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ta Li在《海象》杂志发表文章，加拿大华人社会正义全国委员会呼吁加拿大媒体多关注反亚裔种族主义的问题，该组织的主席吴婷婷表示，反亚裔歧视不仅得不到媒体的关注，有时还会遭到其他有色族裔社区的“横向暴力”，作者比较了加美两国在种族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表示加拿大并不能完全借鉴美国的经验和历史，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2020年1月，加拿大华人社会正义全国委员会（CCNC-SJ）在多伦多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呼吁遏制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浪潮，这次浪潮可能再次威胁到加拿大华人。对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感觉似曾相识，因为近20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SARS病毒的爆发也加剧了针对东亚裔的仇恨犯罪。

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和该市的卫生官员艾琳·德·维拉出席了这次高调的新闻发布会。他们的出席一度推动了媒体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CCNC-SJ主席吴婷婷（Amy Go）表示，该组织注意到，去年5月，警察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46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成为全世界头条新闻后，人们对CCNC-SJ活动的兴趣有所下降。

CCNC-SJ不想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争夺媒体的注意力，种族主义的报道往往每次都只关注一个社区，很快，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报道很明显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虽然长得像东亚族裔的人仍然受到攻击，但吴婷婷在去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不再是这个月的主角。”

然而，她表示，不应该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视为对打击反亚裔种族主义努力的分散干扰。她说：“我们不想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种族争夺注意力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是在团结一致地工作，我们在争论的是同一件事情。”

根据Elimin8Hate.org（一个改善种族主义的组织）和“打击新冠种族主义”（一个致力于跟踪和报告全国反亚洲种族主义的平台）的实时数据，在2020年3月10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加拿大各地报告了1150起以仇恨为动机的反亚裔攻击事件。

加拿大统计局2020年7月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可见少数族裔”认为基于种族的骚扰或攻击比其他人口更频繁，而且自新冠爆发以来，这类事件有所增加，在韩裔、华裔或菲律宾裔的调查参与者中，情况特别明显。2021年3月底，约克区警方逮捕了一名来自安大略省万锦市的男子，他们认为此人与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出于仇恨”的袭击事件有关，据称所有受害者都是东亚裔。

但是，在今年3月的亚特兰大的按摩中心枪击案中，8人被杀，其中包括6名东亚裔妇女，吴婷婷试图让媒体参与到反亚裔种族主义中来，但这一尝试基本上被忽视了。

她说，加拿大新闻机构的白人化是这一问题被搁置的主要原因，她补充说，那里的工作人员似乎更看重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有色人种社区所面临的歧视。

吴婷婷说：“没人提到反亚裔种族主义，这可是在疫情期间，我不是说我们的情况比别人差，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怎么能不承认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存在呢？” 她一边说，一边露出难以置信的无奈表情。

另一个更普遍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加拿大人一直从美国活动人士、媒体和其他公众人物那里学习如何谈论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这意味着，即使许多加拿大人在过去一年中参与了更多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但其中许多人也可能受到了美国的影响，比如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历史以及这些历史如何塑造今天的美国人口结构等，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加拿大。

 

除非我们致力于了解加拿大特有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对抗它。

2019年9月，在特鲁多总理在2001“天方夜谭”主题排队上顶着一张棕色人种脸的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当时正在教授的新闻课，发现一场激烈的讨论已经开始了。

我的大多数学生是二十岁出头的加拿大人，他们在描述自己对这张照片的感受时都很谨慎，但也很诚实。

一位学生说，虽然特鲁多的棕色脸庞并不好看，但它并不像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被指控出现在一张种族主义年鉴照片中那样令人震惊，在州长诺瑟姆的那张照片里，一名男子把脸涂得漆黑，和另一名戴着白色3K党头罩的男子在一起。

另一个学生不知道该怎么想，声称他可以轻松地讲述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历史，但无法告诉我关于加拿大种族主义历史的情况。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困惑和压力：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这个占据了全球头条的加拿大故事。

我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报道过注重公平的问题，我对我的学生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美国的出版物先于加拿大出版物报道了特鲁多棕色脸事件，这也不足为奇。

历史上的加拿大人不愿意讨论种族问题，也不愿讨论种族问题是如何塑造我们国家的，这一再导致公共部门和机构无力直面种族不平等问题。

多伦多约克大学教育、社区和侨民主席卡尔·詹姆斯说：“我们在加拿大对种族的讨论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当被迫承认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时，许多加拿大人倾向于回到老生常谈的论点，他们会说，这只发生在美国，毕竟，遭到种族歧视的黑人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躲避美国的奴隶制。”

尽管我们有共同的历史，但美国和加拿大仍然是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口结构，因此，处理种族问题的方式也非常不同：我们倾向于把问题藏起来，而美国人则喜欢正面面对它，进行公开地处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9年有42.1%的美国人自我认定为有色人种。在最新的2016年人口普查中，自认为是有色人种的加拿大人要少得多：22.3%。当更少的声音在谈论与种族有关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可能更容易被视为小部分加拿大人的不满。

但是，在詹姆斯看来，这些数字只提供了部分解释。他说，在加拿大讨论种族问题的障碍主要是，许多加拿大人坚持认为种族并不重要。

我们倾向于将种族与民族和文化混为一谈。1971年出台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提倡新移民不仅能够保留而且应该庆祝他们的文化。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支持了一种像“色盲”一样的错误意识，暗示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越了种族差异。詹姆斯说，相反，我们根本就没有解决种族问题，“谈论种族的想法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而我们不希望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这种对谈论种族主义的抵制有一种沉默的效果。由于在加拿大很难引起媒体对种族主义事件的高度关注，吴婷婷认为有色人种社区有时会觉得，同一时间公开针对多个社区的歧视是徒劳的。

这种情况因“压迫等级”这一问题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一概念中，某些“受害者”的生活和经历相对于其他人享有特权，这反过来又导致有色人种社区之间的横向暴力，这是针对同样（被歧视）的社区而不是压迫者的暴力。

有时，这在社交媒体上，就体现在关于“我们怎么办？”的争论中，那些人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一个受关注的有色人种社区吸引到自己的社区中来，还有一些人则觉得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做法，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因为他们让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社区彼此对立。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横向暴力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些被认定为有色人种社区的个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社区进行了歧视性的描述。TikTok网红莱西·布莱迪在3月19日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发生后不久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批评了这种内讧行为。

她说：“黑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中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地提到一些亚洲店主虐待黑人的事件，就好像他们被谋杀是有正当理由的，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仇恨犯罪，你们说那样的话真的很愚蠢。”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模范少数族裔”神话

由于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亚裔加拿大人在面临歧视问题时，负有较高的举证责任，有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亚裔通常比其他有色人种社区做得更好，所以他们不应该抱怨受到歧视。

据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性别研究教授埃纳克希·杜瓦说，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将美国的种族关系和状态与加拿大的混为一谈的原因。

她说：“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她补充说，美国白人领导的媒体和政府机构在历史上成功地将其作为武器，加剧了亚裔美国人和黑人美国人之间的种族隔阂。

例如，政治评论家安德鲁·沙利文在2017年《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克服了种族歧视的有色人种群体的光辉典范，今天，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最繁荣、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成功的族裔群体之一。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因为是他们保持了稳固的双亲家庭结构，有相互照顾的社会网络，非常强调教育和努力工作，从而将错误的、消极的陈腐观念变成了现实的、积极的观念，不是吗？可见白人不是种族主义者，美国梦也仍然存在，不是吗？”

这种评论的含义之一是，如果一个有色人种社区能够繁荣，其他社区就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去抱怨不公。这种观念不仅有严重的问题，在加拿大，亚裔移民社区比其他社区更成功、更少被边缘化的基本假设掩盖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现实。

杜瓦教授说：“我们经常听到南亚裔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华人是如何奋发向上、日渐富裕，并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她说，虽然亚裔加拿大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模范少数民族的说法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加拿大社会的许多重要工作，例如在新冠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的工厂工人，以及养老院的个人护理人员，也是来自这些社区的人。

杜瓦教授说，事实上，研究表明，加拿大华人和南亚裔加拿大移民的贫困率很高，她说：“这些数据并不支持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即所有棕色人种都是向上流动，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2012年，由现已解散的国家福利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名为《加拿大种族化贫困快照》的报告证实，东亚和东南亚血统的加拿大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等，是经常被提及的贫困族裔群体，占40%。具体地说，24%的生活在贫困中的有色人种是华裔，南亚后裔和黑人的数字分别是20%和18%。这就推翻了加拿大亚裔享有特权，并处在种族等级制度顶端的说法。

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也抹杀了亚裔社区的异质性，它涵盖了从日本人到柬埔寨人到印度人的广泛群体。这些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移民模式、内部收入差距和其他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移民经历。

杜瓦教授以最近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为例。她解释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从菲律宾移民的人主要是受雇于家庭工人的妇女。“那段移民历史”要求许多妇女抛下自己在菲律宾的孩子，到加拿大来照顾她们雇主的孩子，“这样的故事与从医学院出来的人的经历是非常不同的。”

就像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将亚洲社区的异质性抹平一样，政府的统计数据也将有色人种社区之间的差异抹平。他们还倾向于将“白人”或“高加索人”作为加拿大的主导种族。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阿克瓦西·本帕指出，直到最近，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还没有白人变量。他说：“我必须通过从人口普查中报告的不可见少数民族人口中减去土著人口来猜测白人人口。这是有多荒唐？”

在这一方面取得的部分进展是，加拿大统计局正在研究逐步取消“可见少数族裔”一词的使用，包括克瓦西·本帕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这有可能将不同的有色人种社区混为一谈。

然而，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由于缺乏与种族有关的可用数据，很难追踪种族主义的表现。人口普查是加拿大系统地收集民族和种族数据仅有的几件工具之一，它很容易受到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2010年，当时的总理斯蒂芬·哈珀的保守党政府砍掉了强制性的长期人口普查，用自愿的全国住户调查取而代之。

相比之下，美国在不同的机构中收集种族数据，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准确的数据也有助于为政策决定提供信息。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社区的影响特别大，而分类数据将有助于决策者确定如何最好地解决每个社区面临的与疫情有关的特殊挑战。在2020年11月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韦尔斯利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夸梅·麦肯齐写道，我们缺乏特定种族的数据，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确定患病率的差异，我们的疫情战略在特定社区的具体效果，以及这些战略正在缩小还是扩大社会经济差距。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克瓦西·本帕表示，加拿大政府之所以抵制收集种族数据，部分原因是希望将加拿大塑造成一个接受度高、多元文化、欢迎移民的积极形象。他补充说，这也是我们与美国种族经验保持距离的另一种方式。

吴婷婷说，提高交流的质量对于消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种族问题上十分清晰的人口能够使政策制定者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

2019年，联邦政府推出了一项由遗产部协调的国家反种族主义战略，此后，遗产部设立了反种族主义秘书处，并投资于打击种族主义的教育和公共意识倡议。

但是，该战略中没有任何内容是专门针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在5月的亚裔传统月期间，CCNC-SJ呼吁政府促进公众更好地了解亚裔加拿大人所面临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而不仅仅是庆祝亚裔文化。

CCNC-SJ还呼吁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与歧视有关的数据和其他有关亚裔加拿大人的数据，类似于今年黑人历史月期间发布的有关加拿大黑人的报告，这样可以引起人们对打击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更多关注。吴婷婷补充说，更好的公共教育也可能鼓励人们接受移民工人和无证移民作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使这些群体以更人性化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

杜瓦教授对种族讨论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能够在加拿大背景下进行更复杂对话的时刻。她说，历史讨论的焦点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社区的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开始关注不同有色人种社区之间的种族主义，以及他们之间长期团结的历史。

虽然这样的对话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杜瓦说，它们可以减少紧张的气氛，增进相互理解，并最终实现协作解决方案，有效地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以一种最适合加拿大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