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Cain Miller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因看护儿童而中断的工作可能会给职业生涯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并且最有可能付出代价的是妈妈们。

在疫情期间，儿童看护停滞，数以百万计的父母，主要是母亲，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停止工作。但是，对于那些保住了工作的人来说，照顾孩子也影响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且往往是以不太明显的方式。他们减少了工作时间，拒绝工作任务，或放弃晋升或新的工作机会。

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密集型边际（intensive margin），它代表的是人们工作量的多少，而不是多少人在工作，这个数据在官方就业统计中很难量化。然而，有证据表明，由于工作时间被照顾儿童的事项打乱，在职的父母放慢了他们的职业脚步。

研究表明，这对他们的职业贡献有短期影响，并可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长期影响，因为美国雇主往往会惩罚那些工作能力不足的人。

玛丽亚·拉皮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原来负责管理一个部门并参与董事会会议，但是现在她离职了，转而担任一份级别较低、要求不高的工作。

她说：“我认为很多没有被逼走的女性算得上是幸运的，但她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因为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孩子们的作业，还有堆积如山的衣服。“

她觉得自己就像在原地踏步，在她居住的湾区，一些学校去年从未开放过，今年秋季也不一定能开学。

她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输入数据，我知道以我的教育和经验背景，我可以胜任决策参与工作，我很擅长做战略决策，因此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也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打击。”

在晨报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为纽约时报在上学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在468名在职母亲中，三分之一的人说她们在疫情期间因为儿童保育问题减少了工作时间，另外五分之一的人转为了兼职。

28%的人拒绝承担新的工作责任，23%的人没有申请新的工作，16%的人没有追求晋升。

虽然在各种调查中，由于疫情在家工作的人普遍表示，远程工作使他们更有效率，但在晨报的调查中，只有11%的母亲这样说。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由于照顾孩子的责任，她们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其余三分之二的人说她们的工作效率没有变化。

即使美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重新开放，对于大多数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来说，生活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12岁以下的儿童还不能接种疫苗。一些托儿所、游泳池和儿童博物馆仍然关闭或有容量限制。许多暑期项目没有完全运作起来，或者家长觉得把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到这些项目中去不太合适，特别是在Delta变异体病例增加的情况下。

在疫情期间，人口普查局每周都会对家庭进行调查。在6月23日至7月5日的最新一期调查中，有26%的受访者与因疫情而无法上学或入托的儿童生活在一起，结果是家里的一位成年人因此减少了工作时间。四分之一的人说，家中有一人为了照顾孩子休了无薪假，另外五分之一的人为此使用了带薪假或病假。

人口普查局的首席经济学家米斯特·和格斯说：“没有人在谈论这个问题。即使他们处于积极的工作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密集边际的问题，我们将看到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根据她分析的人口普查数据，家中没有其他劳动力的单身母亲减少的工作时间最多，并且恢复的可能性最小。

罗克萨娜·富内斯是洛杉矶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先是减少了工作时间，随后辞去了在墨西哥午餐车的工作。她每周只做100美元的保姆工作，并接受国家援助。她怀念通过全职工作养家糊口的日子，也不得不推迟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的学习，但她仍在坚持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助理。

富内斯女士说：“永远不会太晚，我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些父亲也减少了工作。纽约州多布斯费里的雅各布因工作原因要求不公布他的姓氏，他是一名顾问，以15分钟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工作时间。由于他的小女儿在家，他的妻子在新冠药物研究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将自己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0%。

他说：“我没有选择，这里的托儿所都不开，我不得不每隔五分钟就过去看看她。”

直到最近，当他们搬到一个有学校开放的地方，他们的女儿参加了学校管理的营地活动，他才能够恢复他的全部工作时间。

不过，在整个疫情期间，母亲承担了大部分的照顾工作，而且比父亲更有可能中断工作。晨报咨询公司在为纽约时报进行的调查中，询问了725位有伴侣在家的母亲，如果她们的孩子需要帮助，首先会去找谁：母亲、母亲的伴侣、还是其他人，比如保姆或亲戚。九成的人说他们会找母亲。

在疫情期间，许多母亲成为默认的照顾者，原因之一是为了应对儿童的紧急情况，比如孩子生病请假在家等情况，她们寻找的工作一般灵活性更大。

梅根·麦加里是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她在休斯顿做家务整理工作，她的丈夫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即使在家务整理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她也将工作时间从4天减少到了1天，而且她认为在秋季之前不会恢复到满负荷状态。

她说：“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它的灵活性，我知道在疫情期间，工作时间会有所减少，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减少了15个月这么久。”

其他人担心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杰什里·拉曼是俄克拉荷马州诺曼市的一名信息技术主管，在工作了三十年后，她刚刚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无薪休假，她的父亲需要照顾，因为家人在疫情期间不方便雇用家庭健康助理。她还在帮助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成年儿子，他必须格外小心，避新冠病毒的传播。

她说：“我总是感到内疚，觉得不能完成过去能完成的工作，我不能自信地要求加薪，因为我觉得公司照顾到我的护理需求，是在帮我一个大忙。”

她担心一旦停薪休假，她很难再进入工作状态，她说：“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想用精神倦怠这个词，因为这会被认为是一个减分项。”

各种研究发现，以低投入的状态工作，比如兼职或做一份不需要全部技能的工作，可能会对职业生涯产生影响，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为了测试这个想法，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大卫·佩杜拉向雇主提交了虚构的履历表。在简历上列出的工作如果低于申请人的经验或教育程度，回电率会降低约50%。

他还测试了在虚构的简历上列出兼职工作的效果，男性因此造成的影响跟失业差不多，但对女性影响不大。佩杜拉教授在为他的新书《 Making the Cut》中，对招聘专家进行的后续采访中说，他们认为女性特别是母亲做兼职是有原因的，而她们认为男性在这方面没什么负担。

然而，研究发现，兼职工作在其他方面伤害了女性，比如收入和晋升。

在欧洲，雇主被要求提供兼职的工作，而且大多是女性选择兼职，但她们在公司里达到高层的可能性明显低于美国女性。在美国，女性的工资和晋升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是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其他与做母亲有关的要求，这种现象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了。

拉皮尔说：“这与新冠有关，但也不完全是。”

这位母亲离开了她的高级别工作，换了一份要求较低的工作，她说：“这里缺乏真正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