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阿富汗首都长大的《纽约时报》记者在塔利班夺得胜利之前就回到了喀布尔，这这里他正好经历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可怕的开始。
Photo by Farid Ershad on Unsplash
在塔利班进驻喀布尔的几个小时之前，20来年一直寻求建立民主的阿富汗的努力陷入恐惧和不确定之际，我离开了父母的家，乘坐了一趟公共汽车在城市里转圈。这不是一次要进行报道的外出。这是我的个人行为。
8月15日早上，我一觉醒来，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所熟知的喀布尔正在缓慢地关上这一扇窗户。一个又一个城市落入塔利班手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报道战争的同事们跟不上节奏。随着塔利班占领地图的变化，首都的可能性减少到两种：喀布尔会在顽固的寻求拯救掌权者的过程中再次变成瓦砾，他们在上一次掌权时使用了一些压迫手段并剥夺了一些最基本的自由。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时，我还是个孩子。在这里长大的时候，新的生命被注入了饱受内战创伤的首都废墟。尽管在多年来日益血腥的战争，腐败和管理不善正在滑向不祥之处的担忧背后，世界似乎向我们中的许多人敞开了大门。
现在，在喀布尔另一场权力更迭的前夕，我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暂时放下在《纽约时报》新德里分社的工作，去看望家人和同事。我知道，甚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无论多么不平坦和错位，即将结束。
Photo by Sohaib Ghyasi on Unsplash
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将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小国最近发生的灾难上，而此前几年，这个小国每天都在流血，令人毛骨悚然。当全世界的摄像机将镜头对准喀布尔机场降落的人流，希望能有一架疏散航班，甚至不管是飞往任何地方的都行；尸体的血迹和机场外的污水混在一起，他们手里拿着文件，等待救援，直到恐怖分子的炸弹夺走了170人的生命。
那些能够在飞机上找到一席之位的人会突然成为远方的流放者。而留下来的人，流亡在我们自己的街道上。
当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只想再看我们的城市最后一眼，看看它曾经的样子。
在我们家附近的环形大道上，在霓虹灯闪烁的街角小店旁边，一辆婚礼车正被鲜花装饰着。这家小店在夏天生产手工冰淇淋，在冬天卖煎鱼。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会有人们继续举行婚礼。
在高大的防爆墙后面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警察分局的警官们打开了一家商店的门，这将是他们执勤的最后一天，其中一人把访客的登记簿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头盔旁边。在墙的这一边，一名身穿橙色连身衣的市政工人正对着他那辆收集垃圾的自行车车前灯上装饰的塑料花说话。他修好了这些装饰花，还不停地和它们说话。
在货币兑换处，交易很少，但询问很多：今天上午美元的兑换率是多少?兑换处的工作人员是一个男人，这名男子不断重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货币在一天之内贬值了10%以上。
Photo by Sohaib Ghyasi on Unsplash
我在一辆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上找到了靠窗的座位，前面是乘客，我们周围的城市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人拿着文件，另一些人在手机上翻看着。一个八年级的学生紧紧抓住他的地理课本不放——这是他夏季考试的最后一科。
在倒数第二排座位上，一名中年男子摆弄着他的旧诺基亚手机，不停地打电话。一些逃离最后一段激烈战斗难民，从其他省份离开后仍在涌入喀布尔，他给朋友和亲戚打电话，表示愿意接待他们。
“楼上的两个房间仍然是空的，”他在电话上告诉一个人，坚持让家人和他住在一起，另外两个朋友也已经这样做了。“当然，当然——给你保证一千遍，你要什么都行。”
公共汽车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很快人们就沸腾了：后排有一个年轻人，他短暂地摘下了他的口罩（以免我们忘记了新冠病毒仍在伴随我们）以捏紧烟草放入嘴中。
正在打电话的男人看着他，情不自禁的嚷嚷“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吗？” 他指着正准备吸烟的年轻人嘴里的烟草说。
年轻人盯着他，没有说话，将口罩从嘴巴上抬起了。但是他旁边的一个叫扎比胡拉的律师介入了。
“塔利班还没来喀布尔，你就在监督人们的行为?”他对那个中年男子喊道。
然后就是一场公共汽车上的激烈辩论，关于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切：腐败、民主、失败、变革。
这位年长的男子说，塔利班至少可以结束盗贼统治和他所谓的社会“粗俗”，并带来秩序。年轻的律师开始失去理智。
“你以为过去20年唯一的结果就是粗俗吗?””他说。“我也是过去20年造就的。你觉得我粗俗吗?”
年长的乘客试图纠正他的说法，增加细节，但律师不愿停下他的话头。
他继续说道：“如果你认为塔利班会奉行真正的伊斯兰教，那你就错了。我可以整夜和你们争论，用证据向你们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塔利班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拿着电话的男子将身子转成正坐回到座位上，低声咕哝道:“和你争论没有意义。”
Photo by Marko Beljan on Unsplash
当我们遇到交通堵塞时，我和律师下车步行。他正试图准备他的期末考试文件，以便成为一名法官。
他说，他完成的两年课程相当于一个竞争激烈的硕士学位——大约有1.3万人申请了300个名额。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继承了行将消亡的苇墨书法传统。他给我看了他手机上保存的书法作品样本。
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话：“20年的努力，一事无成。”
Deh Afghanan环岛是喀布尔最繁忙的环岛之一，常年都是熙熙攘攘的景象。
“新鲜的苹果汁，新鲜的苹果汁！” 一辆手推车上的扩音器响了。 “喝了，提神醒脑！”
“拉什卡尔加的西瓜，拉什卡尔加的西瓜!”另一个人喊道，这里指的是以水果闻名的南方城市。就在三天前，经过数周的汽车炸弹、空袭和挨家挨户的战斗，它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
当时，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仍只是一种可能。但事情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当我拐进通往外交部的狭窄街道时，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被引擎的轰鸣声所传递出来。这个街区用有购物中心、政府办公楼和许多精英人士的住宅。为贵宾们准备的车辆，大部分都是装甲车，在路上颠簸着前行。
他们很可能是根据我们普通民众尚未得到的信息而采取行动的——包括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 在内的政府最高层早就已经逃离，带着有序移交的最后希望，而这原本可以让塔利班的战士远离各个城市的城门。
当车辆呼啸而过时，步行的人潮接踵而至，靠近街道两旁高大的防爆墙。他们人人手握文件，做着紧急的事情——比如最后一次银行挤兑，比如拼命寻找外国签证。他们几乎是机械地继续向前冲，现在当然知道他们的差事是徒劳的，塔利班要来了。
在塔利班开始涌入这座城市之前，我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切片咖啡馆和面包房。
在正常情况下，这里会挤满了年轻人，他们在战争初期从传统的绿茶转向青睐多种能量饮料后，将咖啡视为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最佳之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例如政治辩论、约会和调情、下班后的棋局，或者只是一个喘口气的机会。
咖啡馆里显得略微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都是医学院的大四学生。还有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已经是执业医生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女医生说她丈夫住在国外。现在她满脑子里想的是，如果塔利班进入这座城市，重新建立起他们上一次执政时的旧规矩，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她如何才能不受限制的外出，以便继续筹备孩子们的食品杂货和日常必需品。
一名22岁的医科学生说，“我从来都不喜欢新闻。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整天对着我的手机，不停地查阅滚动新闻，只想看看下一个塔利班省将会是哪个。头顶上的直升机加剧了我的恐惧感。大学取消了今天的考试，因为在过去的两三门考试中，每个人都考得很差，无论如何，没有人准备好去参加考试。”
Photo by Sohaib Ghyasi on Unsplash
到了下午早些时候，政府已经崩溃，总统和他的随从已经离开了，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谣言四起，人们蜂拥回家，不敢回头去查看关于塔利班的挺进是不是真的，人人都听说了据说塔利班将会到达的方向。街道上很快空无一人。
人们迅速移动，试图找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奇怪的巧合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正在举行哀悼的阿舒拉节前夕的街道纪念活动。阿舒拉节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殉道的日子。街上到处是枪声、超速行驶的车辆，甚至坦克——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属于谁。塔利班后来表示，正是前政府留下的真空状态迫使他们进入首都，以阻止无政府状态的发生，而不是等待一个更渐进的过渡政府。
从那以后的日子里，喀布尔一直是个矛盾的地方，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统治，不管他们的公开声明语气如何温和也无法改变。
一方面，小偷小摸的犯罪减少了，走在街上感觉更安全了，塔利班还在宣扬这样一个事实：在机场之外，战争造成的伤亡现在已经接近于零，就在不久之前每天有50到100人被杀。
另一方面，也有牵动着世界目光的场景。一些年轻的阿富汗男子在抓住美国撤离的飞机后被当场摔死。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家庭聚集在机场外，希望在西方撤离的最后几天能得到救援。另一场自杀式爆炸的大屠杀，以及即将到来的混乱，即使对塔利班来说也是如此。
Photo by Sohaib Ghyasi on Unsplash
许多人，包括那些绝望地试图逃离的人，感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直接威胁。但这也关乎更大层面的事情：这关乎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放弃。
在经历了40年的暴力冲突之后，经历了如此多次的虚假希望和误导性平静的循环之后，让许多阿富汗人的心灵陷入彻底的绝望：他们唯恐这次不会有什么不同，除非情况变得更糟。
这篇文章的作者穆吉卜·马沙尔(Mujib Mashal)是《纽约时报》的国际记者，曾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跟踪报道阿富汗相关情况，现在常驻新德里。他是喀布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