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于8月2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对课外辅导机构的禁令虽然拥有好的出发点，但并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催生出这些机构的教育系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因此只会使课外教育辅导行业转入地下，甚至加剧中产阶级现有的焦虑。

7月下旬，中国政府下令，课外辅导行业的公司不能再盈利，也不能再融资或上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父母和孩子的压力，因为父母们都担心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系统中落后。官员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加公平的系统将鼓励人们建立更多的家庭，并提高中国迟缓的人口增速。

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但政府对问题的诊断有误，“补习班”是对一个缺乏资源的系统，由于难以满足中产阶级雄心勃勃的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回应。禁令很可能会迫使私营行业转入地下，而富裕的父母将仍有能力雇佣家教。这将使已经对未来感到焦虑的中产阶级父母，被排除在他们认为能提高孩子成功机会的少数服务之外。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它需要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它向新的专科学院和大学投入资金，取得了看似惊人的成果。199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本科生人口从340万增加到2830万。

问题是，这些新机构的质量参差不齐。一个城市精英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几乎可以保证能找到高薪的职业；而那些在较差的大学上学的人将面对就业市场的挑战。这种差异对中国的父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必须指望他们唯一的孩子，能赚到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晚年。

更糟糕的是，政府通过高考来管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极度困难、且一试定终生的大学入学考试。它的目的是任人唯贤，但成功却往往取决于学生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顶级大学往往为北京和上海的居民保留更多名额，从而要求来自教育资源已经匮乏的农村学生，取得比城市同龄人更高的分数。

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家长希望学校按照高考进行应试教育，而学校也确实如此。在教室里常常能看到满是六岁孩子在练习标准化考试技能，以高考为目标而努力。但是，当一次考试决定了一个学生，以及一个家庭的未来前景时，只信任一个有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不够的。

因此，一个活跃的（即便是被鄙视的）私人家教和补习班网络兴起，这个行业现在价值约1000亿美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有92%的中国父母为他们的孩子报名参加课外补习班，每年的费用超过1500美元（约9700人民币）。这是一个几乎完全靠焦虑维持的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家长对政府的禁令感到高兴的原因之一。

但他们的欣慰不会持久。我认识一位在美国的家教，他为大陆学生提供虚拟英语课程，每小时收费超过45美元。随着中国监管风暴的继续，她和她的同行们的价格将上升，其中包括当地家教的风险溢价。

由于无法获得合法的家教，而且难以支付高价，中国不太富裕的家庭有可能进一步落后，这将伴随着由此带来的所有额外压力。

想了解未来的情况，可以看看韩国。

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中产阶级与迅速扩大的私人辅导行业也有着令人焦虑的关系。1980年，全斗焕的专制政府禁止了这种做法。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个繁荣的黑市出现了，政府被迫改变了方向。

到1996年，韩国父母每年在私人学校教育上花费250亿美元，超过了国家整体的教育预算。与此同时，传统的教育系统仍然保持着可怕的竞争性，其中包括决定性的大学入学考试，以至于它被等同于 “虐待儿童”。 

如果不进行认真的改革，家长将继续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

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很有可能遵循类似的轨迹，那么此项措施减少焦虑和不平等的目标几乎肯定会被挫败。幸运的是，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与其禁止私人家教，政府不如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提高农村教师落后的工资，降低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学费补贴，以及彻底改革课程，减少对死记硬背的关注，而更多地注重批判性思维和需求技能。

当然，这种改革不会消除对私人家教的需求。但它们可能会缓解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的想法。对于一个急于让夫妇生孩子的政府来说，这将会是证明政府正在支持家庭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