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在近日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评论，他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疫情后将有所调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中国也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建立经济同盟关系，以及强化中国的内需市场。但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的关系会演变成彻底的冷战，而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

3月，中国首席外交官杨洁篪成为头条新闻，他在阿拉斯加的一次峰会上告诉美国官员，他们“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即使在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加剧多年之后，这句话似乎也是异常严厉的，特别是出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之口。其背景也值得注意。杨洁篪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之间的首次高级别外交会议上发言。这似乎是对新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

在国内，杨洁篪的评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与许多中国人的信念产生共鸣，即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全球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国际媒体将这一声明解读为反映了疫情后的中国：雄心勃勃，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是全球领袖。

杨洁篪的声明确实反映了北京正在进行的模式转变。中国认为，其大国地位的提升使其有权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新的角色，这与美国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是无法调和的。中国最初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这一希望已经破灭。相反，中国认为拜登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企图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并在多个方面努力使中国不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侵略和压力。

中国新生的信心并不意味着它会在每个领域挑战美国政府。中国拒绝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将把竞争限制在它认为有优势的领域，如抗击疫情、减贫、贸易、国际基础设施和发展、数字支付系统和5G技术，等等。然而，从整体上看，疫情后的中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将有力地反击任何遏制它的企图。

中国的双重身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政府中流行的叫法），曾经意味着中国的能力超过了它的同侪。如今，这意味着中国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可参考一下中国在打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之间的鲜明对比。在所有大国中，中国在这场大流行病中遭受的损失最小，而且是唯一在过去一年中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到2020年底，中国的GDP已达到美国GDP的71%，高于2019年的66%，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有信心在未来十年内缩小剩余差距。在他们眼里，中国已经渡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现在正推进到强起来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单极秩序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退加速了这种秩序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多极秩序。

直到最近，北京还对这百年一遇的转变抱有不折不扣的乐观态度，预测会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特朗普时代的动荡，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17年时决定给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 “的标签后，使中国官员降低了他们的热情。

中国最近的五年计划采用了更加冷静的语气，列出了科技和发展领域的机会，并警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助长的不稳定。然而，在北京的眼中，底线仍然没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有其局限性。尽管是一个大国，中国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这样想是正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只有10484美元，而日本是40146美元，德国是45733美元，美国是63416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也是为了表明北京的地缘政治取向：该想法表明，即使中国在经济上赶上了西方，它仍将坚定地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它将“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家庭”。

这种双重身份将影响中国在疫情后的各方面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缺乏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所需的资源，它也没有承担全球范围内的责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然而，作为一个大国，它不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的竞争仍将不可避免。

以意识形态的竞争问题为例。一方面，中国急于避免将与西方的关系定位为一场新的冷战：中国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扩张主义可能会引发反弹，阻碍国家的持续增长，而且他们不期望他们的意识形态会像今天的西方自由主义那样盛行，因此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意在暗示，其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不能简单地被应用到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将努力塑造一个有利于其崛起的意识形态环境，反击西方政治价值观具有普世吸引力和正当性的观点。例如，美国从选举政治和个人表达的角度来定义民主和自由，而中国则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它们。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这些意见分歧，而不是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同样的信念将激励中国疫情后的外交战略。与普遍看法相反，中国并没有断然拒绝多边规则和机构。但是，它不会接受美国在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制定的规则。中国的目标是让国际准则建立在真正的包容性多边主义之上。

这就是中国政府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以中国为基础的多边论坛背后的想法，比如它与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论坛。同时，从其他大国那里，中国希望得到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待遇，其强硬的报复性制裁战略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特朗普政府因一些香港立法者被取消资格而对14名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时，中国对28名美国官员进行了回击，其中包括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同样，北京也迅速对英国和欧盟就新疆问题的制裁进行了回击。在这两件事上，中国政府认为任何制裁或对其政策的批评都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

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也因为美国试图进行经济脱钩。事实上，中国政府认为，保护主义、世界经济放缓和全球市场萎缩将在疫情结束后持续。

因此，在2020年5月的一次高调会议上公布的新“双循环”战略下，中国政府旨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其目标是撑持起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建立强大的国内供应、分销和消费链，从而减少中国面对外部经济压力的弱点，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科学和技术将成为这一努力的中心，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人们希望由此产生的国内繁荣将反过来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帮助世界经济复苏。

北京还希望能够减少其受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包括通过促进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去年，它开始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试用一种数字货币，这种创新有朝一日可以让中国及其商业伙伴在SWIFT（金融信息传递系统）之外进行国际交易，SWIFT事实上由美国控制，是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当然，中国不会完全向内转：“一带一路”倡议，即中国的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将继续进行，尽管在疫情期间进展缓慢。

由于 “双循环”战略将国内市场而非全球联系作为北京的主要政治重点，因此“一带一路”项目今后将更多地基于市场需求而非政治考虑。中国还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前提是这些国家能够抵制美国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战略在疫情后的世界里将基本保持不变。其试图将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量，随时准备开战，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强调网络能力而不是常规能力，强调基于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而不是个人战斗技能。

然而，解放军的任务仍将是威慑，而不是扩张。中国2021年的军事预算，尽管比其他大国的预算要大，但还不到美国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一。除了这种预算差距，中国军队还缺乏经验：自1989年以来，解放军没有参与过枪击冲突，自1979年以来也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战争。

因此，中国对直接的军事对抗保持警惕，并将继续拒绝军事联盟，因为这可能会把它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南海和中印边境的领土冲突升级为实弹冲突。

良性竞争

在拜登当选初期，中国官员和媒体都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会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拜登迄今为止的政策并没有彻底改变，而是在许多方面延续了其前任的对抗性做法。因此，美中关系的紧张和竞争程度不可能比前几年有所缓解。

拜登政府对排他性多边主义的尝试，即试图在基于技术和人权问题方面建立针对中国的联盟，必将成为未来几年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认为，这是对其政治安全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也是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技术联盟是中国实现技术优势道路上的障碍，而类似的意识形态联盟也将鼓励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两者都涉及中国不会做出让步的核心利益。

为了对付美国形成这种联盟的企图，中国已经开始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和中国代表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发生公开冲突的几周内，北京开始了广泛的外交活动，派遣国防部长前往巴尔干地区，及外交部长前往中东地区，后者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并承诺在该国投资4000亿美元。

在国内，中国接待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外长，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一反传统，省略了中俄合作中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常规保证。在未来几年里，莫斯科可能会成为北京的重要合作伙伴，反对人权问题的政治化，促进替代民主和非意识形态多边主义的模式。中国领导人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表示他愿意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

中国仍然希望能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升级为军事冲突。然而，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

中国最近的五年计划中重申了其对追求台湾海峡和平与繁荣的承诺，这项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在防止中美在该地区发生潜在的战争。虽然中国至今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原则，但如果台湾宣布法律上的独立，它可能会放弃这一原则。其他国家越是支持台湾的分离主义政策，解放军就越是要进行军事演习来威慑台湾。同时，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默契，即维护台海和平符合共同利益。

这并不是说与美国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国已表示愿意在改革全球治理制度、帮助全球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以及共同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气候特使解振华已经与他的美国同行约翰·克里（John Kerry）会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不反对拜登政府重新启动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努力，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已经讨论了双方承认对方的新冠疫苗接种以用于海外旅行的计划。

同时，中国对基于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签署的所谓第一阶段协议的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甚至一些美国官员，如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也指出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兑现了该协议中的承诺。

即使在竞争中占了上风，最好也还是把它看作是一场赛跑，而不是一场拳击比赛：双方都在尽力争取领先，但都无意摧毁或永久改变对方。

2019年，在成为拜登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亚洲官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本刊上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写道：“交流中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它可以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他们继续说，一个更现实的目标是寻求“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清晰的共存稳定状态”。这一观点与王毅的希望差别不大，即双方应在“改善自己和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与零和游戏”的基础上进行“健康竞争”。

如果中美都不打算征服对方，他们的竞争将是激烈的，但要比二十世纪的大国间生存斗争要温和。

新战场

这种竞争在实践中将如何进行？首先，它将在新的战场上展开，其中主要是网络空间。随着数字领域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生活，网络安全将变得比领土安全更重要。数字经济在大国GDP中的份额已经在迅速增长，使其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

争夺5G和6G电信网络领导地位的竞赛将日益形成，目前，中国似乎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21年2月，包括技术巨头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占获批5G专利的38%，而美国公司则占17%左右。然而，在其他领域，美国的数字平台仍然领先于中国的同行，就市值而言，美国的数字平台占全球数字经济的约68%，而中国公司仅占22%。

同时，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多地采取特定问题联盟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国际（甚至区域）机构。有时，中美可能会同属一个俱乐部：例如，当涉及到网络武器的不扩散和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时。

从长远来看，数字超级大国甚至可以在引入和执行一些国际税收法规方面有共同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公司不被其他国家过度征税。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将各自建立相互竞争的团队，其他国家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加入哪个团队，这取决于哪种安排最符合其国家利益。大多数政府将欢迎这一趋势，他们已经采取对冲策略，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

当然，以俱乐部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会带来自身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如果加入了一些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和其他由中国领导的联盟，那么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它将是一个不太值得信赖的伙伴。

同一联盟的成员会因加入了其他俱乐部需要采取的行动而相互惩罚，这也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成员，这是亚太地区十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但最近关于人权的争议导致澳大利亚取消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而中国的回应则是暂停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同样，东欧国家经常对中国外交官说，它们在欧盟的成员资格迫使它们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然而，这些国家却冒着违反欧盟法规的风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理由是它们参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这是中国在该地区发起的外交论坛。

这种冲突可能会加剧政治不稳定，并加速未来十年的去全球化趋势，但它们比一个分裂成僵硬的地缘政治集团的世界更可取。只要个别国家仍然是两边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只与一方结盟就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两极格局会造成一些紧张，但总体来说，它的危险性远远低于全面的冷战式竞争。

中国的后疫情外交政策刚刚开始形成。其一直在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调整政策，遵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未来的时代也不例外：成功和失败都将为中国的道路和选择提供参考。

然而，做出这些调整的背景将是一个彻底改变的全球格局，其中美国的单边决定及其领导的各种联盟和特定问题联盟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可行。当许多国家准备在疫情后后恢复生活时，他们应该接受这个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