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西方政府太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而忽略了真正的利益所在，就应对新冠疫情而言，西方国家只顾着自己国家的疫苗接种，却完全没有想到群体免疫是一个全球概念，作者呼吁西方国家不要空谈民主理想，而应该慷慨地和需要的国家分享抗疫资源。

民主经常自我吹嘘的是，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时，社会就会变得更好。新冠疫情一直都在考验这个一理论。每隔几个月，西方就会放出庆祝的论调，庆祝这场疫情的结束。然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很少能够提前一步考虑问题，这使得人们怀疑它们应对全球变暖和防范下一次疫情的能力。

即时满足是一种通常和孩子联系在一起的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学者设计了著名的棉花糖测试，那些能够在几分钟内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会得到两颗棉花糖作为奖励。结果证明那些很“酷”的、能够抵御（眼前）诱惑的孩子，比那些迫不及待、没有克制力的孩子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好。

任何观察西方国家处理新冠的人对这一特征都很熟悉。数据和轶事毫无疑问地表明，民主国家是世界上应对较差的社会（当然有些社会比民主国家更差），强大并不是万能的，由于民主国家拥有学术界所称的“制度合法性”，他们不用像专制国家那样去迎合大众，因为专制国家依赖“绩效合法性”，以及恐吓。换句话说，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比美国的领导人更害怕愤怒的民众。

民主仍然是现有的最好选择，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安慰。任何系统最终的成败取决于两个方面：它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它是否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在这两方面，都给出了令人不安的答案。

世界面对疫情的脆弱性越来越大，这一点已经被宣传了很多年，低成本的措施，如数据共享系统，以及储存必要的设备被反复建议，但是各国政府什么也没做。

到目前为止，这场疫情的财政成本已经达到了10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这是创建一个合适的全球基金来防止疫情的年度成本的700倍，因为预防的效果远胜于治疗。

打个比方，人们说1盎司（30g）的预防胜过1磅（450g）的治疗，那么在新冠疫情这个例子中，治疗的代价就相当于43.8磅（19710g），这与气候变化的相似之处无需赘述。这还没有算上因新冠而失去的400万条生命这一人类惨剧，如果根据超额死亡人数计算，这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注：超额死亡是指特定时期内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与同一时期内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对西方真正的考验是，它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这种病毒的攻击是不分国界的，光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的群体免疫。然而，西方民主国家却表现得好像国内的疫苗接种就是他们的终点线一样，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被看作是西方做慈善的对象，这是个严重的误解。

美国有数以亿计的疫苗储备，但大约9000万人口对疫苗有恐惧感而拒绝接种，与其让这些疫苗过期，美国的合理做法是将这些疫苗运到那些急需疫苗的国家手中，或者强制迟疑的美国人接种疫苗。最好是两者都做。

然而，不幸的是，拜登政府由于担心引起情绪上的反弹，这两个措施都没有实施。强制接种疫苗会激化政府与那些认为疫苗和口罩是摧残”自由”的民众之间的矛盾，而向国外运送物资会使得拜登被人们指责关心外国人胜过美国人。

西方的下一步措施是为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加强针。正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塞本周指出的那样，这一步骤会继续扩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前者每100人注射100剂，后者每100人注射1.5剂。

然而，后者的免疫力对西方国家的健康同样重要，流行病学家警告说，病毒只需几个变异就能打败疫苗，然后我们可能会回到原点。

西方国家的一线希望是，科学家能够迅速提供有效的疫苗，我们民主国家就像是幼稚但又有天赋的孩子，任何老师都知道，有天赋的孩子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如果拜登对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较量是认真的，他应该放下对共同价值观的空谈，民主应该多做事少说话，西方需要明白分享棉花糖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