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经济学人发表评论，谈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原因。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当务之急是解救被困在阿富汗各地的数万名美国人、盟友和阿富汗人。营救他们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发现自己没有向盟友、还有那些直接在20年中付出牺牲的人，提出警告并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军的。

而且，为什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挑战，会被设想并进一步向公众展示为，要在完全控制阿富汗或完全撤出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决择。

从越南到伊拉克，一个潜在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超过一代人的反叛乱努力。当美国以其军队的生命为代价，以其威望为赌注，并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时，就必须在战略和政治目标相结合的基础上去做。

战略上，要明确我们为之战斗的环境；政治上，要确定治理框架，以便在有关国家和国际上维持结果。

美国在反叛乱的努力中四分五裂，因为无法确定可实现的目标，也无法通过美国国内的政治进程，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将这些目标联系在一起。

军事目标太绝对化和难以达到，而政治目标太抽象和难以捉摸。未能将两者相互联系起来，最终使美国卷入了没有明确终点的冲突，并导致我们陷在国内争议的沼泽中，初期的协调一致土崩瓦解。

我们是在广泛的公众支持下进入阿富汗的，以回应基地组织从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对美国发动的袭击。最初的军事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塔利班基本上是在巴基斯坦的避难所生存下来的，他们得到巴基斯坦当局的一些帮助，继续发动叛乱。

但随着塔利班逃离阿富汗，我们失去了战略重点。我们说服自己，要想阻止恐怖主义基地的重建，最终只能将阿富汗转变为一个拥有民主制度和依法执政的政府的现代国家。

这样的计划可能并没有与美国政治进程相协调的时间表。2010年，在一篇回应增兵的专栏文章中，我警告说，这个过程太过漫长和突兀，以至于连非圣战分子的阿富汗人都反对整个行动。

阿富汗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地位的先决条件，是共同的义务意识和权力的集中。阿富汗的土地上有很多东西，但却缺乏这些因素。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让政府的命令在全国统一运行，意味着一个要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违背了这个国家的地理和民族宗教本质。

恰恰是阿富汗的支离破碎、交通不便和缺乏中央权威，使其对恐怖主义网络有吸引力。

尽管一个独特的阿富汗实体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其人民一直强烈反对中央集权。阿富汗的政治，特别是军事上的巩固，是沿着种族和部族路线进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封建结构，其中决定性的权力代理人，是部族武装的组织者。当有外部势力，如1839年入侵的英国军队和1979年占领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的压力时，这些军阀通常会在潜在的冲突中结成广泛的联盟，寻求实施中央集权和统一。

无论是1842年英国从喀布尔的灾难性撤退——当时只有一名欧洲人逃脱了囚禁和死亡的命运，还是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的重大撤退，都是由这些部族间的临时动员造成的结果。认为阿富汗人民不愿意为自己而战的论点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为了自己的部族和部族自治，他们一直是凶猛的战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呈现出以往反叛乱战役的无限特征，美国国内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塔利班基地的摧毁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是，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新的国家建设过程吸收了大量的军阀。塔利班可以被遏制，却不能被消灭。引入不熟悉的治理形式削弱了政治承诺，这些都加剧了本已猖獗的腐败。

因此，美国国内争议的旧模式在阿富汗问题上重现。在这场辩论中，支持镇压叛乱的一方认为正在取得进展，而支持政治解决的一方则将其定义为灾难。在两党执政期间，这两方面的争论往往会让进程陷入瘫痪。一个例子是，2009年美国决定向阿富汗增兵，同时宣布18个月后开始撤军。

人们忽视的是什么呢？是结合可实现目标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反叛乱可以被简化为遏制塔利班，而不是摧毁。政治解决方案可能已经看到了阿富汗现实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个国家的邻国，即使彼此敌对，偶尔也敌对我们，都深感阿富汗土地上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

是否有可能协调一些共同的反叛乱努力？当然，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经常有不同的利益。一种创造性的外交，可能提炼出一些克服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共同措施。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就是通过这种战略，在没有永久性基地的情况下，始终准备好捍卫自己的利益，并与这一地区的临时支持者一起，捍卫印度的接壤地区。

但这一选择从未被试验过。特朗普和拜登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这场战争，20年前，我们承诺要消灭塔利班，并说服盟友提供帮助。如今，拜登政府将美国无条件撤军的行动推向了高潮。

描述这种演变并不能消除撤出决定的冷酷无情，尤其是那种突然性。

由于自己的能力和历史价值，美国无法逃避成为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不能通过退出来逃避这种责任。如何打击、限制和克服，由国家力量所加强和支持的恐怖主义，将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国家战略利益，和我们能够通过相称的外交手段建立的任何国际结构来抵制它。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近期内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战略行动来抵消这一自我造成的挫折，在其他地区作出新的正式承诺也不行。美国的鲁莽将加剧盟友的失望，鼓励对手，并在观察人士中制造混乱。

拜登政府还处于执政的初期阶段，应该有机会制定和维持一项符合美国国内和国际需要的全面战略。民主是在派系冲突中发展起来的，有能力通过与对方的和解而取得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