如华尔街。我们的评估认为，民用航空将在美国可能的恐怖主义目标中占据突出地位。”

散布在9/11文献中的一些告诫甚至比电影剧本还要夸张。有一位气急败坏的国务院官员抱怨国防部的不作为（“难道基地组织必须袭击五角大楼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吗？”），还有一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认真的联邦调查局主管，就可疑的恐怖主义活动警告华盛顿的一位持怀疑态度的特工，坚持说他“正在努力防止有人乘坐飞机撞向世贸中心”。

在这些书中，每个人都在警告其他人。

伯根强调，国务院里一位年轻的情报分析员吉娜·贝内特，在1993年写了第一份关于本·拉登的机密备忘录。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小圈子对本·拉登念念不忘，同时将彼此视为对手。在离开时，克林顿总统警告小布什。

即将离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也警告他的继任者康多莉扎·赖斯。而白宫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在他2004年的回忆录《对抗所有敌人》（Against All Enemies）中不断提醒读者说，他警告了任何愿意听的人和许多不愿意听的人。

正如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后来告诉9/11委员会的那样，在系统“闪烁红灯”的情况下，为什么所有这些警告都不够用呢？赖特对官僚主义的失败耿耿于怀，强调关于基地组织的情报收集受到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体制战争”的阻碍，这两个机构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对付的。

科尔写道，克林顿将本·拉登视为“一个孤立的狂热分子，对全球进步的力量进行危险而不切实际的打击”，而布什团队则专注于大国政治、导弹防御和中国。

克拉克的结论很简单，它突出了美国的“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傲慢，这是一个经常被伪装成勇气或智慧的国家特征。

只对灾难做出反应的问题是，低估通常会被过度反应所取代。而我们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可做的事情。

事件当天

最后一刻的航班变更，在五角大楼的一份新工作，从消防站退休，一架飞机的机翼在撞击前的最后倾斜。

如果说关于9/11事件前的书籍中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必然性，那么关于这一天本身的书籍则强调了生存与死亡之间的随机性。

纽约时报记者吉姆·德怀尔和凯文·弗林在《102分钟》（102 Minutes）中写道：“袭击的猛烈程度意味着无辜的人仅仅因为从门口后退，或跳上正在关闭的电梯，或只是将体重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他们对人类传奇的详细报道，例如一名警察在逃离倒塌的大楼时要求消防牧师听取他的忏悔，既令人痛苦又引人入胜。

然而，和里面的人一样，世贸中心的结构和历史也是关键的角色。它们不仅是象征和目标，而且是这一天的戏剧中形象丰满、有深刻缺陷的角色。

德怀尔和弗林解释说，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建造的世贸中心，是按照1938年以来生效的城市建筑法规建造的，“那么一座非常不同的世贸中心可能会被建造出来。” 

相反，它是根据房地产业热衷推广的新法规建造的，这项法规使建造和拥有摩天大楼变得更便宜、更有利可图。作者们写道：“它增加了可供出租的楼面面积……通过削减根据早期法律规定中被专门用于疏散和出口的区域”。

其结果是，在911事件中，几乎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离开。

德怀尔和弗林报告说，根据新的规则，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世贸中心的运营机构）能够租出世贸中心每层楼的四分之三，比旧的摩天大楼的收益率增加了21%。这项举措的成本也很高。北塔内约有1000人最初在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的冲击下幸存下来，但他们无法到达一个开放的楼梯。

“他们的命运在近四十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当时的楼梯都集中在建筑的核心部分，消防楼梯被认为是对宝贵空间的浪费而被取消。” 

作者写道，“建筑法规改革很难成为扣人心弦的戏剧”。这句话虽然谦虚但不准确，塔楼体现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力量，但它们的设计体现了美式贪婪的愚蠢。在那一天，这两种情况都被证明是致命的。

对五角大楼的攻击，长期以来被视为纽约主要事件的垫场事件，也差点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而建筑中的细节再次发挥了作用。

记者加勒特·格拉夫在他的9/11口述历史《天空中唯一的飞机》（The Only Plane in the Sky）中，引用了国防部官员对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如何击中五角大楼的一部分表示的惊叹，鉴于新的反恐标准，这部分在事件前刚被加固和翻新。这意味着它不仅更坚固，而且在那个早晨，也几乎无人在内。

陆军部门负责人菲利普·史密斯说：“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在五角大楼的任何其他楔形区域，都会有5000人，而飞机会直接穿过大楼的中间。” 

相反，只有不到200人在对五角大楼的袭击中丧生，包括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在这里，偶然性和充足的准备同时出现了。

警察和消防员的勇敢是无数次9/11事件回顾的主题，但这些书也强调了平民的无私精神，他们变成了急救人员。

例如，港务局工作人员弗兰克·德·马蒂尼（Frank De Martini）、巴勃罗·奥尔蒂斯（Pablo Ortiz）、卡洛斯·达科斯塔（Carlos da Costa）和彼得·内格伦（Peter Negron），在世贸中心北楼通过拉开电梯门、破墙和依靠手电筒的光源寻找幸存者，拯救了至少70人，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成功出来。

德怀尔和弗林写道，“凭借撬棍、手电筒、硬帽和大声喊叫，德·马尔蒂尼和奥尔蒂斯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将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边界线推后。”

作者们还注意到，在世贸中心的楼梯上，当传来有伤员在后面的消息时，下楼梯的人的双排队伍会自动融合成单排。格拉夫还引用了当地一位助理消防队长的话，他回忆起那天在五角大楼的平民和军警人员“真正的英雄”的工作。他说：“他们是真正救出他们的同志，救出他们的工作伙伴的人。”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平民，他们的反抗迫使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上，而不是美国国会大厦，后来被誉为是美式豪侠的代表人物。但9/11委员会报告中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强调了他们的反抗是多么的美国化。

劫持开始时，乘客们打了电话，了解了当天其他飞机的命运。委员会报告说：“根据一个电话，他们投票决定是否冲向恐怖分子，试图夺回飞机，他们决定了，并且行动了。”

他们对此进行了表决。他们投票了。即使在那个深不可测的恐惧和痛苦的时刻，乘客们在决定成为这场新战争中最早的士兵之前，花了一点时间来参与伟大的美国传统：民众协商。

可有人会对那次投票的结果怀有任何疑问吗？

这种由普通平民领导的事件，体现了9/11委员会呼吁国家展示的价值观。只是这些价值观很快就会被那些被委以重任的人以安全的名义拆散。

逼死人的法律

“被律师逼死。”

这句话出现在多本9/11的书中，通常是由高层官员说的，他们坚持要把事情做好，不顾法律和规则。

特尼特在《战争中的布什》（Bush at War）一书中抱怨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反恐工作总是被“律师逼死”，这是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2002年出版的、关于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之间辩论的著作。

在接受伍德沃德的采访时，这一短语夹杂在小布什说 “不死不休”、“让他们来吧”之类的狠话之中，这些已成为他典型的反恐言论。小布什解释说，“我必须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位总司令的决心，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没有屈服，没有含糊其辞。没有，你知道的，律师来逼死这件事。” 

在《对抗所有敌人》中，克拉克回忆起2001年9月11日的晚上，小布什对一位提到国际法对利用军事力量作为报复工具持质疑态度的官员大加挞伐。总统反驳说：“我不在乎国际律师怎么说，我们要去揍几个人。”

这个信息是明确无误的。法律是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障碍。在9/11的世界里，担心程序上的正确是过时的，是对揍人这一重要工作的恼人的障碍。

不过，他们确实把律师的工作做得很好。布什政府不是无视法律，而是利用了法律。

纽约客的简·梅尔在袭击后坚持收集了无数政府律师的辩词和诡计，收录于2008年出版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中，她写道：“几乎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副总统切尼确保了全国一些最敏锐和训练有素的律师，在白宫和美国司法部秘密工作，为政府发动反恐战争的权力大幅扩张提出了法律依据。”

通过公开声明和秘密备忘录，政府试图取消对总统进行战争的限制，并通过将恐怖主义嫌疑人定义为非法敌方战斗人员，拒绝给予他们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梅尔认为，后者的行为，“没有什么会比这样更能直接地为酷刑扫清道路了。”

为了理解我们的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证明什么，请参考酷刑备忘录（the torture memo）本身，它是由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cil）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撰写的，为中央情报局审讯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方法开了绿灯。

狭窄的监禁室、剥夺睡眠和水刑等刑罚被重新命名为“强化审讯技术”（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在法律和语言上被扭曲以避免酷刑的标签。尽管这些技术可能是残忍和不人道的，但法律顾问办公室在2002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它们构成酷刑的标准，是只有当它们产生相当于器官衰竭或死亡的痛苦，并且施加痛苦的人必须真的有意这样做，“即使被告知道他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痛苦，但如果造成这种伤害不是他的目的，他就缺乏必要的特定意图。”

这是相当高明的移花接木，酷刑是否成立的证据，从受审讯者的身体被转移到了审讯者的头脑中。

在花了几十页的篇幅讨论特定意图的形而上学、讨论“长期”精神伤害或“迫在眉睫”的死亡等词的真正含义以及《禁止酷刑公约》中的弹性之后，备忘录得出结论，这些都不重要。即使某种特定的审讯方法会跨越某些法律界限，这类相关法规也会被认为是违宪的，因为它“没受允许地侵犯”了总司令的战争权力。

在这些备忘录中，司法部几乎完全没有限制中情局随心所欲的权力。

事实上，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们依靠中情局本身的保证来认可这种权力。在2002年8月的第二份备忘录中，律师们对使用狭窄的禁闭箱进行了反思。

备忘录中说：“我们没有从你们咨询过的医学专家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表明个人被关在箱子里的有限时间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身体疼痛。”

水刑也同样获得了通过。备忘录中提到：“你已经告诉我们，这项程序不会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根据你们的研究……你们预计使用水刑不会导致任何长期的精神伤害。”

“你已经告知我们。你咨询过的专家。根据你的研究。你没有预料到”，这种洗白的话语出现在整个备忘录中。司法部依靠中情局提供的信息得出结论；然后中情局在司法部的掩护下继续进行审讯。这是一个完美的互信圈。

然而，这种逻辑本身就是种折磨。

在2005年5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律师们得出结论说，由于没有任何一种技术会造成相当于酷刑的“剧烈”疼痛，综合使用它们“预计也不会”达到这种程度。但他们仿佛对这种不合逻辑的做法也感到尴尬，于是备忘录中附上了一个三重否定的脚注，“我们并不是说，单独不造成严重身体痛苦行为的组合或重复使用，不会导致严重的身体痛苦。” 

好吧，那么，你到底在暗示什么呢？

甚至当2004年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正式撤回其2002年8月的备忘录，并宣布酷刑 “令人憎恶”时，律师们又在新的备忘录中加入了一个脚注，保证他们已经审查了以前关于被拘留者待遇的意见，并且“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结论在本备忘录中规定的标准下会有不同”。

在这些文件中，律师促成了无视法律的行为。

2005年5月的另一份备忘录得出结论说，由于《禁止酷刑公约》只适用于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行为，这项公约“不适用”于中央情报局在其他国家设立的拘留所。同样，由于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忍和不寻常惩罚是为了保护被定罪的人，它也不应该适用于被拘留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没有被正式定罪。

缺乏适当的程序方便地消除了宪法保护。在他对《酷刑备忘录》的介绍中。乔治城大学的法学教授大卫·科尔在《酷刑备忘录：将不可想象的事情合理化》（The Torture Memos: Rationalizing the Unthinkable）一书的导言中，将这些文件描述为“恶意的律师手法”，这也许是慷慨的。

这是另一种逼死人的律师行为，9/11让我们遵守的法治也成为了受害者。

几年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了中央情报局的9/11后审讯计划。其后庞大报告的总结摘要在2014年作为一本549页的书出现，其中发现酷刑并没有产生有用的情报，而且审讯比中情局透露的更残酷，司法部没有做到独立核实中情局的信息，而且这个间谍机构阻碍了国会和中情局监察长的监督。

它解释说，中情局声称要监督自己，而且毫不意外的，它认为自己的审讯是有效和必要的，无论结果如何：如果一个被刑拘者提供了信息，这意味着这项计划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这意味着需要更严格地应用这些技术；如果他仍然没有提供信息，计划就已成功地证明他没有任何信息可提供。

参议院报告的结论是：“中情局的有效性陈述几乎完全不准确。”

这是反恐战争中被政府官方调查和公开报告中揭穿的少数谎言之一，但只是9/11文学中记载的诸多谎言之一。

自欺欺人

反恐战争中的官员们不仅仅是对立法者或公众进行欺骗或传播。在反复出现的战争悲剧中，他们也经常对自己撒谎。

在《发动战争：布什政府如何将美国带入伊拉克》（To Start a War: How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America Into Iraq）中，GQ杂志记者罗伯特·德雷珀考虑了总统高级助手的影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他长期痴迷于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五角大楼负责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急于测试他的军事转型理论）和切尼（沉迷于“美国弱点”会造成的末日景象）都有他们的理由。

但德雷珀指出了一个责任方。他写道：”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最终完全是由美国总统小布什做出的。  

一位起初关心捍卫和维护国家的道德良知以对抗恐怖主义的总统，开始被更黑暗的冲动所驱使。2001年9月20日，小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宗教领袖承认：“我很难控制我的嗜血欲望”。

德雷珀说。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评论；在伍德沃德的《战争中的布什》中，总统承认，在9/11之前，“我没有那种（对基地组织的）紧迫感，我的血液也没有那么沸腾。”

嗜血、道德上的确定性和突来的脆弱性是一个危险的组合。相信自己是在捍卫正义，对抗邪恶，这可能导致你相信为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德雷珀提炼了布什的世界观：“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是摧毁美国的自由。萨达姆痛恨美国。因此，他也憎恨自由。因此，萨达姆本身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一心想要摧毁美国和它的自由。”

请注意这种不对称性。总统对萨达姆做过的或可能做的事情作了最坏的假设，但却认为美国入侵一定会取得最好的结果。

德雷珀回顾说：“伊拉克人一看到他们的西方解放者就会欢呼雀跃，他们新的共同的民族使命感将克服对任何宗派的忠诚。他们本土的聪明才智将弥补他们在自治方面的经验不足。他们会欢迎几十年来未曾踏足巴格达的伊拉克侨民的管理。而他们的石油将支付一切费用。”

有些是谎言，有些是自欺欺人。美国人没有必要预料到入侵后将吞噬这个国家的内战；他们只是必须认识到，战后伊拉克的管理绝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布什和他的顾问们似乎没有想到，伊拉克人可能同时憎恨萨达姆也怨恨美国人，这些想法本可以通过与伊拉克人交谈并听取他们的担忧发现。

华盛顿邮报前记者安东尼·沙迪德的2005年出版的《夜幕降临：美国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Night Draws Near: Iraq’s People in the Shadow of America’s War），是少数几本深入了解伊拉克人为何会厌恶闯进他们生活的美国人的战争书籍之一。

巴格达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一位妇女问他：“他们凭什么改变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不喜欢你的房子，所以我要把它炸掉，你可以用你的钱按我想要的方式重新建造它？”

在费卢杰，沙迪德在早期听到了喊美国人是“异教徒”（kuffar）的言论，一位51岁的前教师抱怨说，“我们用一个暴君换来了一个占领者。” 

当占领者把前独裁者的政府所在地变成自己的豪华绿区（巴格达中心的国际区域，高度武装化，也是安全的区域。），或者把阿布格莱布监狱（沙迪德称其为“萨达姆最糟糕的地狱”）改造成自己的恐怖屋时，并没有打消这种印象。

沙迪德明白，政府的合法性，即由谁来统治，他凭什么统治，对伊拉克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写道：”美国人从未理解过这个问题，伊拉克人也从未得出过统一的答案。”

这是在美国入侵后对伊拉克面临的考验最好的总结。当美国如此迅速地从解放转向占领时，失去了曾经享有的任何合法性。克拉克写道：“布什把敌人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都交给了他们，他证明了美国在与伊斯兰教开战，我们是来占领穆斯林土地的新十字军。这就好像本·拉登藏在某个高山上的堡垒里，对小布什进行远程精神控制，高呼，‘入侵伊拉克，你必须入侵伊拉克。’ ”

美国占领时期的愚昧和傲慢也完全在拖后腿。

在《翡翠城的帝国生活》（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解释说，即使日常安全是伊拉克人最关心的问题，总督保罗·布雷默这个小布什在巴格达的人，还是决心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设立了新的投资法、破产法庭和一个最先进的证券交易所。

负责新交易所的是一个24岁的美国人，没有经济或金融方面的学术背景。而负责改造伊拉克庞大的大学系统的人在中东没有任何经验，但与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家族有联系。伊拉克的一项新交通法部分从马里兰州的机动车法规中照搬过去的。一场反吸烟运动是由一名美国官员领导的，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烟民。

一位美国陆军将军在被当地记者问及为什么美国直升机必须在夜间飞得很低，而吓坏了伊拉克儿童时，他回答说孩子们只是听到了“自由之声”。他传递的信息：自由听起来很吓人。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制造这种恐怖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成为武器库中的又一个工具。在纽约客的记者德克斯特·菲尔金斯的《永远的战争》（The Forever War）中，一位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中校向作者保证，“通过大量的恐惧和暴力，以及大量的项目资金，我想我们可以说服这些人，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 

菲尔金斯问他是否真的是指恐惧和暴力；这位官员坚持说这就是他的意思。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异想天开，如此直截了当；有些人知道的更多，却对公众撒谎。钱德拉塞卡兰回忆起布雷默手下的一位高级通讯官员，在记者问及2004年春季巴格达发生的暴力事件时的回答，“私底下说，巴黎在燃烧（此处指一片狼藉）。公开层面上，安全和稳定正在回归伊拉克。”

在《乌萨马·本·拉登的兴衰》中，伯根总结了伊拉克战争是如何以伊拉克和基地组织之间的虚假联系为部分依据，最终帮助了这个恐怖网络。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资源，为本·拉登的手下提供了重新组织的空间，并刺激了中东地区新一代的恐怖分子。

伯根写道：“很难想象给本·拉登的更大的礼物。”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源于谎言的战争，那么阿富汗战争则是一场由谎言喂养的战争。

在阿富汗，得到塔利班支持的基地组织驻扎在那里，这本该是一场好的战争，正确的战争，出于必要的战争，国内外都认可的战争。华盛顿邮报记者克雷格·惠特洛克在《阿富汗文件》（The Afghanistan Papers）中写道：“美国官员没有必要为这场战争撒谎或转弯抹角。”

这是对战争的现实和围绕着它的说辞间的严酷差距，“然而，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很快就开始作出虚假的保证，并掩盖战场上的挫折。”

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变得根深蒂固，惠特洛克称之为隐藏真相的“无言的阴谋”。

惠特洛克整合了一个采访了数百名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军事和文职官员的“经验教训”项目以及口述历史、政府电报和报告，他发现指挥官们私下里承认，他们长期以来在“没有实用战略”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冲

突发生两年后，拉姆斯菲尔德抱怨说，他“不知道谁是坏人”。

前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协调人道格拉斯·卢特中将承认，“我们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没有丝毫的概念。”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想撤出军队，但担心阿富汗政府可能会崩溃。事实证明，这是是正确的。惠特洛克说：“本·拉登曾希望出现这种确切的情况，引诱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陷入一场打不赢的游击冲突，从而耗尽其国库，削弱其全球影响力。”

一直以来，高层官员公开驳斥了这些内部意见，发表了让人们以事情在稳步进展的描述。坏消息被扭曲成好消息，例如，喀布尔不断增加的自杀式袭击意味着塔利班太弱，无法直接作战，而美国的伤亡人数增加意味着美国正在向敌人发起战斗。

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技能和规模经常被夸大。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官员得出结论，工资单上的大约3万名阿富汗士兵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是当地指挥官的虚构士兵，为了把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假士兵的工资装进口袋。

美国官员公开谴责阿富汗的大规模腐败，但在实践中却助长了这种腐败，将大量的合同和项目投入到一个没有能力吸收这些项目的国家。

惠特洛克写道：“这种欺骗行为在美国历届政府中都有发生，但奥巴马政府急于显示其第一任期的增兵行动是有效的，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夸大那些误导性的、虚假的或完全错误的数字”。

他补充说，然后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将军们感到压力，必须“说话更有魄力，夸耀他的战争战略注定要成功。”

早在拜登在今年夏天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结束之前，美国曾两次发表类似的声明，分别在2003年和2014年宣布结束作战行动，但战争仍在持续。

惠特洛克写道，政府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高级政府官员有勇气承认美国正在慢慢失败，由于他们同谋的沉默，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避免了问责，并回避了本可以改变结果或缩短冲突的重新评估。”

并不是没有人警告过他们。在《战争中的布什》中，伍德沃德报告说，中情局反恐中心主任科弗·布莱克和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9/11事件后不久前往莫斯科，向官员们通报了即将到来的阿富汗敌对行动。俄罗斯人是这个帝国墓地的最新访客之一，他们告诫说，阿富汗是一个“伏击天堂”，用其中一个人的话说，“你真的会被痛打”。

科弗自信地回应道：“我们会杀了他们. . . 我们要震撼他们的世界。”

现在，随着美军的离去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回政权，华盛顿正在与这场国家最长的战争的遗产进行搏斗。美国为什么会输，怎么会输？

我们应该停留更长时间吗？它是否值得花费鲜血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美国如何报答与美国军事和民事当局一起工作的勇敢的阿富汗人？

如果阿富汗再次成为攻击美国利益和盟友的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就像上个月在喀布尔发生的造成13名美国军人死亡的机场自杀式爆炸事件所预示的那样，那该怎么办？

拜登断言 “阿富汗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但也承诺继续打击那里的恐怖分子，那么，未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和情报行动的限度和手段是什么？

这些都是必要的辩论，但一场战争不应仅仅以其结束的时间和方式来衡量。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评估：如果好的战争只能靠谎言来维持，那么它能有多好？

好士兵

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0年里，美国经常试图重新思考对策。以2006年底的两份文件为例：由总统幕僚长詹姆斯·贝克三世和9/11委员会的副主席李·汉密尔顿共同主持的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认为华盛顿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其对伊拉克的外交和政治战略；以及由当时的陆军中将戴维·彼得雷乌斯领导的小组编写的《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反叛乱领域手册》（The U.S. Army/Marine Corps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这份报告认为美国官员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的那种叛乱战争的军事战术。

这些文章写得好像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它们可以被解读为，这些问题没有现实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永远不要制造这些问题。

研究小组报告的开头说：“没有解决伊拉克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却需要大量的仙丹。报告呼吁开展“外交攻势”，为伊拉克争取国际支持，说服伊朗和叙利亚尊重伊拉克的领土和主权，并承诺“在所有战线上实现全面的阿以和平”。

多简单！

同时，伊拉克需要在民族和解方面取得进展（在一个已经充斥着教派流血冲突的国家），加强国内安全（尽管报告认为伊拉克军队一团糟，而且伊拉克警察更糟糕），并提供社会服务（尽管报告认为政府尚未能充分提供电力、饮用水、排污服务和教育）。

这些建议似乎是在知道它们永远不会发生的情况下写的。报告中两次提到：“不能期待奇迹”。

如果没有上天的干预，下一步就很明显了。报告称，如果伊拉克政府无法针对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应该减少对伊拉克的政治、军事或经济支持”。

事实上，这份报告对驻军的标准定得很高，以至于提出退出战略似乎是其主要目的。

反叛乱手册是一份特殊的文件。它隐晦地否定了“震慑”和“压倒性武力”等概念，认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打击叛乱的关键是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并通过有效治理赢得他们的支持。手册还试图理解美国敌人的性质，其中指出：“大多数敌人要么不试图用常规行动打败美国，要么不把自己限制在纯粹的军事手段上。他们知道，他们无法在这些条件下与美国部队战斗。相反，他们试图耗尽美国的国家意志。” 

耗尽美国的意志是基地组织非常了解的一个目标。手册宣称，“士兵和海军陆战队被期望同时成为国家建设者和战士”。但其中涉及的艰巨任务：重建政府机构、重建基础设施、加强当地安全部队、执行法治等，都揭示了这项新准则中心的紧张关系。

手册指出：“反叛乱部队应该为长期承诺做好准备”。然而，仅仅几页之后，它就承认， “最终所有外国军队都会被视为干涉者或占领者”。如何完成前者而不沦为后者？难怪手册中强调的许多反叛乱的历史案例，包括对越南战争的叙述，都是失败的故事。

手册似乎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2007年的再版中包含一个前言，接着是导言，然后是另一个前言，一个序言，然后是一些简短的致谢，最后是另一个导言（刚看到第一章就感觉像打败了一场叛乱）。

但这些前缀都具有澄清的作用。陆军中校约翰·纳格尔在他的前言中写道，这份文件最持久的影响可能不是作为改造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催化剂，而是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转变为“更有效的学习型组织”，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战争。

时任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主任的萨拉·苏厄尔在她的序言中总结说，文件的“最终价值 可能在于警告文职官员在参与反叛乱行动之前要认真思考。”

那么，充其量，手册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冲突：我们该如何战斗，以及我们是否应该战斗。拜登在8月16日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辩护的讲话中，特别否定了将反叛乱作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目标，这并非巧合。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的任务应该精细地集中在反恐上，而不是反叛乱或国家建设，”总统肯定地说。“即使是最长的战争，也不足以使反叛乱工作取得成功。”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大卫·芬克尔在其2009年出版的《好士兵》（The Good Soldiers）一书中，记录了2007年和2008年美国增兵期间部署在伊拉克的一个陆军营的经历，这一时期的战争表面上是以新的反叛乱理论为指导。在他2013年的续集《感谢你的服务》（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中，作者见证了这些人回家后试图理解他们的军事经历并适应他们的新生活。

芬克尔在后一本书中解释说：“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前线。这是一场360度的战争，没有可以前进的前线，没有穿制服的敌人，没有可预测的模式，没有救济”。

这是对反叛乱战争的一个有力总结。

书中记录的亚当·舒曼上士，因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脑损伤而从战争中归来。芬克尔解释说：“那是一发毫无征兆地从蓝天上掉下来的迫击炮弹造成的”。

舒曼饱受噩梦、头痛和内疚之苦；他希望自己需要绷带或拐杖，任何能够为他离开前线提供明显理由的证据。他的妻子忍受着他的治疗、他的愤怒和他对生活的矛盾心理。她决定道：“他仍然是个好人，他只是一个破碎的好人。” 

另一名归国士兵尼克·德尼诺努力告诉他的妻子，他和他的战友们冲进伊拉克人的家里寻找一个高价值目标。他把一个人扔下了楼梯，并掐住另一个人的喉咙。他们离开后，中尉告诉他进错了房子。尼克对他的妻子说：“进错了房子，我想记住的一件事是我们究竟错了多少次。”

打错了地方，是反叛乱理论中说应该避免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恐吓了一个社区并制造了更多的敌人，那么即使成功地捕获或杀死一个高价值的目标，也会产生反作用。在伊拉克，整个国家都是错的目标。而美国的领导人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他们还是决定打进去。

创伤后的应激民主

在9/11委员会报告中的第11章中，就在提出国内和外交政策该如何改革的建议之前，作者陷入了哲学思考，思考后见之明如何影响他们对2001年9月11日的看法。报告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文件变得可用，所发生的赤裸裸的事实变得更加清晰。然而，关于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画面变得更难被重新想象，因为那个过去的世界，其关注点和不确定性，已经退去。” 

在做出明确的判断之前，他们问自己， “现在看来很明显的见解在当时是否真的有意义。”

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态度，它有助于读者理解对袭击事件的真实感受，以及当局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反应。但这种方法也使这一天被困在过去，与现在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最新的两部作品，《每日野兽》的记者斯宾塞·阿克曼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和福特汉姆大学的法学教授凯伦·格林伯格的《隐蔽的工具》（Subtle Tools），在反恐战争最早的日子和它在我们当前时代的变异之间，在国外的冲突和国内的分裂之间划出了笔直、鲜明的界限。这些作品展示了9/11事件如何与我们同在，以及我们又是如何仍然生活在废墟之中。

当特朗普在2015年宣布参选总统的演讲中，宣称“我们不再有胜利”时，他既贬低了9/11的遗产，又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阿克曼写道：“他敏锐的发现，反恐战争中的侵略性政治不必与反恐战争本身联系在一起，这使他能够讲述一个关于失去伟大的故事。” 

而如果美国失去了伟大，一定是有人夺走了它。

对穆斯林、对越过南部边境的移民，以及对为种族正义而集会的抗议者的反击，因无休止的全球反恐战争得到了加强。在阿克曼生动的讲述中（他的言辞或许是夸张的，但他的论点不是），这场战争不仅仅发生在遥远的伊拉克或阿富汗，也门或叙利亚，而是发生在这里，包含着大规模的监控、军事化的执法以及将移民重新塑造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国家身份的基石。

阿克曼写道：“特朗普吸取了911事件中最重要的经验，你说谁是恐怖分子，他就是。”

阿克曼和格林伯格都指出，由政府律师起草并在袭击发生后几天得到国会批准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书》，是美国的回应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刻。这项简短的联合决议允许总统对任何实施袭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或为了防止任何未来的袭击，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武力”。

格林伯格写道，这是 “反恐战争中的原始文件及其遗产。它的术语充满了不精确性，旨在编纂扩张性的权力。” 

在战场、敌人和对胜利的定义都保持模糊的情况下，战争变得无止境地扩张，“既没有时间上的也没有地理上的界限”。

阿克曼总结道，这是反恐战争“在概念上注定失败”的时刻，。永远的战争就是这样产生的。

曾经有一些时刻，可以看到一条出路。

阿克曼认为，2011年击毙本·拉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奥巴马浪费了能够结束9/11时代的最佳机会”。作者抨击奥巴马通过合法的外衣使反恐战争变得更加“可持续”，禁止酷刑却没有关闭关塔那摩湾的拘留营，并依靠无人机袭击，“反常地激励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杀人而不是抓人”。

无论谁是总统或哪个政党在执政，总会有更多的目标，更多的战场。失败成了加倍努力的理由，永无止境。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阿克曼所说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怪诞的潜台词”，就越能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如果没有反恐战争，就很难想象一个总统候选人会谴责现任总司令（注，指奥巴马，美国总统是美国军队总司令）是外来的、穆斯林的、非法的，并利用这个谎言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平台。

如果没有反恐战争，就很难想象对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人实施旅行禁令。如果没有反恐战争，就很难想象美国内部的抗议者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或者国防部长将国家的城市街道描述为一个要被支配的“战斗空间”。

特朗普是美国生活中的一股颠覆性力量，但也有很多连续性。格林伯格写道，在9/11事件后的20年里，“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已经扎根。在报复、‘正义’和预防的名义下，基本价值观被抛在一边。”

在他关于本·拉登的最新著作中，伯根认为，9/11是一个重大的战术成功，但对这位恐怖主义领袖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失败。是的，他对他口里的“蛇头”美国进行了恶毒的打击，但“9/11袭击非但没有结束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反而极大地扩大了这种影响，”在整个地区建立了两次漫长的大规模入侵和新基地。

然而，9/11时代的遗产不仅存在于阿富汗或伊拉克，而且还存在于一个引出并加强其一些最丑陋的冲动的美国，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正如本·拉登想象的“分离的国家”）；一个绕过不便利的事实而接受阴谋论的国家；一个妖魔化外来者的国家；以及在未能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和民主之后，美国似乎也不太愿意在自己的国家维护它们。

今天，更多的美国人关注国内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外国恐怖主义。2021年1月6日，美国公民袭击了基地组织曾希望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的国会大厦。在9/11委员会呼吁美国向世界提供道德上的领导，并对我们的邻居持慷慨关爱的17年后，我们的道德领导力受到了质疑，我们几乎无法对自己慷慨关爱。

在《永远的战争》中，菲尔金斯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有些东西已经从根本上断裂了。 ……因果之间出现了某种原始的错位，鉴于其带来的痛苦，这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麻木。” 

他写的是阿富汗，但他的话可以作为对美国过去20年的解释。美国仍然对一场从天上掉下来的袭击感到震惊，正在遭受一种创伤后应激的折磨。美国仍在恢复中，这仍然是一个好国家，即使是一个破碎的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