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 Packer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讲述了两名在阿富汗为美国人工作的盟友，其中一个带着8个月身孕的妻子，另一位则还没有获得美国的特别移民签证，他们为了逃离阿富汗，一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乔装改扮掩饰身份，面对塔利班的枪口也只能迎难而上，最终，这两位幸运的盟友都成功到达了美国境内。

在过去的10天里，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通过朋友和同事等非正式网络，夜以继日地工作，组织从阿富汗到阿尔巴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撤离航班，并帮助阿富汗人安全抵达喀布尔机场，顺利登上航班。

这项工作主要在WhatsApp和Signal上进行，被称为“数字敦刻尔克”。（敦刻尔克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英法联军的军事撤退行动。）

在这一点上，“敦刻尔克”这个字眼不足以表达现在形势的严峻程度。1940年春天，英国政府和普通民众驾驶自己的船只进入英吉利海峡，拯救敦刻尔克英国和法国的军队，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成功。

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面临险境的阿富汗人走出了国门，阿富汗的私人救援工作基本上是与美国政府的“盟军避难行动”分开进行的，这种分开是必要的，因为官方的撤离行动受到混乱和官僚主义阻碍的困扰。

正如一位退休的军事指挥官告诉我的那样，私人救援正在进行干预，因为政府已经“不堪重负”了，参与这项集体努力的人表示，这是在阿富汗沦陷这件事上，唯一可以减轻他们一点耻辱感的地方。

但是，我不想谈论美国人正在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想描述的是阿富汗人是如何逃离的。我想重点谈谈那些被拜登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指责拒绝为自己而战、选择放弃的人。

在这场磨难中，真正的勇气和牺牲是属于他们的。参与其中的美国人可以花点时间流下沮丧、怜悯或解脱的眼泪，但我没有听到任何阿富汗人哭泣，逃到安全地带需要智慧和人脉，以及足够的机智，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运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汗（Khan）很幸运，他以前是美国军方的翻译，我从3月起就一直在写关于他的文章。7月底，汗和他怀孕八个半月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小儿子一起，通过塔利班的检查站来到喀布尔参加签证面试。

仅仅几天后，他们的家乡就被塔利班攻陷，经过多年的拖延，由于美国大使馆的加速工作和一些美国人的支持，比如汗在国际难民援助项目的律师朱莉·科恩菲尔德，以及科罗拉多州众议员杰森·克罗，(我对他的故事报道似乎也起到了帮助作用)，汗的特别移民签证（SIV）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汗在8月14日（周六）拿到了他的签证，这是美国放弃大使馆的前一天。他们一家人8月17日（周二）拿到了经伊斯坦布尔和巴西飞往美国的商业航班机票。如果不是汗的妻子不被允许再坐飞行的话，他们是有足够的时间撤离的。

之后，他们的好运到头了。那个周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城市陷落，迫使汗和他的家人躲了起来。星期一，他们试图进入机场乘坐任何航班离开，无论是商业航班、官方航班还是包机（科恩菲尔德和我都有这三个航班上的人脉），但他们无法越过门外成千上万的人群和塔利班武装分子。

汗看到，各种各样的阿富汗人都在试图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前美军翻译和其他与外国有关的人，还有那些甚至没有国民身份证的普通人。

在闷热的环境中待了9个小时，没有水和食物，汗和他的家人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出租房。他给我发了一张他在出租车上拍的他们三个人的照片。孩子半睡半醒，头靠在母亲的肩膀上，他的脸因疲惫而发亮。汗的妻子，倒在地上，忍受着腹痛，看起来也很疲惫，但在她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仿佛蕴含着某种力量，她并没有被打垮。

第二天，汗一个人回到了机场，外面的人群更多了，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在威胁任何试图通过的人。汗给我写信说：“去机场只是浪费时间，还要面对威胁。”他说，他出不去，除非他收到美国大使馆的电子邮件，其中有具体的指示，让他在某个时间到某个登机口报到。但是，他没有收到这样的电子邮件。

喀布尔和美国之间谣言四起：商业航班现在可以降落了，AIG（美国国际集团）的公益包机将在三小时后起飞，塔利班即将停止所有的撤离行动。每一个传言都会引起一波恐慌。我所接触的美国官员了解到的情况，往往比通过电话与阿富汗人联系的普通公民知道的更少。有时，似乎没有人了解情况。

周三，我惊讶地从科恩菲尔德那里得知，汗和他的家人在早上六点又回到了机场。商店、银行和自动取款机都因害怕抢劫而关闭，汗的口袋里没有钱。他们挤在人群中，一家人把他们的小旅行袋留给了机场附近的一个食品小贩，只带着他们身上的衣服，以及一些水和饼干，还有藏在汗妻子罩袍下的证件。

他们决定在整天整夜待在机场。他们计划在那里待到8月31日，也就是拜登规定的美国人撤离的最后期限，他们会一直坚持，要么逃出去，要么死亡。

汗后来谈到他的妻子时说：“她在给我力量，她告诉我，我们不应该放弃希望。”

他们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在北门，塔利班战斗人员向空中开枪。他们踢了汗，用枪托和铅管打他，他的肩膀受了重击，很疼。他的儿子看到这些留着长发和胡子的人就开始哭。在防爆墙和铁丝网后面有英国军队，一个戴着黑头巾、留着浓密胡须的塔利班指挥官宣布，英国人摧毁了许多穆斯林的家园，塔利班将清算试图逃离的人的所有罪过。

当汗的妻子听到这句话时，她更加坚定了要离开的决心。他们放弃了北门，但他们没有更好的机会进入机场的大寺院门（注：喀布尔机场主要入口之一）。科恩菲尔德在与汗进行FaceTime（苹果公司开发的一款专有视频电话产品）通话时，建议他去南门，她听说那里有美国军队驻扎。

1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检查站检查文件，但没有一个管事的喊出签证持有人的名字，让他们站出来。南门的人群比其他地方更多，要想到达前门是不可能的。汗的妻子一直被堵在人群中，但她想守住他们的位置，拒绝汗把她拉出人群，他们花了九个小时挣扎在人群中，试图进入机场。

突然，他们听到一阵枪声和打击性手榴弹的爆炸声，阿富汗人开始向各个方向四散而逃。汗看到了他的机会。在科恩菲尔德的建议下（他们当时正在发短信），他决定离开他的妻子和儿子，尝试自己去入境点。他的妻子哭着说不要抛弃她，汗保证不会丢下他们。

随着人群暂时散开，他得以到达检查站。

他后来告诉我，枪声丝毫没有吓到他：“我们利用了这场危机，当危机加剧时，我以身涉险，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不能进入机场。亲爱的记者先生，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被杀总比待在阿富汗强。”

在检查站，一位年长的美国平民查看了汗的护照和签证。一切都井然有序。多年来的申请表格、背景调查、就业证明信、威胁信和等待使他走到了这一刻。汗开始往里走，然后他问官员是否可以回去找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在门外50码处等待。

他们有签证吗？

他们有。

汗又跑出来，向他们挥手示意，让他们上前。官员查看了他们的护照。

有多少行李？

汗回答：“大约300克的文件。”

终于，他们来到了机场内。

与汗的处境相比，哈基姆的处境更糟糕，他与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子躲在离喀布尔数百英里的一个省级城市。机场被关闭，通往边境的路线被塔利班控制。哈基姆曾在北约部队担任过几年的战斗口译员。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与他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跟进他在塔利班逼近他的城市时为获得美国签证所做的绝望努力。他甚至都没有拿到签证，他的申请在早期阶段就停滞了。

当我专注于汗的逃亡时，哈基姆不断给我打电话和发短信，询问他如何才能逃出去。早在三月份，他就一直在重复“人力资源部”，因为他试图让他曾经工作过的军事承包商的人力资源部门回复他的电子邮件，但收效甚微。

他从字面上理解美国的规则，并顽固地坚持这些规则，以至于他没有看明白这些规则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他带来好处，而是为了阻挠他。现在他专注于另一句话，这是挡在他与美国大使馆签证面试之间的障碍：“代表团团长的批准”（COM）。

他写信给我说：“我想让你为我收集有关等待COM批准的阿富汗特别移民签证案件的信息，这些案件是否仍在大使馆工作人员转移的新地址等待处理？”

当我告诉他大使馆不可能在疏散的混乱中继续处理他的案件时，他听起来很气愤。我告诉他，他应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直到事情稳定下来，他的申请可以继续进行。

我知道这个建议是荒谬的，对他来说没有安全的地方。我不忍心告诉他，我们美国人想出这些行话，这些程序，是为了让像他这样的阿富汗人充满希望和等待，等到他醒悟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

汗虽然痛苦，但依然对我保持尊重（“亲爱的记者先生”），而哈基姆则是刻薄的，他把我作为一个记者挑出来。他写道：“当你们知道一切并保持沉默时，这对我们这些美国盟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迫，请向国会、美国官员和拜登总统传达我们的声音，让成千上万等待COM批准的特别移民申请人撤离。” 

他现在每天给我写信和打电话十几次。当他在一个晚上打了两次电话后，我关掉了铃声，继续睡觉。我很惭愧地说，哈基姆开始烦我了，我希望他能接受他的案子没有希望，但他不愿意。

周三，当汗在喀布尔机场奋力拼搏的时候，我了解到，像哈基姆这种情况的人都没有得到官方的疏散许可。汗在登机口出示的签证仍然是登上政府航班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能力到达检查站，即使有签证也没有用。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哈基姆气馁，他开始询问一种新的文件，一种临时的机场通行证，国务院正以PDF格式发给那些填写了一份长长的在线表格解释他们为什么需要撤离的特别移民签证申请人。

我发短信问他：“你在考虑尝试去喀布尔吗？”

他回信说：“没有，怎么了？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允许，我怎么可能去喀布尔，在那里我将和我的小孩及妻子一起被塔利班斩首。”

一小时后，他问我对他试图前往喀布尔有何看法。我告诉他，我不能给他建议，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他已经做出决定了，他的一个“愚蠢的亲戚”已经告诉了“不可说的人”（他对塔利班的称呼）关于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他听说阿富汗的新统治者正在寻找他。

他告诉他的妻子：“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你想和我一起留在这里，那么我们就留下来，死在这里。”

一旦哈基姆下定决心，他就必须果断而精明，在上传了他在美国军队服役的相关文件后，他烧掉了实体副本。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一张瘦削而精致的脸，他隐藏自己的的身份。他小心翼翼地等待自己的胡子长出来，在离开城市之前，他穿上了脏衣服，没有洗澡，确保他的妻子和孩子看起来又脏又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不起眼的人”，正和他的家人一起旅行。

星期四下午，哈基姆和他的家人来到汽车站，登上了一辆开往喀布尔的巴士。哈基姆坐在前排，旁边是负责清洁巴士的人，和他搭讪，这样一来，他们似乎是两个坐在一起的巴士清洁工。幸运的是，他3岁的儿子几乎一路上都在哭，这让哈基姆不得不忙着照顾孩子，并阻止了其他乘客对他的怀疑。

这段旅程花了19个小时，经过了阿富汗最危险的省份，每当巴士来到塔利班的检查站（至少有15个），男人们登上巴士，粗暴地搜查乘客时，他们总是把哈基姆，这个肮脏的巴士清洁工，这个带着尖叫的孩子的不知名的男人，给忽略了。

星期五早上，哈基姆的家人安全抵达喀布尔。

他的决定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认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难缠的、不理智的人，拒绝理解他所处的情况。现在我意识到，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我才是没能理解的那个人。哈基姆知道，如果他不在每一扇可利用的门前竭尽全力，他和他的家人就注定要失败，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毅力走向最后一扇门。

私人包机开始获得在喀布尔降落的许可，我与少数记者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濒临危险的阿富汗人承包了飞往欧洲的包机，费用为170万美元，即每位乘客1万美元，由个人、人权组织及媒体组织支付。

我的朋友们很慷慨，在乘客名单上为哈基姆和他的家人保留了五个座位。我们在喀布尔找到了一个安全屋，他们可以和一个加拿大流亡者的家人住在一起，他们的兄弟姐妹在飞机上也有座位。

哈基姆和他的家人在那里休息，并为下一段旅程做准备。星期天晚上，在宵禁之前，他们加入了一个车队，将130名阿富汗人从城市周围的几个集结点运送到机场。经过几个小时的人群混乱、指挥混乱、塔利班的暴徒和门外的警告枪声，里面的美国联络人终于出来了，离开围墙几码，示意他们进入。

哈基姆的妻子和孩子以前从未坐过飞机，飞机定于今天（即8月23日）离开喀布尔，飞往马其顿的斯科普里。

哈基姆在抵达喀布尔后问我：“马其顿在哪里？”我说，看看欧洲地图，我们俩都笑了。

他说：“这并不重要，只要不是在这个地狱就行。” 

一旦到了马其顿，他将重新开始他漫长的努力，努力使美国认可他的服务，并得到美国签证。

他说：“首先，我们需要安全，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成为工程师、医生，但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的孩子是安全的，是活着的，我们不希望被杀。这是我们最紧急、关键的需要。”

“之后，我们将继续在美国这个充满机会的土地上安全地生活。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你去这个国家，你不会觉得你是穆斯林，你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去那里，你可以作为一个人非常自由地生活。”

汗用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撤离的受益者之一。但他们的苦难并没有在喀布尔机场内结束。周三晚上，一架C-17飞机将他们和其他数百名阿富汗人一起，在空旷的机舱内飞往位于卡塔尔的美国空军基地，在那里他们立即意识到，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好接收阿富汗人的准备，就像当初疏散他们一样。

在停机坪上，乘客们在飞机地板上坐了3个小时，其中一些人在沙漠的高温下几乎窒息，直到可以找到巴士把他们送到机库。在那里，他们发现没有床，只有为病人准备的小床，而且没有什么食物和水。使用厕所的队伍有40或50人之多。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够回答汗的问题，即他们将在空军基地停留多长时间，以及他们接下来会被带到哪里。，他们被告知可能要再过一天、一个月、三个月。似乎没有任何系统或命令来决定任何人多久离开。他们正在学习和重新学习难民的无助。”

汗告诉我：“喀布尔机场的危机和卡塔尔的危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计划。”

他们被关在基地两天，在高温下几乎无法入睡，对自己的命运也一无所知。星期五，在哈基姆即将到达喀布尔的时候，汗的妻子突然开始向他招手，让他到她所站的队伍中去。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叫到了，他们将登上一辆有空调的巴士，目的地不详。很快，他们就明白他们要去卡塔尔国际机场，卡塔尔航空公司将让他们飞往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国际机场。

每走一步，旅程都变得更加愉快和人性化，就像难民们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线，之后他们的痛苦就开始消退。在卡塔尔机场，他们收到了果汁、咖啡和茶。飞机上坐满了阿富汗人，周六凌晨降落前10分钟，机组人员播放了拜登欢迎他们来到美国新家的录音。

在杜勒斯机场，移民官员感谢汗的服务，并告诉他，他们不会让他的家人排长队，他们已经等得够久了。汗到美国的那一瞬间，他就喜欢上了美国：天气、机场周围有序的公园和道路、给他儿子彩色铅笔和纸画的人。

在机场酒店，接待员好心地为他们复印了护照，他们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除了几天来一直穿着的衣服，他们仍然一无所有。在喀布尔机场外，塔利班曾因汗想离开而殴打他，当他的妻子和儿子为他哭泣时也没有停止。现在，美国对这些陌生人的到来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汗告诉我：“这是第一天，也是我和我的家人在过去六年中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没有任何负担，我们的大脑没有任何压力。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不会去想任何事情，我们只想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在阿富汗，我们无法思考我们的未来，我们明天会做什么。晚上我们应该提防着叛乱分子，如果有人被留在那里，如果他们没有被塔利班杀死，他们也会发疯，他们无法入睡，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安全。”

他们从杜勒斯机场飞往休斯敦，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是汗姐夫的家人，汗的姐夫在一月份被塔利班杀害，当时他的特别移民签证申请还没有完成，在姐夫被杀害后，美国允许他幸存的家庭成员以人道主义签证进入美国。

汗的妻子将于九月中旬分娩。无论塔克·卡尔森（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记者、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喜欢与否，婴儿出生后将成为美国公民。凭借使他们成功逃离地狱的性格品质，汗和他的家人将成为最优秀的美国人，当然哈基姆和他的家人也是。

我们能够拥有他们，和他们拥有我们一样幸运。我们亏欠他们的是什么？汗说他想要的正常生活，想要美国承认他们所忍受和失去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正如汗和哈基姆所坚持的，他们的不幸由于他们自己领导人的贪婪和软弱，但也由于美国的傲慢和善变。但首先，要对处于他们这种地位的人进行救援，直到最后一个能够自救的阿富汗人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