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于8月5日报道了近期中国对一系列行业进行的监管风暴，报道认为，这些行动仅仅是刚刚开始，随着中国政府扶贫结束，并开始调整关注的优先事项，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或许会进一步加强，而欧美投资者应该开始习惯于这样的行为。
最近几个月内，中国摧毁了本应是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对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展开调查，并使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化为乌有，而投资者则争相躲避。
有许多迹象表明，事情还没结束。
投资者、分析师和公司高管认为，政府才刚刚开始推动重新调整私营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目标是确保公司会为减轻政府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担忧而服务。
这些人说，政府的深远抱负。对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影响，而让外国投资者满意却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优先事项。
这意味着对那些向中国快速发展的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并希望在这个唯一能与硅谷相媲美的科技行业中分一杯羹的投资者来说，风险更大了。
前互联网企业家、北京智库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方兴东说：“这一轮治理风暴还没有达到平息的阶段。”
他说，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多年来都受益于宽松的监管，而当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高盛集团7月29日的一份综述显示，自11月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已经采取了50多项行动，涉及反垄断、金融、数据安全和社会平等领域，等于每周都有至少有一项行动。
这些举措包括阻止蚂蚁金服的上市，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行为罚款28亿美元，以及阻止腾讯控制的两家企业合并。
而在七月份，监管的脚步进一步加快，在滴滴出行在纽约上市几天后，开始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并突然宣布课外辅导应该成为一个非营利性行业。
其他整治的目标行业还包括房地产和食品外卖。
据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称，在7月28日与全球银行和投资公司代表们进行的一次私下会议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告诉与会者，最近的打击行动是为了解决特定行业的问题，中国并无意与全球市场脱钩。
但一些与会的金融家表示，他们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指出，中国政府通过一项行政命令，便有效地破坏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即课外辅导。
中国当局对他们是否打算继续行动下去，发出了模糊的信号。
周二，一份隶属于新华社的中国报纸批评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这篇文章让人担心腾讯的热门游戏可能被卷入更多的监管打击中。这表明投资者的情绪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足以引发市场抛售。这篇文章后来消失了，然后以一种缓和的形式重新出现，去掉了“精神鸦片”的说法。
同一天，控制书籍、电影和游戏发行的中宣部发布了一项新规定，限制算法在内容传播中的作用，此举可能会抑制字节跳动和腾讯等公司的发展。
政府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种调查提供的细节很少，也不知道何时能完成调查。在另一些情况中，详细的政策还没有实施。
据科技公司的员工说，当局一直在梳理记录，并质疑一些公司的数据收集行为。官员们已经下载了合同和财务记录，并收集了电子邮件和内部通信。
他们还告诉一些公司，他们应该削减市场份额以满足反垄断的要求。
尤其令一些投资者和公司领导担心的是，监管机构自己似乎也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如何发展。
7月下旬，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要求公司为外卖骑手提供基本福利，如最低工资和保险。据其中一位人士称，当一些公司与中国的相关监管机构联系，希望获得更多细节时，监管机构几乎没有给出指导意见，并表示他们也在努力弄清楚。
中国有一个根据长期目标进行突击性政策改变的传统。有时后果很严重。2020年12月，中国最高银行业监管机构表示，在2018年开始的打击行动中，P2P借贷行业已被“清零”。
最新举措的动机背后有着更大的野心，使北京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增强。
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反弹，使其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这为领导人留下了更多空间对经济进行微调，也能够冒着让外国投资者不安的风险。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7%，使中国实现了超过6%增长的全年目标。
与此同时，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中美关系仍然高度紧张。这使中国更加关注于安全和自给自足。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正在坚定地以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为优先事项而行动，而这些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存在多年。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说：“这不是中国监管框架第一次出现转折。”
他认为，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监管以在美国上市、数据丰富的公司成为目标，“这使全球投资者更容易感受到重置的影响”。
根据中国监管的早期改革，邢估计中国的新框架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更加清晰。
中国的待办事项清单很长。除其他事项外，当局希望优先解决失控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成本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使中国更难遏制人口增长的下降。
中国去年表示已经成功地消除了极端贫困，实现了数十年来的目标，即成为一个所谓的“小康社会”。此后，中国的优先事项已转向解决社会上持续存在的贫富差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中国加紧尝试改善电子商务等其他市场的竞争，并为临时工（如为美团等网络巨头工作的外卖骑手）争取更好的待遇。
在科技领域，中国的担忧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府对市场力量、数据使用等其他问题的担忧。中国政府还将科技行业的力量视为对政府自身的挑战，这也是其打压科技企业的一个因素。
荣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洛根·莱特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了解这些理由的用处并不大。
他说：“这并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看法，即很快可能会有更多监管风险，以及这一切都没有真正结束。”
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股票部主管赵文豪说，证券监管机构无法完全根据中国的计划去安抚投资者。这个贸易团体的成员包括银行、经纪公司和资产经理。
他说：“这些是更高层的政策，由国家安全和共同繁荣等事项驱动。中国证监会可以尝试用保证来安抚市场，但这些国家政策是他们无法控制的。”
不过，赵也补充说：“我认为最高领导层确实关心外国投资者，因为在现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交朋友并影响人心。”
市场同时也担心，中国公司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或者对许多中国集团使用的法律结构是否长期可行。
根据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如果中国公司不与美国监管机构分享审计工作文件，最终可能会被踢出美国交易所。对中国来说，这有可能使关键数据，如关于中国消费者和政府机构的详细信息，最终落入外国政府手中。
最近针对课外教育机构的行动里也特别指出了可变利益实体（VIE）的使用，这是许多中国敏感行业的公司能够在国外合法上市的变通办法。
于2月份的峰值相比，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六家顶级中国科技公司的股票已经蒸发了约1.1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超过40%的跌幅。
美银证券的策略师最近建议投资者将持有的股票，从中国的增长型股票转移到亚太其他地区的股票，并称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高增长型股票的近期历史，“与可采取的未来战略不相容。”
其他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最近的打击行动可能会使中国在长期受益，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投资机会。许多在中国国内的上海或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包含在与国家优先事项更紧密结合的行业内，如半导体、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
资产管理公司荷宝的新兴市场股票团队负责人维姆·海因·鲍斯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投资机会。鲍斯说：“在中国赚钱太容易了，过去几天肯定有人改变了这种看法，而且也是时候改变了。”
他补充说：“要改变的是，开始意识到只有一个实体在中国拥有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