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Cleveland即将到来的年度欢迎周（2021年9月10日至19日）包括一系列关注文化、社群、经济和国际性的活动。这一活动旨在将把来自不同社群的当地居民聚集在一起庆祝团结和友谊，并展示欢迎新移民到俄亥俄州东北部的无数好处。
注：Global Cleveland是一个吸引、欢迎国际新移民并将其与克利夫兰和凯霍加县的经济、社会和教育机会联系起来的组织。
为了庆祝这次活动，克利夫兰文学中心（Literary Cleveland）将邀请当地移民分享他们来到美国和适应俄亥俄州东北部生活的个人经历，并欢迎人们讲述他们如何来到克利夫兰，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他们抛弃了什么才来到这里，以及他们到达这里时发现了什么等这些移民故事。
注：克利夫兰文学中心（Literary Cleveland）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和创意写作中心，使人们能够探索别人的声音和发现自己的声音。通过不断扩大的多层次的课程、研讨会和主题活动，克利夫兰文学中心帮助作家和读者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促进新的和现有的最高质量的文学，并推进俄亥俄东北部作为各种声音和愿景的重要中心。
通过响应克利夫兰文学中心的号召，克利夫兰移民分享了恐惧与欢乐、失去与坚持、创伤与胜利、排斥与欢迎的回忆。最重要的是，提交的材料挑战了假设，挑战了分类，表明移民在这里融入的故事是跨越了藩篱的。
克利夫兰文学中心很荣幸收到了来自韩国、科威特、德国、乌克兰和印度的部分意见代表提供的故事。并选取出来用以展示：包括一首关于说第二语言的诗，一个看着鸟儿自由飞越边境时被拘留的故事，一首关于饱受战争蹂躏的家园和沉默的过去的散文诗，离开家园的最后时刻的回忆，以及一系列对美国文化的思考。
由克利夫兰文学中心策展，Global Cleveland和马尔茨犹太遗产博物馆（Maltz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共同合作，以及克利夫兰的许多移民和难民服务组织的支持，这次征集移民故事的活动最终向大家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现在将俄亥俄州东北部称为家的人们的故事。
禹智媛（音译，Jewon Woo）是一个有很多故事要讲的那种典型的普通移民。自2013年以来，她一直在洛雷恩县（Lorain）社区学院教授文学、写作和人文学科。她是一个热爱城市生活的人，也是因为她原本在韩国首尔出生和长大。她来到美国以后，在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搬到了克利夫兰，她表示克利夫兰是她选择的家。在没有教学和研究的学期间歇期间，她喜欢去往这里的山谷里寻求放松，亲近自然，她热爱徒步旅行、听有声读物、缝纫、做韩国菜。最重要的是，她喜欢和她的伴侣、女儿和爱宠猫在一起。
她为我们分享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诗。
注：禹智媛创作的诗《我的口音》（Accent）是关于她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时的痛苦与挣扎。
我的口音
作者：禹智媛
一个单词
破裂成千百碎片
变成无声的尖叫
在我陌生的嘴里
碎片似玻璃一样
落地
若想大声朗读词汇
我的舌头
像是要被碎片划伤
这种语言
难以名状的滋味
如鲠在喉
羞耻且灼热的痛
保持沉默
也难以忘却的痛
铭刻的疤痕时刻提醒
但
这就是
我的口音。
法蒂玛·阿尔·马塔尔(Fatima Al Matar)因在祖国科威特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而面临起诉，随后她在美国寻求庇护。她和女儿乔里（Jori）以及她们的猫泰（Ty）住在克利夫兰地区。
她的作品曾发表于The Wry Ronin、Acumen、The Journal、Angelic Dynamo、Ferther Monthly、Fleeting Magazine、Bad Language、Staples Magazine、Word、Jaffat El Aqlam、Oyster River Pages、Gordon Square Review和OffSpring等等。
她目前正在向文学经纪人询求出版她的新书《那些身陷囹圄的日子》（Detained）。这是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她在科威特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迪利拘留中心（Dilley Detention Center）发生的事情。
以下是法蒂玛的作品《鹅》（Geese）。
鹅
作者：法蒂玛·阿尔·马塔尔
我常画候鸟：加拿大鹅、雪雁、乌鸦、苍鹭和椋鸟。我会时常花费几个小时在画布上，不断完善它们的羽毛。
加拿大鹅在我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无数个时刻，当我的手指环绕着铁链围栏，看着它们掠过迪利拘留中心的那一方天空，我和我的女儿乔里有一阵子待在那里，我们是作为难民被拘留的。成群飞过的加拿大鹅总是呈V字形，带着滑稽的叫声，冲过我头顶的天空，好像它们就是自由的缩影，跨越了国界，却并不知晓国界。
我和我的女儿乔里本不应该被关押在移民居留中心。我们于2018年12月下旬的一天，抵达奥黑尔机场，那时我们持有的是有效护照和美国访问签证。由于我们回程机票上的日期超过了签证允许的六个月逗留时间期限，惹得边境管理人员的怀疑。我们的行李被当场开包检查，在行李箱里他们找到了我随身携带的一份文件，那是一份能证明我在科威特受到起诉的文件：翻译成英文的文件详细说明因我的政治和宗教立场以及我曾经参与的激进社会活动而在科威特受到审判。
愤怒的边境官员质问道“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我就把你送上下一班飞往科威特的飞机。”在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审讯室里，在其他五名武装警察嘲笑的目光下，我解释说，我是来美国寻求庇护的。
我对鸟类的热爱，或者我对压迫的厌恶，很早就开始了。当我11岁那年，还住在科威特的时候，有一天在当地一处公园看到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巨大的金鹰。我盯着鹰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感觉出了它的愤怒，我认为一定是笼子太小了，无法让这只鹰展开它六英尺长的翅膀。我很生气，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但他们只是耸了耸肩。后来回到家里，我查到了那个公园的电话号码，并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害怕父母的反应。一个女人接了电话。我当时焦急万分，上气不接下气的解释了在公园里看到的事情，我告诉她关着老鹰的笼子太小，它无法展翅，需要给它换一个更大的笼子。而当我话音刚落，一阵沉默以后，电话那头的女人就只是哼了一声。她用一种尴尬的声音咕哝着说会给她的老板汇报的。她说话的方式听起来像是，“管它呢！快滚吧，小丫头片子”。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她就挂断了，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对我如此重要和紧迫的事情，遭到她的蔑视和轻视，而我所想看到的，只是给那只鹰足够的空间来伸展它的翅膀，给它足够的空间来飞翔。
我在科威特的生活感觉就像一个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间。我走不了多远；我不得不低着头弯下腰。当你不断受到“你最好不要那样想，最好不要那样说”的威胁时，它真的会吓到你。它会让人变得渺小和不安。
作为一个女孩，我并不是仅仅从术语上理解所谓的“女权主义”。我其实从未听说过“女权主义”、“父权制”、“厌女症”或“性别歧视”这样的词语。我体会到的女权主义是有机的；它也不是来自我读过的一本书，每当我仅仅因为是个女孩而遭受奴役时，它就像一团燃烧在我内心的火焰。为男人提供食物，清理男人的脏盘子，回应男人的愤怒叫喊。我的弟弟被送进了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而我们五个女孩却上了免费的公立学校，这让我很生气。我憎恨作为一个女人，我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没有自主权。
尽管我的生活充满掣肘，我在大学里表现出色，并获得了在英国攻读研究生的奖学金，这是我的家乡很少能有女性拥有的特权。作为一名律师、一名法学教授和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强烈相信民主、言论自由和性别平等——但我不能在科威特以我的信仰生活。我谈到了对“无国籍人”(数万名长期居住但被剥夺公民身份、健康、教育和工作的人)的人权侵犯。我将他们的悲剧归咎于酋长，并因此受到起诉。 我谈到科威特对妇女的不良待遇和日益严重的名誉杀人（杀害女性）问题也被起诉。在一个同性恋仍被视为非法的国家，我呼吁LGBTQ的权利，我还组织了抗议政府对5000多本书的禁令。
当我在 2018 年即将被监禁时，我选择逃离了那里，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女儿在科威特永远不会安全。
我们被关在奥黑尔机场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只有脏兮兮的公共厕所可以用，没有淋浴，待了四天之后，我们被空运到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迪利拘留中心。我们的行李和手机被没收了，但我们可以洗澡，有干净的衣服，舒适干净的床睡觉，一天三次提供食物。
我们必须通过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特工进行的可信恐惧面谈。通过面谈之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确定难民是否有足够的合理恐惧，不被驱逐并遣返回他们的家园。但即使我们被释放，我们仍必须出庭，说服移民法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美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我女儿乔里和我通过了面谈，并在两周后被移民居留中心释放。我们乘飞机来到阿克伦机场，在北奥姆斯特德安顿下来。乔里立刻开始上学。我还记得2019年1月，我们初到的那一天，这座城市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就像一块巨大的装饰婚礼蛋糕一样。
两年过去了，我们的移民审理结果仍是悬而未决，但乔里和我仍抱有希望。
每年三月，当加拿大鹅迁徙回俄亥俄州时，它们鸣叫的叫声提醒我抬起头来，就像我每天在迪利拘留中心仰望它们飞过那样。
克拉丽莎·雅各布森斯 (Clarissa Jakobson) 出生于二战末期的德国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她的父母从立陶宛逃离而来。作为一名诗人、艺术家、教师，克拉丽莎曾两次在法国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担任特约诗人，并获得阿克伦艺术博物馆新词竞赛的冠军。她的作品曾被《乌鸦评论》、《堪萨斯大学维克诗歌中心》、《Blue Nib》、《夏威夷太平洋评论》、《耶鲁医学人文杂志》和 Kattywompus出版社等媒体报道过。她目前正在撰写诗歌手稿《最后的堡垒》，希望与大家分享她的经历，让过去不再重演。她的父亲普拉纳斯在波兰被纳粹俘虏，被送进了几个集中营。雅尔塔会议之后，他像牛一样被交易做免费劳工。最终，七年后，他被释放了，他们奇迹般地在芝加哥团聚。
克拉丽莎写下了《刻骨的审判》（Ragged Trail of Bones）一文。
刻骨的审判
作者：克拉丽莎·雅各布森斯
“最后一个被叫去干活的人总是被枪毙”。
我在文章和第一手资料中了解到，根据雅尔塔条款，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同意在古拉格的赔偿中使用德国战俘。每个工人得到的黑麦不到一磅。生产工人赚取一点肉、糖、蔬菜或大米。近100万战俘在十年的强迫劳动后死亡；仅仅10,000人幸存下来。我父亲就曾经住过战俘营。
1945年，英国和美国当局命令德国民兵部队将成千上万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驱逐到战俘营地。拉牛车也运送了九百万囚犯，正好包括我的父亲。被选中的妇女被强奸，赤身裸体地在营地官员面前游街示众，他们承诺性工作更容易兑换所需的日常品。
第一年有三分之一的囚犯死亡。到了1953年，约有1200万到2000万人死于暴露、饥饿、疲惫和营养不良。死者的左腿上贴着一个木制标记，上面有死者的身份。将黄金填充物提取、撬开、切割；头骨被锤击碎，装尸体的箱子被金属条封死。一箱一箱的尸体被扔进无名的坟墓。
我父亲幸存了下来。由于被无故释放，他从不提及他骨子里隐藏着的过去的苦难。毫无疑问，我们家时常一片寂静。他在梭伦办公室、贝德福德和弗吉尼亚州医院安静地度过了几天。 医病治病，生生不息。古拉格系统消失之际我进行了研究。我能做什么，能说什么?我并不知道。
简·麦考特（Jane McCourt）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出生并长大，21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她拥有顿涅茨克国立大学俄语语言学学位，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和人力资源学位。在美国定居的早期，她在克利夫兰犹太社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适应部工作，帮助来自俄罗斯的新移民家庭和儿童，并教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业余时间，她会用俄语和英语写作、打理花园、做饭、做志愿者，并且总是渴望学习新东西。
她的文章叫做《寻找我的第二家园》（In Search of My Second Home）。
寻找我的第二家园
作者：简·麦考特
1997年12月21日，我们一家把四个帆布包装进一辆面包车，准备去火车站。我穿着我平日里最珍贵的衣服，那是一件深绿色的兔皮大衣，脚蹬一双意大利长靴，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羊驼帽，这样的装扮让我觉得自己可能刚好适合在美国生活。我向聚集在货车周围的几个朋友和邻居说了再见。我努力抑制着对即将到来的下一段人生的兴奋，以及把他们留在一个似乎没有希望的地方的深深内疚。
我以前坐过很多次火车，然而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是离开我的童年和我的祖国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们终于找到了车票上面那个正确的站台，周围笼罩着冰冷又沉寂的气氛，所有人站在那里，翘首等待火车进站。每个人的眼睛都默契地盯着月台的计时钟。
火车徐徐开进站台之前的最后几分钟，一定是让我母亲和我的祖父母，丽莎和瑟恩斯非常痛苦的时刻。多年来，我们家作为一个拥有9人的大家庭，一起挤在一间小公寓里。在我们住的那种公寓楼里，当你的有线电话(是的，我们很幸运拥有自己的有线电话)在走廊中间并固定在洗手间的外墙时，没有人会质疑你的隐私。我的祖父是一名二战老兵，由于家庭规模不断扩大，他有资格租到第二套公寓，即便如此，我们住的地方相隔的步行距离也不过10分钟。
一列驶近站台的火车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我们拿起包快步走了出去。突然，祖父的哭泣划破了暮色，“再见了，珍妮奇卡，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那里有许多移民机构，都在忙着打电话、办理手续、像上了发条一样盖章。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仍然缺少一个最重要的、能够体现人民价值的职位。犹太人成为苏联移民的同义词，但人才外流并不仅限于犹太人。1991年至2014年，近100万俄罗斯族人离开乌克兰，自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来，这一数字又增加了50万。由于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不断加速恶化，每天都有无数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离开乌克兰，到其他地方寻找谋生的工资和住所。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的火车到达基辅时，我们被招待了一顿大餐。我的叔叔阿纳托利四年前去了美国，当时他正在俄罗斯出差，顺道到基辅来见我们。接下来，就在那一天，一架飞机把我们从谢列梅捷沃送到了查尔斯德戈尔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离开苏联边境。当视野里出现了又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我们机舱里的乘客们大声欢呼过后，透过舷窗，地平线上出现了哈德逊河的轮廓。随后，当天从纽约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
当我们走出机场大厅，我的叔祖父母，莉莎和米莎，在候机楼的尽头焦急地等待着。我清楚地记得莉莎祖母给我的拥抱、亲吻和她脸上同时流下的那种高兴的泪水。但最让人惊讶的是，我的米沙爷爷脸上那灿烂笑容，因为那一直是一张永远没有感情的脸，是一个被帕金森病折磨的男人的脸。
我们那次整个旅程只花了一天。然而，如今大约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感觉自己仍然夹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等待着我真正的目的地。也许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的故事开始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这个地区的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欧洲中心的一场混合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成为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冰冻冲突，整整一代人原本应该读书的一年级时光只能在防空洞中长大，老年人在领取微薄养老金的路上瘫倒在街区的柱子前，其余的人衰老和死亡的速度似乎都比他们的生物钟召唤他们的速度快得多。
渐渐地，由于在解决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冲突很少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好像大家早就为自己算好了账。当我在谈话中提到这个话题时，我看到的是困惑的表情，似乎对这个话题没有任何争议。所有用俄语出版的东西都是亲俄的。以乌克兰语发表的一切都是亲乌克兰的。几乎所有英文出版物都是反俄的。一场经过修正的冷战正在肆虐，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非常清楚历史被改写的速度有多快。
我经常回想在顿涅茨克的最后时刻，回想我的预言梦，在那里我看到黎明的天空中有轰炸机，听到人们的尖叫；回想最后几天，在我们空荡荡的公寓里，我带着完全是我母亲缝的沉重的帆布包，在走廊里一行行地摆开等待收拾行李。
突然间，我梦中的一切都变得黑暗而安静。场景切换了，我身在美国，在一家书店工作，渴望有一个喜欢看书的年轻人来找我聊聊。
瑞玛·希恩（Reema Sen）目前正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曾在许多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并在咨询、金融服务和重点关注于多元化的非营利组织工作。她是一个狂热的旅行者和博客写手，已经游历了59个国家。她的第一个学位是英国文学，接着是工商管理硕士、人权与犯罪学硕士和社会学硕士。她在追求学习和写作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她为大家贡献了一篇文章叫做《滚石聚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Moss）。
滚石聚苔
作者：瑞玛·希恩
当我住在印度时，收音机里播放着“他们要来美国了”。我是听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的歌长大的，虽然这从来都不是我的计划，但我最终还是来了美国!
美国是我试图定居的第五个新国家。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习惯了我生活方式的老朋友经常会开玩笑地问我:“你现在究竟在哪里?”这也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也在拼命地想在某个地方扎根。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迫使我考虑长期定居下来(这次是五年)。
在来到美国之前，就能表达和理解英语是很好的一件事，这与我试图在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生活并定居的时候不同。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有一次一位出租车司机突然看到我提着一个手提箱，就停下来让我坐上了他的出租车。结果，他正计划去火车站，因为语言不通我不得不找出一张纸，画下一架飞机，试图让他明白我想去的是机场。我必须承认，我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长大，在爱尔兰的一所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然后在伦敦的一家英国银行工作，我习惯了标准的英式英语，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美式英语。有时候，对于一个词汇来说并不仅仅是缺少了“u”(颜色、劳动、邻居)，而且口音和一些语法上的独特用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它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但这是不正确的，当把美国和其他35个英语国家比较时，美国只是其中之一。那么，我应该如何具体描述美国呢?
这是一个拥有好莱坞、星巴克、大富翁的国家，还是弥漫全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食甜点和枪杀案的国家？当我第一次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黑或白》时，它并没有像我刚到这里时那样击中我的心。我意识到这都是关于黑色或白色(或者什么棕色只是黑色的阴影等，如果我们真的是色盲，这不是很好吗?)种族(没有双关的意思)甚至是阶级和性别。这种无处不在的叙述让我措手不及，感到不舒服，而且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个国家的历史，它不仅仅是其他殖民者的一面镜子。美洲原住民有时会在争吵中变得模糊，而局外人的动态是迷人的，令人沮丧的，可怕的，易怒的，溃烂的。
我不得不说，我仍在努力试图理解这个国家。人们连续几个小时坐在车里(尽管与香港、东京或孟买的小公寓相比，他们住的是大房子)，到底要做什么？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宠物食品和时装(尽量不去想我曾经共事过的难民)，还有当地人对养狗所付出的代价。大多数会议都是以聊宠物开始的，这与英国的聊天气或孟加拉国的聊食物明显不同。我仍在试图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灵魂食物——只是像通心粉和奶酪这样的自制舒适食物，还是与音乐流派及其以真正的激情呐喊的根源有关？户外的主食是单调的烤肉和玉米棒子，与亚洲街头普通厨师的烹饪技巧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只有在这里，才有米切尔(Mitchell)冰淇淋和梅森(Mason)乳品店、牛肉味、奶酪味的汤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海鲜(谁会想到它会比上海小龙虾更辣！)，更不用说每隔几英里就有精选的淡色麦酒和黑啤酒。
这里有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它精心策划的藏品和“对所有人免费”的格言，塞弗伦斯大厅(Severance Hall)的管弦乐队，剧场广场(Playhouse Square)的多样性，以及众多的徒步旅行路线！
在这里，我每年都是令人惊叹的季节性景观的忠实体验者。冰冷的童话般的雪景(就像我小时候在印度读的故事书)，秋天火红的树木，夏天郁郁葱葱的绿色。春天里美丽如画的郁金香，满是佛手柑、天竺葵、薰衣草或野花地毯的花园；从夏至台阶上观看壮观的日落，湖面上的湖水就像一片海洋。每当穿过公园，兔子、松鼠和鹿欢快地奔跑，巨大的海龟沿着湖边漫步，偶尔还有庄严地飞翔的蓝鹭时，谁能想象得到会偶然发现无数形状、颜色和大小各异的蘑菇。与此同时，一群鹅在黄昏时沿着一条准确无误的直线嘎嘎地前进，知更鸟、翠鸟(让我想起了印度啤酒)和蓝鸟快乐地飞来飞去。我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然而我喜欢这里的空间、自由和隐私感。
是的，我最近发现，一个作家/书籍爱好者社区让我感到宾至如归。 空气清新，人们投票，机会无限，人们仍在阅读和写作！随时都能看见蜷缩在罗根贝里书店（Loganberry Books）里的他们。
原文链接：
https://www.clevescene.com/scene-and-heard/archives/2021/09/08/know-no-boundaries-stories-of-immigration-in-cleveland
参考资料：
https://globalcleveland.org/
https://www.litclevelan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