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阿蒂什·塔西尔在8月5日于《名利场》发表深度长文，通过采访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身边的朋友、同事以及熟悉他的传记作者们，他整理出了导致朱利安尼从美国人的英雄，变为今日的小丑般人物的过程。他认为朱利安尼的转变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整体的心态转变，文中有大量外人所不知的细节。

在五月的一个闪亮的日子里，渡轮和驳船在纽约东河的钻石般的表面上划出一条路线，纽约前副州长理查德·拉维奇对我说了一些不寻常的话，“你一定记得朱利安尼在911时不是市长，对吗？”

拉维奇也曾是纽约大都会运输（MTA）的主席和1989年的市长候选人，他是一个城市的长者，即城市机构记忆的化身。他在水滨广场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荣誉学位、纽约邮报发黄的剪报，以及一张大约来自1850年的百老汇路的美国博物馆（已于1865年烧毁）的照片。

1995年，朱利安尼向他提供了纽约市教育部长的职位（他拒绝了），难道这个人真的不记得当他深爱的城市受到攻击时，市长是谁？

他受访时87岁。我担心他的脑子出了问题，但在我的坚持下，拉维奇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记得朱利安尼被称为“美国的市长”吗？曾是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还有那个从世贸中心的废墟中走出来的那个被灰尘和灰烬覆盖的坚毅身影。

我反过来看到，这种遗忘包含了一个更深的事实：今日朱利安尼之怪诞，这是由于《波拉特2》而名声在外的仰卧的身影（波拉特2的摄制组成功让女主角假扮成记者采访朱利安尼，并且拍下他躺倒在床上试图脱裤子的场景），再加上如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中阿申巴赫的虫眼死亡面具，头发上的染料流向他的脸颊，已经抹去了对之前那个人的所有记忆。

拉维奇现在有点尴尬得说：“好吧，可能是这样，我今天对他的看法使我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拉维奇补充说：“我不认为朱利安尼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个边缘人物。我认为他将成为特朗普时代历史书中的一个脚注。”

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口是心非了。

朱利安尼当然很重要。今天是911事件的20周年，这个人曾是我们的英雄。当时时代杂志的总编埃里克·普利在911之后在《时代》上写道：“朱利安尼的表现，确保了他将作为纽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被人记住，甚至超过他的个人英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而后者引导纽约度过了大萧条时期。”

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世界各国领导人，从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到曼德拉，都站在他身边参观了灾难现场。法国总统称他为“磐石般的鲁迪”，他获得了价值百万的著书交易和演讲活动。

著名编辑哈罗德·埃文斯（Harold Evans）在2001年写道：“朱利安尼的知名度现在是全美性的，他是美国的市长，如果他不搞砸的话，有一天有可能成为总统。”

如果在20年后，我们发现我们在那一天因其领导力被崇拜的人，已经配不上人们对他的记忆了，不是因为他年老、体弱或正优雅的失去理智，而是因为他是特朗普式疯狂的代言人，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被牵连其中，这点本身就很重要。

朱利安尼最近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政治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不幸。

这不是拿破仑的一百天（指拿破仑从流放中回归直到路易十八世重新登上王位的时间，包括滑铁卢战役），也不是从泰迪·罗斯福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等许多巨人的充满悲怆的长吻告别，这些人在该离开的时候却没有光鲜下台。但这些行为都是太过精明的政治计算了。

最近的一项经济学人/YouGov民意调查显示，这位前市长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为60％，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三倍。更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式的特殊疯狂，在特朗普时代影响了众多共和党人，从林赛·格雷厄姆（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到罗恩·约翰逊（威斯康辛州的国会参议员）。

这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反常现象。正如《原色》一书的作者乔·克莱因对我说的那样，“鲁迪是我们的公共生活现状的缩影。这很吓人。人们说这只代表这个国家的30%。但30%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即使作为我们崇敬堕落的象征，朱利安尼（在这个纪念日也会很重要。但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弊病的症状，他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们也被牵连进了他可怕的最后行为。我甚至可以说，对美国的清算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朱利安尼所呈现的二元对立统一起来，他是911事件的英雄，他的疯狂也不仅仅是自己的疯狂，而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疯狂，这部分也源于911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无谓战争，由于国家被冒险主义迷惑而对社会结构造成的伤害，以及对这个每天都愈加自我怀疑的国家心理造成的压力。

所有这些都是产生特朗普的条件。

因此，是的，鲁迪·朱利安尼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让我们暂时回到9月的那个早晨，在我们的脆弱和恐惧中，我们紧紧抓住了鲁迪。

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试图从中解脱出对那份怀抱的回忆，它可能已经褪去，但激发它的需求仍然完整。朱利安尼的传记作者安德鲁·克茨曼在Zoom上对我说：“你可以被它称为‘科莫似的时刻’，这很有趣，因为我认为纽约州长科莫正在经历一个类似朱利安尼的时刻。” 

克茨曼认为这两种情况特别具有可比性：“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英雄人物是如何崛起的”。

这些情况是一种全面恐惧的气氛加上领导层出现空白时，突然进入一个有缺陷但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一个似乎只说事实，不说废话的人，就这么横空出世了，正如朱利安尼的朋友彼得·鲍尔斯所描述的：“他没有恐惧的基因”。

克茨曼曾在911事件中与朱利安尼在一起。他是纽约第一电视台的一名年轻记者，他被母亲叫醒，母亲让他打开电视。他打电话给编辑部，后者指示他去找市长。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市中心。司机一进入世贸中心周围荒芜的街道，就踩下刹车，把他扔了出去。一个刚上车的疯狂女人，催促克兹曼和她一起回上城区。一个警察对他大喊，让他离开街道。

克兹曼挥舞着记者证，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在找朱利安尼。” 

警察回答：“哦，朱利安尼，他在那边。” 

市长浑身都是灰尘和灰烬，正从巴克莱街的一栋大楼里走出来，第一座塔楼倒下后他曾在那里躲避。看到克茨曼后，他说：“来吧，安德鲁，我们走！” 

他们开始沿着教堂街向北走，这条路线现在已成经典。当他们行走时，第二幢大楼在他们身后倒下。充满内爆的废墟和碎片。每个人都跑去躲避。

克兹曼说：“这可真是个恐惧时刻。”

他帮助我重回那一天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它的规模，它激发的情感。在谈到他所看到的市长的魅力来源时，科特兹曼说：“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恐惧彻底束缚的人。” 

之后，朱利安尼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将有多少人死亡时，他给出了那个难以言表的动人回答：“最终，伤亡人数将超过我们任何人的承受能力。”

克兹曼正在撰写第二本朱利安尼传记（将于明年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也不难看出原因。

他的主题是，一个出生在纽约白人族裔聚集地的孩子（白人中的少数族裔如意大利和爱尔兰人），有他们所有的部族仇恨和对忠诚的崇拜，如同在阿富汗边疆地区的荣誉和耻辱社会中发现的那样激烈，即使在是他年轻的时候也很吸引人。

朱利安尼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先是在布鲁克林，后来在花园城长大（长岛中的一个社区），在这个地方，犯罪和执法是一体两面。

他有四个当警察的叔叔；而第五个叔叔是消防员，他的父亲哈罗德却是个小贼，1934年，24岁的他因在曼哈顿的一栋大楼里用枪指着一个送奶工而被定罪。后来，哈罗德在里奥叔叔的高利贷业务中担任酒保（黑帮中打手的昵称）。当人们无法还款时，哈罗德就是那个拿着棒球棍出现的人。

大部分的这些信息，包括他的一个吸毒的表弟和另一个因公殉职的警察表弟，都是通过已故的朱利安尼传记作者韦恩·巴雷特的辛勤工作才得以曝光。这些都是纽约第二代移民家庭的典型二元对立，而且很难确定朱利安尼本人，对他身上所包含的同等程度的光明和阴暗面有多少了解。

当然，随着执法部门对他越逼越紧，现在他明白了。在这篇报道出版时，纽约法院已吊销了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认定他在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过程中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

父亲哈罗德在规劝年轻的鲁迪远离犯罪的生活时说的话有种凄凉感，朱利安尼在2001年告诉时代周刊，“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你不能拿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不能偷东西。永远不要撒谎，永远不要偷窃’。作为一个孩子，甚至到成年后，我都会想，他一直这么说是为了什么？我才不会偷东西。”

年轻的鲁迪对肯尼迪总统充满了敬佩之情，也是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

当希拉里仍然支持巴里·戈德华特时（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朱利安尼正在赞扬约翰逊总统的扶贫战争，并将约翰·伯奇协会（极端右派倡导团体）成员的著作描述为， “被恐惧和偏执扭曲的心灵所产生的令人厌恶的神经质幻想”。

1972年，他投票给乔治·麦戈文（民主党候选人，尼克松的对手），但三年后，他被任命为福特总统的副总检察长。1981年，在里根的领导下，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检察长。

他的母亲海伦在谈到他时说，“他成为一名共和党人，是在他开始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些工作之后。”

朱利安尼的党派登记从民主党变成了独立党派又到了共和党。作为副总检察长，他有一个可耻的记录，即妖魔化试图逃离杜瓦利埃（海地独裁者）凶残政权的海地人。到1983年，作为有史以来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最年轻的领导（当时只有男性领导），他凶狠的眼神盯上了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起诉了迈克尔·米尔肯（华尔街投资人，帮助创造了高收益债券，因敲诈勒索和证券欺诈被捕）和伊万·博斯基（股票交易员，因内线交易被捕）等人。

他年轻时对歌剧的热爱，使他对工作中的戏剧性感到欣喜。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朱利安尼在理查德·维格顿（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总裁，因挪用公款被捕）自己公司的交易大厅里“押解”他。

著名律师艾德·海斯告诉我，“你不能靠做好人来阻止暴力犯罪”。海斯也是在相当于朱利安尼的意大利社区的爱尔兰社区中“艰难成长”起来的，他在911之后代表一位消防员的遗孀与市长进行了斗争，并对朱利安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海斯说：“他是一个好市长，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 

但最近他在中城的一家意大利餐厅中碰到了朱利安尼，他被自己眼前见到的所震惊了，“我记得当看到他时，他看起来不一样了。我对自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可是纽约市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之一”。

朱利安尼差点成为了一名牧师，直到他发现自己有性欲，他有一种绝不妥协的是非观，这对他成为一名检察官很有帮助。在经历了两届传奇性的市长任期后，他在2008年发起了一场总统竞选活动，却铩羽而归。

然后他从公众眼里消失并去了私营部门，在那里他赚了大把的钱。到那时为止，他的人生轨迹还很标准。我们这里应该强调，这些都是公众人物的职业生涯中一个完全常规的发展，尽管他的比很多人的要更多姿多彩。

如果朱利安尼此时消失在会议室的红木制品中，克特兹曼面临的最大任务，最多不过是详述他混乱的离婚、奇怪的黑幕交易、他晚年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缠绵，以及那些试图从这位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世界级名人身上榨取每一滴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人，获得的回报却越来越少。

但现在，朱利安尼通过特朗普的旁门左道，成为由他曾经领导的办公室开始的刑事调查的对象，他几乎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作者）式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人性中最古老的冲动，权力和道德，恐惧和贪婪，被戏剧化。

明确地说，5月，《时代》杂志披露朱利安尼与一名被指控的俄罗斯特工合作，密谋推翻2020年的美国大选，作为一名曾经的检察官，他的个人自由和这个国家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

即使我们抛开那些自虐的场景，比如不小心用屁股拨了记者的电话，又比如在密歇根州拥挤的法庭上散播充满新冠病毒的肮脏气溶胶，这都是现代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事件。我们有责任试图理解这个曾经令人叹服的人物的生活轨迹，是如何与美国当下这个可怕的时刻产生严重交集的。

因为尽管特朗普的轨迹并不神秘（当然也没有什么悲剧性），但即使是最党派性的观察者也不禁对朱利安尼的遭遇感到某种程度的痛苦、悲伤和坦然的困惑。一位说：“这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又一位说：“是前额叶痴呆症”；一位前同事则认为：“是一个大限将至的人”；而拉维奇说：“很多人认为他成了一个酗酒者，这就能解释他的行为方式。”

 一位亲密的助手则不以为然：“这是一个更悲伤、更复杂的故事。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对劲。他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免费丢掉了自己的名誉。”

一位在1990年代与朱利安尼密切合作的人（暂且称他为杰夫）说：“我非常不认同，那些说他只是在延续过去做法的人。这不是真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公众人物的悲剧性崩溃。”

杰夫记得他有一个“钢铁般的头脑”，他可以在没有笔记的情况下举行三到四个小时的简报会，他非常热爱读书，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

在朱利安尼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在布鲁克林南部的卡纳西（Canarsie）出席了他正举行的一系列市民大会之一，那里是“真正的鲁迪大本营”。在那里，一位年长的人正用不熟练的英语努力地表达他的观点。在座无虚席的学校礼堂里，“学好英语”和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等喊声此起彼伏。

鲁迪立即制止了这种情况，杰夫回忆起市长的话：“‘让我告诉你：这位先生是个移民，想问他的市长一个问题。我的祖父来到这里。他也不会说任何英语。他过得很艰难。如果有人花时间倾听，他的生活也许会更轻松。我是个大忙人。你有多忙，我就比你更忙。但如果我也有时间多花几分钟听这个人说完他的想法，你也有。”

朱利安尼的反应改变了整个房间的基调。掌声随之响起。

杰夫急于让我了解，当谈到鲁迪时，这种故事数不胜数。“没有任何特朗普式的废话，”杰夫说，并补充说他认为前市长的现状“令人心碎”。

朱利安尼对其他的人的同情心却不总是那么多，特别是纽约的黑人，在他那个时代，黑人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考虑到在美国，与“他者”的相遇往往会从肤色这条线开始，那么他的种族经历也具有某种隐喻。那是当我们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时候，也是我们在另一个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换句话说，同情心会受到真正的考验。

就朱利安尼而言，他的种族态度不仅仅是随随便便的偏见，不仅仅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延伸，而是真正的仇恨，源于他在1989年的市长选举中，输给了纽约第一位黑人市长大卫·丁金斯。

曾在朱利安尼手下担任警察局长的比尔·布拉顿说：“他不相信自己输给了丁金斯”。

2011年，当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晚宴上拿特朗普开涮时，布拉顿也在场，许多人认为这一事件导致特朗普真正将目光投向了总统职位，目的就是抹掉消除奥巴马的影响。

他向我描述了那一时刻，认为这也是败给丁金斯后，在朱利安尼身上产生愤怒的“镜像”。

在那之前，这位未来的市长一直在积极争取黑人的选票，在谈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可卡因婴儿（在出生前由于生母吸食可卡因而受到毒品影响的孩子）时，也充满了感情。

但朱利安尼的关心只持续到他能够扮演恩人时。面对输给一个黑人的情境，他的善意消失了。

在朱利安尼在罗斯福酒店举行的宴会上，巴雷特回想起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将再次困扰我们，“宴会厅里坐满了他在竞选结束时应援的沮丧支持者：白人、男性并愤怒。宴会上还充斥着丑陋的不实之词，说黑人是如何在哈莱姆区和贝德·斯图伊区（两个都是传统的黑人区）的投票站偷走选举的，据说那里的死者投票人数成千上万。”

朱利安尼不仅缺乏历史大局观，也没有看到纽约选出首位黑人市长的意义所需的慷慨精神，尤其具有启示意义的是（考虑到他后来的作为），即使是他在1993年依靠法律和秩序问题击败了丁金斯，他也依旧无法释怀这份仇恨。

布拉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真的阻止了我们，让我们无法自由地接触黑人社区。” 

这种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朱利安尼作为市长，一次都没有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因为这项赛事已经与丁金斯的市长身份联系在一起。这也意味着，当真正可怕的警察暴力事件在朱利安尼领导下发生时，。市长身边没有任何领导级别的黑人。他似乎也不想这样做。

这些事件包括，1997年，警察在辖区的浴室里强奸了海地移民艾伯纳·路易玛（Abner Louima）；1999年，几内亚移民阿马杜·迪亚路（Amadou Diallo）被便衣警察射击了41次；2000年，黑人保安帕特里克·多里斯蒙（Patrick Dorismond）被试图购买毒品的卧底警察杀害，而他并没有出售毒品。

相反，朱利安尼公布了多里斯蒙的少年犯罪记录，以表明他“又不是什么祭坛侍者”。事实上，他就在朱利安尼曾就读的同一所天主教学校里做过祭坛侍者。毫不奇怪，在多里斯蒙的葬礼后一个月，朱利安尼的支持率下降到37%，只有6%的黑人选民认可他的工作。  

朱利安尼的缺陷足够严重，我认为没必要对此遮遮掩掩。

今天流行的说法是：犯罪率本来就在下降，可卡因泛滥问题本来也在缓解，朱利安尼只是无法由他控制的大趋势下的受益者。当我向布拉顿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坦率地说，这是一派胡言”。然后他用数据提出了一串反论，比如说1990年代全国的犯罪率下降了40%，而纽约的犯罪率下降了80%。在这个每年有2000起谋杀案的城市，凶杀案下降了90%，而且除了一年之外，在这十年中每年都在下降。

所有这些都是朱利安尼与布拉顿这位早期 “破窗”警务的学生，共同制定的政策的直接结果（破窗理论：环境中由犯罪引起的不良景象会引发更多的模仿犯罪，因此纽约开始针对性的打击轻微犯罪）。这些同样的政策后来出现了可怕的过度行为，则是另一回事。

克茨曼写道：“在他担任市长期间，城市文化的变化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

走在上班路上的纽约人不再遇到在人行道上撒尿的人。他们不再乘坐被涂鸦覆盖的火车。曾经，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座位上，小贩们兜售着褴褛的《街头新闻》。当人们走到无人的街道上时，他们不再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经过的停在路边的汽车上，不再贴着写有“没有音响”的防偷车贼标志，公园里的老太太也不再专门谈论谁在周末被抢劫了。

色情商店从社区中消失了，毒贩子也不再在儿童公园里出售散装大麻。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谎言是，911将朱利安尼从政治荒野中拯救出来。事实并非如此。2001年8月，他在一个民主党人占六分之一的城市中获得了大约50%的支持率。即便如此，911事件也确实使他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随着城市变得更加安全、清洁和繁荣，市长也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和不稳定。

朱利安尼与他的妻子唐娜分居，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自虐般的高调宣布此事。他与朱迪思·内森的婚外情非常公开，这位他的下一任妻子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前妻。还有与城市各大机构的激烈争斗，例如与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他威胁要取消这座博物馆的资金，原因是一个名为“感官”的展览，其中包括部分用牛粪制作的圣母玛利亚。另一个例子涉及的一幅《最后的晚餐》的版本描绘了一个裸体的女性黑人基督，导致《周六夜现场》的蒂娜·菲所扮演的朱利安尼开玩笑说：“这种垃圾不是我和我的情妇去博物馆时想看的东西。”

两届之后，疲惫感已经出现了。

纽约人已经厌倦了埃文斯所描述的，朱利安尼的撒切尔式 “对不同意见的反应难以校准”。他一边与乱穿马路的人开战，一边与《纽约》杂志开战。

《纽约》杂志在广告中称自己是“可能是纽约唯一没有被归功于鲁迪的好东西”，朱利安尼就将这些广告从城市公交车上撤下。杂志提起诉讼并获胜。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已经过气的大人物的正常疲惫。但911事件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克茨曼告诉我：“事后，我认为朱利安尼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受喜爱的人之一。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受到各国领导人的赞扬。因此，他面临着一个抉择，即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我认为朱利安尼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朱利安尼做出的选择是在2007年参加总统竞选。正是在这个时候，事情开始急转直下。

朱利安尼的竞选失败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来自纽约外围区的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支持枪支管制的共和党候选人，却试图吸引党派内的保守基本盘。但问题比这更深，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视野不知不觉地变暗了，一种卑鄙的态度开始出现。他急于从他的911股票中套现，但在国家舞台上，主导他的激情显然是他一生中精心培育的许多微小仇恨。

面对着向美国人民展示未来愿景的挑战，他只能用已经在他心中固化的怨恨公式来替代价值观。《名利场》的记者克里斯·史密斯2007年在《纽约》杂志上写道：“在目前的演出中，大卫·丁金斯的角色由希拉里·克林顿扮演，猖獗的犯罪者则由基地组织扮演，福利骗子也被非法移民取代”。

史密斯随后对朱利安尼做出了一个判断，它在今天更具有预言般的力量。他写道，“他在推销他的意志力，在一个艰难的世界里，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特质。但我们从八年的亲身经历中得知，朱利安尼的力量也意味着贬低他的敌人，蔑视新闻界和议会，热衷于保密，并以牺牲能力为代价奖励个人忠诚。”

一种尼克松式的黑暗已经在朱利安尼身上生根发芽，但美国即使在遭受袭击事件之后，仍然是个太过光明的地方，无法对此买账。

2001年10月3日，在对世贸中心的袭击发生几周后，本·拉登给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今天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由历届美国政府公然干涉别人的事情所造成的。这些政府强加了与人民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抵触的政权。这就是美国政府试图向美国人民隐瞒的真相。” 

本·拉登意识到，没有人比美国人更远离其政府的行为，他在9月11日袭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将普通美国人引向他所谓的“竞技场”，即外面的世界。

进入竞技场的人中，有我的朋友奎西·克里斯托弗。1999年，我们一起在高级私立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开始了新生的学习。在纽约长大的奎西有特立尼达的背景，通过著名私校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的一个名为Prep for Prep的奖学金预备项目来到阿默斯特。

在阿默斯特，他发现自己无所适从。在我看来，像阿默斯特这样的学校，要求人们对自己阶级出身的背叛已经开始侵蚀他的心灵。在双子楼倒塌时，他已经退学，住在校外，并向我们出售毒品。但他也是个爱国者，当战争来临时，他加入了第十山地师，驻扎在纽约的德伦堡，并被派往阿富汗。他在一次出征后安全回国，但难以适应正常生活，并发现当兵很适合他。

911事件不仅没有缩小美国公民与他们的政府行为之间的差距，反而催生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新战争形式，这种战争越来越受承包商的驱动。

奎西最好的朋友奇多兹·乌古姆巴，在我给他打电话询问奎西最后时日时对我说，“美国宁愿花钱也不愿意流血，如果你把钱花在承包商身上，并把他们放在最危险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血就不算数。” 

奎西与一名南非承包商一起被部署到伊拉克。2007年3月31日，他在为一名高级官员提供近身保护的车队中，被一枚路边炸弹炸死。

这种徒劳是9/11事件的真正遗产。

20年过去了，与那一天最相关的人，却被贬低到无法继续代表那个日子说话，那是因为911事件本身并没有变老。我们哀悼那些我们失去的人，以及那些像奎西一样后来倒下的人，但我们在哀悼他们时也知道，911不是珍珠港。在那可怕的一天发生的事件中没有产生任何有启发性的原则或事业。随后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什么英雄主义。

我们遭到了19个人的袭击，其中15人是沙特阿拉伯公民，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全球圣战的主要资助者。我们跌跌撞撞地陷入无目的的破坏性冲突中，对那些与袭击无关的人进行百倍的报复。最终，当大片的穆斯林世界陷入一片废墟时，我们也累了。

这种徒劳，这种愤世嫉俗，是有代价的。不仅仅是鲜血和财富，还有精神上的。我们现在知道，当信任被打破时，结果会是什么，正如911之后发生的那样。

当我问奇多兹，奎西是否支持伊拉克战争时，他认为我的意思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信息，他还会不会支持战争。

奇多兹回答说：“如果奎西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投票给特朗普。”

9月11日使我们变得坚硬。它为美国接受一种世界观做好了准备，而在朱利安尼推销这种世界观时，它还没有准备好接受。

随着2016年的到来，特朗普的崛起与朱利安尼的进一步恶化相吻合，朱利安尼一直都偏好阴邪之徒，部分原因是他的童年是在帮派分子和小贼们身边度过的。在过去，他对阴暗面的喜好一直被他身边的许多一流人物所控制着。现在，这种平衡崩溃了。

关于他在布里奇汉普顿的房子里大放厥词的传闻比比皆是，他夹着雪茄，醉醺醺地抨击克林顿家族。在一个人人都是警察或黑帮的世界里长大的他，作为一名检察官，这种单色的视野使他收益，可现在却使他受制于私人恩怨。

他将自己曾经对抓住坏人的热情转化为对敌人的打击。他是一个愤怒的、痛苦的老人，身上的光环在闪烁，经济上的忧虑也在眼前。他在脚灯下跌跌撞撞，就像无声银幕上的老明星一样，他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重回公众视野的机会。当然，不是作为主要角色，而是一个随从，有点可笑，有时也确实是个小丑。

他的道德指针可能已经被侵蚀得面目全非，但朱利安尼的政治本能并没有抛弃他。出于对杰布·布什（总统小布什的弟弟，参加2016的共和党总统初选）和克里斯·克里斯蒂（新泽西前州长，也曾参加2016的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忠诚，以及对特德·克鲁兹（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最后一名退出2016初选的共和党人）先天性的厌恶，鲁迪没有提前支持任何人，而是投入了唯一愿意接受他的人的怀抱。

“为什么不选唐纳德？”这是他对试图引导他另选他人的朋友和前助手们所表达的想法。

朱利安尼今天呈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但我们不能完全将目光从这个疯狂的人物身上移开，他在舞台上大摇大摆、焦头烂额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从空旷的蓝天上被抛向无底的灭亡。

毕竟，他是某种意义上的记忆体。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从那一天的事件：2001年9月11日，直到20年后的今天的弧线，此刻我们终于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与记忆不符的国家的恐怖全貌。

布拉顿至今仍然保留着朱利安尼送给他的那套《波希米亚人》的CD，他感叹道：“这是一个个人的悲剧，但也是一个美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