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将推出一项影响深远的新隐私保护制度。

预计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本周将通过一项隐私法，类似于世界上最健全的网络隐私保护框架——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但与欧洲各国政府不同的是，根据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预计中国政府将保持对数据的广泛访问。

随着政府和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科技巨头的网络欺诈、数据盗窃和数据收集越发感到失望，中国第一部隐私法正在接受审查。该法案正在进行第三轮审查，也就是通过前的最后一轮审查。

根据最新公布的草案，该法律将要求任何处理中国公民个人数据的组织或个人尽量减少数据收集，并获得事先同意。该法律还将涵盖政府机构，但律师和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对私营部门的执法可能更为严格。

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的合伙人肯德拉·谢弗（Kendra Schaefer）说，在欧洲和美国，隐私保护通常被理解为同时监管私营公司和政府的行为，而在中国，政府则与消费者站在一起，打击数据盗窃和隐私侵犯。

她说：“当政府制定有关隐私的法律时，它不一定是在限制自己的访问权限。”

在吴胜伟等中国公民看来，新草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吴胜伟是一名律师，去年在另一起会员费诉讼中，一家中国视流媒体公司披露了他的个人观影记录，他因此起诉了这家公司。

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科技巨头“认为他们可以对用户信息为所欲为”。他对此表示：“这种想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过去一年里，中国监管机构在从反垄断到数据安全等多个领域对科技行业进行了约束。隐私法预计将成为科技公司新格局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些公司此前基本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用户数据。该法律将统一大杂烩式的规则，让惩罚变得更加容易。

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Winston Ma说：“对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自由收集和使用数据的时代，也就是没有责任和没有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补充说，新法律加上其他法规，将减缓科技公司“不受限制的增长”。

中国公众越来越多地要求加强对数据收集的监管。多年来，访问数据的宽松规定，加上政府的普遍监控，导致一些互联网用户将其在线活动描述为“裸奔”。

2018年，中国搜索巨头百度的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一个高层论坛上直率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观众，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方便、安全或效率”。

中国的律师说，这番言论当时引发了争议，公众的意识从那时起才开始增强。李彦宏后来表示，百度只使用用户同意提供的个人数据。

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居民区，配备面部识别技术的摄像头激增，用以核实居民和访客的身份。租户的投诉促使地方政府对物业管理人员采取行动，比如禁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收集生物识别数据。上个月，中国最高法院指示管理人员为不愿接受面部识别的居民提供替代方案。

其他人则将公司告上法庭。2019年，中国法学教授郭兵发起了被广泛视为对面部识别技术的第一次法律挑战，起诉当地一家动物园要求会员在新的入口系统中登记其脸部信息。

去年11月，法官下令动物园赔偿郭先生相当于160美元的“合同利益损失和交通费用”。该动物园每年的会员费约为210美元。

政府偶尔也会成为隐私投诉的对象。今年春天，中国公安部的一个部门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旨在通过筛选电话和短信打击网络欺诈。但由于它需要收集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等数据，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反对。

在南方城市深圳，一些居民在微博上抱怨学校强迫学生和家长注册该应用程序。两个地区的疫苗接种中心通过电话告诉《华尔街日报》，警察已经拜访了他们，以确保人们在注射疫苗前下载这款应用程序。

一名用户在中国苹果应用商店的评论中写道：“如果应用数据泄露，我只能做整容手术、改名字、换手机、换假身份证。”

新的法律草案禁止政府机构收集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的数据。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里米·道姆（Jeremy Daum）说，这不大可能影响警方的监视和跟踪。与欧洲的新法律一样，中国的新法律并没有明确提到警察对数据的使用。

道姆说：“理论上，政府应该会保护你的权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会侵犯你的权利，而是只会在公共安全需要时使用你的数据。”他补充说，是否对此进行有意义的检查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公共安全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它赋予了政府监控公民的广泛权力。

但是对许多公民来说，这种隐私交换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去年11月，北京艺术家邓玉峰绘制了首都安全摄像头地图，以体现摄像头无处不在。他说，百度的CEO暗示中国人更关心安全和便利而不是隐私时，邓玉峰表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他表示，的确，就个人而言，监控摄像头让他感到更安全。

这位艺术家说：“也许，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愿意为安全牺牲一些隐私。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今日汇率参考：1美元=6.48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