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在8月4日发表了维也纳经济学院的研究者彼得·班多尔的研究结果，他通过一个历时12年的研究，证明了一些人对承担风险的偏好会造成他们的移民和创业举动，因此使人愿意移民的原因跟使人决定创业的隐性促因是相同的。

如果你有幸接种了新冠疫苗，那就可能要感谢一位移民企业家。辉瑞公司、BioNTech公司和莫德纳公司不仅是mRNA的疫苗研究领域的先驱，它们也都是由移民创立或共同创立的。

创办这些公司的企业家们是一个大趋势中的突出例子。

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9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移民比本地人更有可能创办企业。在美国，13.7%的人口在国外出生，而移民占自营职业者的20.2%，占创业公司创始人的25%。而根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移民创立或共同创立了美国55%的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即所谓的独角兽公司。

然而，我们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移民会冒着风险创办公司的理解有限。以前的研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东道国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者的歧视，选择性的移民政策，以及在整体移民较多的地区，某个族裔群体中能接触到多少特定机会。

而在作者最近的研究，则探索了移民创业的一个更隐蔽的驱动力：基于个性的自我选择（自我选择效应：人生道路是由先前的选择所决定）。自愿移民和创办公司的决定都包含着高风险。所有类型的创业者都面临着商业失败的威胁。正如对几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初创企业的研究表明，只有60%以上的企业能活过三年，而只有40%能活过七年。

移民们还会遇到巨大的额外风险，从失业或就业不足到仇外心理和心理创伤。

我的假设是，对风险容忍度高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认为自愿移民和创业是可行的途径。因此，我预计移民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创业，正是因为他们对风险的偏好，这首先驱使了他们出国。我通过对奥地利两所大学的工程和商业学生的纵向研究来验证这一假设。

2007年，我对13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承担风险的偏好，以及他们对创业和出国工作的意向和具体计划。12年后，我通过两个专业的社交媒体平台收集了其中360人的第二波数据，以了解他们自第一次调查以来的职业情况。

结果证实了我的假设。承担风险意愿高的学生明显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计划移民和创业，到了2019年这些计划已经成为现实。超过四分之一的前学生已经移居国外，许多人也已经成为了企业家。虽然样本中19%的非移民也创办了一家或多家公司，但29%的移民离开并仍居住在国外的人已开始创业。

而那些已经移民但后来又回到奥地利的人中，这个数字甚至更高：其中 43%的人，在12年中开始了创业。

统计分析证实，即使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创业经验等其他变量之后，高风险意愿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其他结果表明，自我选择效应可能延伸到其他与创业者和劳动力市场的成功有关的人格特征。数据显示，具有高成就动机（倾向于设定并完成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移民并计划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成为企业家。

这些研究成果对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直接影响。近年来，一些风投公司，如Unshackled Ventures和OneWay Ventures，已经设立了专门为移民企业家创立或共同创立的企业服务的基金。在提供创业支持的同时，他们还针对外国出生的创始人的需求提供服务，包括签证和法律咨询。他们的投资理由很简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这项研究结果的支持。

正如OneWay Ventures所认为的，由于自我选择，“移民创始人在建立有影响力的全球企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从政策角度来看，研究结果表明，移民的创业潜力超出了通常作为创业签证计划和投资促进机构目标的一小部分成熟国际企业家的范围。公共政策也应该支持移民中的新生企业家，提供资金、培训、获得工作场地的机会，以及引导他们通过移民创业相关的行政程序。

在拥有大量移民迁徙的国家，自我选择倾向也可能带来挑战，创业人才可能成为整体“人才流失”的一部分。尽管原籍国能通过贸易和汇款从移民的创业活动中受益，但他们所获得的创造就业和经济溢出效应比东道国要少。

不过，我的研究也发现一线希望。如前所述，返回原籍国的移民是研究样本中最具创业精神的群体，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国外获得的经验和识别机会的能力，以及回国后在熟悉的环境中运作的优势。

中国、塞内加尔、墨西哥和菲律宾的成功公共项目表明，原籍国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创业支持来发掘这一群体的巨大潜力。

这种政策的社会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创业可以为移民和归国移民提供向上流动和融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整个社会的创新。它甚至可能推进开发抗击全球性疫情的新型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