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ha Wadekar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讲述了在限制堕胎的国家中发生的悲惨故事，指责政府把胎儿的权益置于妇女之上，强迫妇女保留妊娠的同时，却不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导致妇女最终要么求助于地下诊所，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终止妊娠，要么生下自己不想要的孩子，使孩子生活在不被接受甚至虐待的环境中。
在9月1日晚间，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没有阻止德克萨斯州一项禁止堕胎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不允许怀孕6周后的绝大多数堕胎，这个时间许多妇女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怀孕。
这项法律被称为参议院第8号法案，即使是因为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能例外，这使它成为美国最严厉的堕胎限制，这项法律为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的未来之争奠定了基础，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指出，宪法保护孕妇堕胎的权利，不受政府的过度限制。
在美国，减少堕胎机会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世界各地，无法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堕胎的国家，人们要么被迫保留不想要的胎儿，或者因为不安全的堕胎受伤甚至死亡。
有证据表明，堕胎限制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堕胎。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规定如果外国非营利组织提供任何堕胎服务，美国就不提供美国联邦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
在受这个政策影响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在实施这项政策的情况下，堕胎，特别是使用不安全手术的堕胎，比未实施这项政策时高出40%。
2020年7月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在堕胎受到限制的国家中，堕胎率增加了12%，而在堕胎普遍合法的国家，堕胎率明显下降。普及堕胎项目的执行主任西玛路说：“研究一再表明，受禁止堕胎规则影响最大的国家，堕胎率上升，并且其中许多是不安全的手术。”
通过研究限制堕胎法律是如何影响实施这项政策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妇女和女孩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大多数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女性无力出国前往南非等堕胎限制不那么严格的国家。这使她们感到绝望，而且别无选择。
在这些情况下，妇女可能被迫保留意外怀孕，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照顾这些孩子。来自内罗毕贫民窟的一位30岁性工作者萨拉就是如此，她要求使用化名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三年前，莎拉在一个晚上接了一个客户，这个被她称为“恐怖分子”的男人打了她，用枪指着她的头，并强奸了她几个小时。萨拉说：“他拒绝使用安全套，他甚至没有为那晚支付费用。”
莎拉回忆说：“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有4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因为她当时有服用避孕药。萨拉没有足够的钱去正规的诊所。即使她有，由于肯尼亚的限制堕胎的法律，她也会被阻止终止妊娠。她向朋友寻求建议，他们建议她去附近的一家药店，那里有非持牌医生进行不安全的手术。萨拉说，药店的前面很干净，但后面，即“发生罪恶的地方”，却很脏。这个地方像死老鼠一样臭。
那个所谓的医生不在，但他的助手在莎拉的大腿、背部和手上注射了三次，然后送她回家。萨拉说：“出血非常痛苦，我很累，很害怕，我以为我会死。” 但是手术失败了，萨拉仍然怀孕，她去了另一家诊所，在那里她得到了一些药丸，这些药丸也没能终止她的妊娠。
一个月后，莎拉的儿子凯尔文出生了。她回忆说：“我想把孩子留在那里，我心里想的是，如果这个助产士离开，我就走开，把孩子留在那里。” 由于在肯尼亚，文化上反对将婴儿送人收养，莎拉感到有义务留下凯尔文。当她看着他时，她仍然看到那个强奸犯的脸。她说：“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接受这个孩子，他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一直在殴打他。”
研究表明，意外怀孕是最早可识别的虐待和忽视儿童的风险因素之一，虽然许多被迫保留意外怀孕的母亲会立即或最终爱她们的孩子，但也有一些人，比如萨拉，始终不会。这为儿童受到像凯尔文所经历的那种虐待和忽视提供了条件。
此外，几乎没有理由乐观地认为，限制堕胎的政府会在帮助孕妇和母亲方面做很多事情，即使是强迫她们保留意妊娠，虽然肯尼亚和德克萨斯州有天壤之别，但它们都有极其有限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和帮助孕妇和父母。
2019年，由新闻评论网站Vox、非营利新闻编辑室ProPublica和《德克萨斯论坛报》进行的一项题为“德州怀孕和无保险的特殊危险”的调查，展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充满了障碍和漏洞，将婴儿置于母亲之上，处处阻挠妇女，使医生和助产士感到沮丧，并助长了不合格的护理。”
根据调查，“德克萨斯州未参保的育龄妇女的比例在全国最高，根据州卫生局的调查，2018年有三分之一的妇女没有医疗保险。在一些县，主要是沿墨西哥边境的县，这一数字接近40%。”
这些孕妇和新妈妈死亡风险更高，在妇女获得怀孕医疗补助的情况下，调查发现，“大约在分娩后两个月，怀孕医疗补助就结束了，安全网崩溃，对于许多新妈妈来说，其结果是一场医疗、情感和财务的灾难。”
虽然情况大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肯尼亚和德克萨斯州最贫穷的妇女想要终止妊娠，却没有办法到国外或州外去获得安全的堕胎服务。由于可用的法律选择有限，这些妇女可能被迫保留她们不想要的孩子，但在提供和抚养孩子方面，她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帮助却少得可怜。
在某些情况下，她们会采取非常规和危险的手段来堕胎，急于终止妊娠的妇女可能会求助于不安全的堕胎方式，这就是来自内罗毕贫民窟的一个短发、充满活力的妇女维琪的做法，她也要求使用化名。她在2015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怀孕，她一直都是服用紧急避孕药。她说：”我只是继续我的日常工作，因为我吃了药，我知道我是安全的。
三个月后，维琪开始感到恶心和疲倦。她急忙去了医院，担心她可能感染了疟疾或其他疾病。相反，医生告诉她，紧急避孕药失效了，维琪怀孕了。她告诉《外交政策》：“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因为我没有钱，我不想要任何孩子，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由于肯尼亚的法律规定无法进行安全、合法的堕胎，维琪求助于当地的一个堕胎医生，他说只收她80美元。他在她的大腿上注射了一些东西，给了她一些药丸，并告诉她，当她回到家时，胎儿会“出来”。她说：“我的第一感觉是解脱，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会帮助我，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能摆脱怀孕，我就会好起来，能够回去工作。
第二天，维姬开始出血，她的身体排出了一半的胎儿。她说：“这是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情，人们说分娩是痛苦的，但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我的头发、指甲都感到疼痛。背部疼痛，下腹疼痛，疼得发抖。”
维姬没有意识到另一半胎儿还在她的身体里，三天后，她开始变得变得虚弱苍白，她眼睛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开始散发出恶臭，她的孩子们不停地问她为什么有味道。
她急忙去了医院。医生告诉她，他们必须切除她的子宫，否则她会死。她流着泪说：“如果我可以进行安全堕胎，我的子宫还在，我仍然能够生下其他孩子，我仍然会很高兴。”
维琪活了下来，但在堕胎是非法的国家，有太多的妇女死于不安全的堕胎手术，她们使用编织针或衣架。她们喝漂白剂、碎玻璃和当地草药。她们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来终止妊娠。
在肯尼亚，不安全堕胎的问题非常严重，2013年，卫生部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不安全堕胎导致的孕产妇死亡对人口的影响，这些故事包括一个18岁女孩的故事，她的尸体在她的卧室地板上被发现，旁边是所谓的医生用来终止她意外怀孕的血腥编织针。
在乌干达，截至2015年，每10万名活产婴儿中有343名妇女死亡，而不安全堕胎造成了这些产妇死亡的26%左右。而在德克萨斯州，2015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名新生儿中18.1人。
数字是是天壤之别，但世界各地的经验教训表明，引入新的、限制性的反堕胎法律可能不会像议员所希望的那样促成堕胎数量减少，反而会导致更多的不安全堕胎，造成更多的妇女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