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于7月6日发表文章，指出全球各国生育率下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其中最成功例子的是捷克共和国。

美国人生的婴儿不如以前多了。去年，共有360万人出生，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数字。疫情造成的“婴儿萧条”可能会使2021年的统计数字进一步下降；研究人员估计，新冠病毒及其经济影响，可能导致今年美国的出生人数减少约30万。

注，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有1200万婴儿出生，比2019年的1465万下降了18%。

出生率下降并不总是一件坏消息。它可能意味着妇女意外怀孕的情况减少，以及选择推迟生育。但是，出生率的下降通常会引起经济方面的担忧，因为在几十年后会可能会造成劳动力和纳税人数量减少。

人口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不同看法，毕竟美国的出生率仍然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重点还有另外一个：虽然意外怀孕可能减少了，但一些调查数据表明，许多美国人并没有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生很多孩子。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美国生养一个孩子太难了。

生育率上升的国家有一些做法能为美国提供经验。两个能够使人愿意多生孩子的主要方法是：给人们钱和时间。

一个国家可以以现金和税收减免的形式提供财政支持；还可以通过资助育儿假和托儿计划来促进工作灵活性，并为选择兼职工作的父母提供就业保护。人口学家说，这些策略解决了许多想要孩子的人犹豫不决的两个核心原因：因为他们负担不起，也不想在事业上妥协。

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托马什·索博特卡（Tomáš Sobotka），曾研究过世界各地的出生率，他说政府向每个人提供混合性支持是明智之举。他说：”如果能让这些政策都普及，夫妇们就会主动去选择他们喜欢的政策。”

索博特卡说，在一个国家推出家庭政策变化后的几年里，就可以看到出生率的上升。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延长了一些家庭的育儿假，2010年代中期，波兰政府开始向多生一个孩子的父母提供每月约130美元的现金补贴，之后它们的出生率都上升了。但在许多国家，这种提升是短暂的，而且索博特卡警告说，这些政策可能只会让一些父母提前生孩子。

从长期来看，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一般比较温和，但仍然显著。

索博特卡告诉我，那些在支持家庭方面花费更多的国家，平均来说，其生育率更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和爱沙尼亚的出生率有所上升，因为它们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儿童护理选项和更好的育儿假。

一个生育率急剧上升的国家是捷克共和国。不可否认，增长的幅度部分是由于这个数字是从一个非常低的点反弹。大约20年前，捷克的出生率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急剧下降后，达到了谷底。同时，捷克妇女倾向于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上升，这自然就将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出生率。

此后急剧上升的原因是改善了经济和政治局势的稳定性，加上新妈妈的平均年龄趋于平稳，以及以现金和税收减免的形式向父母提供的支持。

在2000年代中期，捷克共和国开始为每个孩子的父母提供总数约1万美元的现金分期月付款；今天，这种“父母津贴”总额约为1.4万美元，这几乎与捷克工人的平均年税后收入相当。

咨询公司Demographic Intelligence的研究主任莱曼·斯通告诉我，他认为现金支持特别有效，因为家庭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它，并指出基于现金的家庭福利支出占捷克GDP的比例高于经合组织（OECD，代表38个主要富裕国家的集团）的平均水平。

索博特卡说，捷克共和国的政策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更多人出生，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个孩子。他指出，那里的出生率比邻国斯洛伐克增加得更多，后者在苏联解体后有类似的生育率暴跌，但其经济政策并没有那么慷慨。

目前，美国恰好处于生育率下降的阶段，有点类似于几十年前的捷克共和国。在美国，母亲第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从1972年的21岁上升到2018年的26岁。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人口学博士后学者莱斯利·罗特(Leslie Root)告诉我，随着这一现象的持续，可能会导致美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5到10年。

虽然这种下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新提出的对家庭友好的政策不会有帮助。罗特告诉我：“当把美国与同类国家相比，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进步，因为我们为父母所做的事情的标准是诸国中最低的。”

最近扩大实施的儿童税收抵免，使父母的每生一个孩子都将获得高达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是一个开始，但目前设定为仅在今年实施。罗特说，一旦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稳定下来，一个更加全面和雄心勃勃的方案可能会有助于美国的生育率反弹，尽管她并不期待有捷克式的反弹。

同时，索博特卡告诉我，思考政策作用的另一种方式不是掀起“未来的婴儿潮”，而是帮助防止“生育率比现在下滑得更多”。在这个意义上，最终成功的结果可能看起来只会像是停滞。但是，在这个平坦的数字背后，不可否认的好处是更多的人能够拥有他们想要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