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dine Ngan在《海象》发表文章，经过一年多新冠封闭的生活，人们如今正在恢复正常社交，却意外地感到焦虑，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有社交恐惧症的患者，新冠封锁给了他们一个逃避现实的好借口，现在他们的病情往往更加严重，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疫情后的社交生活。

2021年3月，一辆普通面包车停在北威尔士农村的安利·罗伯茨的别墅外。一名送货司机走下车，敲响了小屋的门，但罗伯茨不敢应答。她没有订购任何东西，也没在等待任何客人。

她开始产生无数的联想，司机是不是一直在观察她的小屋？他敲门会不会是因为知道她独自在家？惊恐之余，她关掉了所有的灯，躲在门口，外面的人不可能发现她，又敲了几下门后，那人开车走了。

对于罗伯茨来说，对陌生人的这种反应并不见得是不正常。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伴随着焦虑症，包括社交恐惧症，她还患有广场恐惧症，这是她在与一个有虐待倾向的性伴侣共处四年后导致的。

她指出，没有多少人知道恐惧症的触发因素是如此的多样化，她其实不害怕户外空间，她的广场恐惧症源于她对在公共场所和与陌生人互动的恐惧，特别是男性。

面包车事件发生几个月后，罗伯茨回忆起3月份的那个时刻，认为那是她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说如果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能更多地与人打交道，她就不会有那样的反应了。

新冠疫情使她的广场恐惧症和社交焦虑症恶化，同时使她对交往的恐惧变得理所当然，她越来越不习惯驾驭社交往来。现在，英国的公共卫生限制正在解除新冠限制，而她正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切。

她说：“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恢复正常，虽然我真心希望社会恢复如初，因为我知道这对人们很重要。我只是不知道我如何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我还有那么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疫情封锁的结束值得庆祝，但过去一年半的创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富裕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提高以及新冠限制措施的取消，许多人对恢复“正常”生活感到焦虑。

加拿大和美国正处于重新开放的不同阶段，一些地区刚刚开始提供户外餐饮，另一些地区则允许室内社交，这个时候，去别人家做客，在俱乐部跳舞，以及不戴口罩的锻炼课程，人们对这一切感到陌生。

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一年多来，我们一直被告知，靠近其他人是危险的，应该避免肢体接触。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重新适应与人闲谈和认识新朋友时，会经历一些不适和尴尬。

但是，心理学家警告说，对于那些像罗伯茨一样，在疫情前就有社交焦虑或类似情况的人，疫情过后的社交过渡可能会更加坎坷。

正如罗伯茨所说：“我认为，那些没有社交焦虑症或广场恐惧症的人都会对其他人保持警惕，对于那些已经有心理问题的人来，情况则更加严重。” 

回到家庭以外的生活似乎有点让人胆怯，但并非不可能。

即使是专家也很难完全理解社会不安和焦虑的产生和结束。社交焦虑涉及到自我意识的增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以及紧张或尴尬等负面感觉的结合。当社交焦虑患者在别人面前时，这种组合就会爆发。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英格丽·索廷解释说：”有社交焦虑症的人非常关心自己给别人留下的映象，他们会有很多联想，身体症状往往随之而来，如心跳加速，胃部不适，或呼吸急促。因此，社交焦虑的人会尽量避免社交场合，或采用一些策略来使自己感觉更安全，比如保持安静。”

当社交焦虑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时，它被定义为疾病。根据加拿大焦虑协会的资料，社交焦虑症是最常见的焦虑症之一。然而，正如索廷所说，“这是一种伤害非常大、但又不为人知的焦虑症。”

去年，当公共卫生命令降临时，那些有社交焦虑症的人，至少是其中那些有幸留在家里的人，感觉自己处在一个被保护的舒适区中。

日常生活进入了可预测模式，对社会交往的期望也减少了。引起焦虑的情况，如眼神接触，变少了。最近一项关于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报告指出，即使抑郁症和与创伤有关的焦虑症状增加，受试者在疫情期间的社交焦虑症状都有所减少。索廷说：“封锁之初，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会感到症状有所缓解。”

康纳就是这种情况，他在安大略省伯灵顿市的一家酒店的厨房工作，一生都有社交焦虑症（由于精神疾病仍然是一种耻辱，康纳要求隐去他的姓）。 当酒店因疫情陷入混乱时，他发现自己没有工作了，社交圈也缩小了，当被问及这是否让他感到如释重负时，他回答说：“是的，当然。我很高兴能有一个借口可以独处”。

他和一个在中国的朋友一起投入到一个在线音乐项目中，每天早起，在上面工作几个小时。他把开始的孤立状态描述为“奇异的动力”。

但是，现在，康纳说，他估计会有一个艰难的过渡，然后回到社会交往中。心理学家索廷表示，像这样的担忧是正常的。她说：“当你一直躲在舒适的家里时，世界似乎比你离开它时更可怕了，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

在疫情期间，康纳意识到他需要更加努力地与朋友保持联系。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就是5月份，他形容自己的社交生活很少。他说：“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新朋友了。我已经19岁了，事情会发生变化，但感觉自己被困住了。”

尽管如此，康纳仍计划尽早让自己投入到社交活动中，他很快就会搬到陌生的室友那里。这个想法导致他的焦虑症发作。他说：“我就像…… 我必须要保持自我，我不能和别人说话，因为坏事会发生。”

他意识到，尽管他本能地想要保持自我封闭，但这对他没有好处。他说：“我必须去学习，去学着适应。”

温哥华北岸压力和焦虑诊所的临床心理学家梅兰妮·巴达利强调，避免引起焦虑会阻碍病人的康复。她说，社交焦虑症治疗的“黄金标准”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她说：“我们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所做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对想法和现实进行比对和自省，这些想法究竟是事实还是臆测，我们能不能去检验一下？”

例如，一个对在网络课堂上打开相机感到焦虑的人可以“验证”他们所感知的威胁。这个思维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巴达利说：“这是一个安全的行为，我环顾身边的人，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在为这个问题挣扎。每个人都在告诉我，打开相机是安全的，那我也要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她说：“我们确实需要挑战自己，并对自己说，‘嘿，那是我的焦虑在干扰我，让我产生有威胁或危险的错觉。’”

巴达利承认，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它首先需要进入引起焦虑的状态，通过深入了解从而瓦解它，但这么做是有意义的。她说：“勇敢的行为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焦虑或恐惧，而是尽管感到害怕，但还是要勇敢去克服。”

对某些人来说，焦虑不是针对陌生人，而是关于他们认识和爱的人。住在多伦多的劳伦·麦克唐纳患有强迫症，主要表现是她所说的“友谊分析”。

她告诉我，她会在纸上创建“系统”，用它们来想象她与朋友们的亲近和疏远程度，她说：“我执着于人们对我的看法，我对我与朋友们的亲密程度感到非常头疼。” 

这种执着，源于她内心深处渴望跟朋友间的所有互动都是积极的。

多伦多被称为北美的封锁之都，有漫长的封锁和室内餐饮禁令。因此，麦克唐纳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见过多少朋友。如果她现在创建一个分析系统，将会显示所有人都离她更远了，当她再次见到她的朋友时，可能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疫情爆发前的那个人了。

她说：“我感觉我的说话方式和行为方式都退步了。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一直在和那些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我的人一起度过很多时间，我觉得我需要让自己重新适应21岁的生活。”

总的来说，重新恢复开放生活并不容易，而且，有时会让人深感疲惫。罗伯茨说：“即使是和我最爱的人在一起，如果我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没有独处的时间，我真的会精疲力尽。”

巴达利解释说，焦虑是一种亢奋状态，并带有负面情绪，与平静相反，平静是低亢奋状态，并且积极的。她说，在短期内，焦虑和增加的兴奋度实际上有助于人们处理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长时间高度亢奋的状态会导致疲劳和倦怠。

尽管如此，社交焦虑症患者在重新进入公共场所时，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安抚自己。首先，他们可以对自己温柔一些。麦克唐纳说：“我会允许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在家里呆一段时间。”

巴达利建议，更有条理的策略是社交焦虑症患者建立一个“恐惧阶梯”，这需要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以渐进的方式迈向目标。

她用约会的例子来说明，也许你一开始只是加入了一个约会软件，在不允许别人联系你的情况下四处寻找，然后，你开始进行对话，但不见面，最后你终于鼓起勇气在公共场合的咖啡馆里见面。

她说：“你不需要一步到位。”

索廷说，尽管专业的CBT治疗提供了最好的康复机会，但在加拿大，每次社交焦虑症的心理治疗费用可能高达200加元。考虑到这些障碍，她说人们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自我治疗。例如，他们可以使用加拿大焦虑协会的各种免费资源，比如名为MindShift的CBT应用程序和心理教育材料，社交焦虑症的自助策略等。

加拿大焦虑症协会的“我的焦虑计划”项目也是免费的，它利用CBT来传授健康的应对机制，使人们能够轻松面对他们的恐惧。同样，澳大利亚组织This Way Up提供了一个针对社交焦虑症的在线CBT课程，传授管理和解决疾病症状的实用技能。只要有全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家的处方，这门课程就是免费的，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使用。

罗伯茨渴望恢复健康，并愿意为之努力。她说：“我不禁觉得我失去了很多时间，当你处于家庭暴力的情况下，你被你所爱的人强制孤立。“她已经康复了近五年，但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疫情中度过的。

即使罗伯茨面临着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她对很多事情依然保持期待：“我很想和人们见面，出去散步，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真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