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Higgins, Jane Bradley, Isobel Koshiw和Franz Wild在纽约时报6月18日发布调查报道，介绍了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如何利用英国的法律体系，对那些因政治或经济问题外逃的富豪或前政府官员发动法律战的。

驻英国的律师奥列娜·泰申科(Olena Tyshchenko)在拥挤的俄罗斯牢房中面临多年的监禁，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

一位名叫克里斯·哈德曼(Chris Hardman)的英国律师来到了莫斯科。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的合伙人，他的律所帮助起草了一份诱人的提议。如果泰申科提供的信息可以被用在伦敦的一个庞大诉讼案中以助力他的客户，她就能被释放。

而矛盾之处在于，泰申科是另一方的律师之一。为了赢得自由，她将不得不背叛她的客户。这是一个无情的交换。但莫斯科监狱也是无情的，所以她不情愿地同意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说看起来 “最不正常 ”的一点是，在伦敦的审判中她的对头律师可能影响着对她在俄罗斯的命运。

她补充说：“他们气势汹汹”。

一边是莫斯科的监狱。另一边是伦敦的法庭。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听命于政府的俄罗斯腐败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后者则是英国法律体系的象征，在全世界受到尊重。然而，在哈德曼回到伦敦后，一位英国法官将把从莫斯科监狱里获得的证据加入该案。

这一事件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专制国家的残暴政治，是如何渗透到英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伦敦的律师和私人调查员在为专制的外国政府服务时赚取了巨额费用并采取了可疑的策略。

俄罗斯成伦敦律师和私人侦探的“大客户”

《纽约时报》和新闻调查局进行的一项调查，包括了数百页的案件文件、泄露的记录以及对内部人士、专家和证人的80多次采访，揭示了伦敦的法院如何被专制者用来对那些因政治或经济问题逃离家乡的人们发动法律战。

在过去六年中的四年里，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诉讼人在英国涉及的民事案件比其他外国人都多。专制政府或相关的国家机构，往往与失宠而逃亡的富豪对立。双方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但都能支付丰厚的法律费用。

在伦敦提起诉讼可以为专制政府的索赔带来合法性，因为这些政府自己的法律体系已经被玷污，他们的判决在境外几乎没有分量。英国也有优势。法官在审查证据方面有宽泛的自由度，即使证据是由腐败的安全部门，或已作出让步的外国法律系统提供的。伦敦的私人情报公司基本上不受监管或约束，有时也愿意为财大气粗的客户使用些擦边球手段。

比如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的例子，为哈德曼所在的律所霍金路伟处理案件的私人侦探曾前往法国，试图收买一个潜在的证人，让他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个敌人作证。

但或许最大的优势，是像哈德曼这样的律师能够通过被一位法官称为法律“核武器”的冻结令，来冻结被告在世界各地的资产，这使得他们的客户能够有效追击敌人。这些命令类似于美国政府用来对付恐怖分子或军火商的法令，只不过它们是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

这些做法一开始都是秘密的，法令通常是在目标人物得知或在审判中被认定负有责任前发出的。即使是专门处理冻结令的律师也不清楚到底发出了多少法令。但是，由于伦敦的律师、法官和私人调查员正深陷于后苏联世界的野蛮政治斗争中，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员汤姆·梅恩（Tom Mayne）说：“我们在英国被要求对英国法院并不完全了解的政治动态进行裁决，”梅恩专业研究英国法院如何处理与俄罗斯有关的腐败案件。“这似乎是对英国法院的滥用，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强化这些贪污国家的现状。”

越来越多的英国的议员们开始对俄罗斯的影响提出警示，他们在去年的一份议会报告中警告说，在英国专为俄罗斯精英提供服务的行业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律师和私人侦探等伦敦专业人士。

反对党工党外交事务负责人丽莎·南迪说：“正如《俄罗斯报告》所揭示的那样，在我们的首都，已经出现了一个旨在保护和维持腐败精英利益的辅助行业。法院系统现在已经成为最新的战场，因为他们试图利用一个开放社会的法律机构来保护不义之财。”

哈德曼和他在霍金路伟律所的手下们一直精于为来自俄罗斯的强大客户们辩护，他们经常与伦敦私人情报公司勤奋（Diligence）合作，此公司以积极监视手段著称。这两家公司联手代表俄罗斯存款保险机构追捕谢尔盖·普加乔夫（Sergei Pugachev），他曾是普京的心腹，现在被国家指控他从一家俄罗斯银行窃取了10多亿美元，但他否认了这一点。

另一个例子是一场激烈的、耸人听闻的法律斗争，它起源于哈萨克斯坦残酷的专制政治。案子涉及一家国有银行、一位在逃富豪和数十亿被盗美元的指控。这场广为人知的纠纷于12年前在伦敦开始审理，双方都有众多律师参与，焦点集中在穆赫塔尔·阿布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身上，他是哈萨克斯坦腐败精英阶层的前内部人士，他说自己因政治原因失宠后被挑出来起诉。

泰申科是与阿布亚佐夫有关的一家公司的律师。她于2013年8月前往莫斯科，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豪华酒店内被抓捕并关押，她被指控帮助阿比亚佐夫隐藏资产。俄罗斯当局批准了她与哈德曼的客户达成的交易，使她获得自由。她否认做过任何不当行为，但她后来提供给哈德曼的宣誓书成为了一桩使英国法官对阿布亚佐夫的女婿发出冻结令的案件证据。

霍金路伟在一份声明中否认了所有关于不当行为的指控，并补充说，阿布亚佐夫和普加乔夫“犯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案之一，由伦敦法院这个以司法公平和公开闻名于世的机构来审查这个案件无可厚非，而其结果也可以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一个不寻常的菜单

为了了解私人情报公司勤奋公司在这些案件中为提供证据所做的努力，请看俄罗斯律师纳塔利娅·多佐尔塞娃（Natalia Y. Dozortseva）的例子。

2017年，坐在法国尼斯的一家酒店里，多佐尔塞娃和伦敦勤奋公司的负责人特雷弗·威廉姆斯(Trefor T. Williams)一起坐在酒吧里。在钢琴的叮当声中，威廉姆斯利用奉承和金钱的双管齐下，希望她能背叛她的客户普加乔夫。这位前普京的亲信居住在法国，是为了躲避他因违反一项2014年在伦敦下达的冻结令而造起的刑罚。

威廉姆斯描述了一份选项单：金、银或铜。他说，每个级别都代表了合作的程度，以及其补偿。

告诉威廉姆斯她所知道的关于其客户的一切将获得铜牌。银牌需要提供一份宣誓的声明书。金牌将需要她在法庭上作出对她客户不利的证词。

威廉姆斯说：“我总想获得金牌。”他说，多佐尔塞娃的知识可以帮助结束他所描述的法律 “僵局”，并承诺她将获得 “财务独立”，通过他在莫斯科的关系，她可能自由出入俄罗斯。

威廉姆斯说：“为此，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比如某种合作关系。”

在竞争激烈的私人情报界，勤奋公司在欺骗性策略和成果颇丰的侵入性监视方面建立了声誉，同时经常为霍金路伟公司处理案件，如本案。

与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各州不同，英国没有对私人调查员进行法定监管，即使2011年的小报电话窃听事件后也没有这么做，而该事件可以说是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丑闻。调查员受当地司法管辖区的隐私和一些其他法律的约束，但即使这些法律和程序在私人当事方提起的民事案件中时常也比较宽松。

《纽约时报》和新闻调查局在听取了多佐尔塞娃与威廉姆斯的秘密谈话录音后，了解了勤奋公司对她的做法。结果她并没背叛普加乔夫，而是提前告诉他会面的情况，并进行了录音。

勤奋公司的律师承认，威廉姆斯参加了与多佐尔塞娃的“探索性 ”会议，但指出 “向证人提供报酬并不违法，”并表示他们没有达成任何付款协议。

向多佐尔塞娃提供报酬将违反英国严格的公诉规则，但在私人民事诉讼中没有任何明确规定禁止这种做法。在法国，只有在意图诱使证人提供虚假证词的情况下，提供报酬才是非法的。然而，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巨额付款可能是含有这种意图的证据，但勤奋公司强烈反对这一观点。

律师们已经能够从法律中的这些空子中获益，获得证据和战术优势，同时与勤奋公司这样的做法保持距离。例如，律师向任何证人支付费用都是违反行业规定的，除了 “特定和合理 ”的费用，如旅行或住宿。

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拒绝回答有关其与勤奋公司的关系或是否了解该公司手段的问题，包括勤奋对多佐尔塞娃的提议。该律师事务所指出，它雇佣 “询问代理人 ”的做法没有受到英国法院的批评，并表示它将始终“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运作”。

勤奋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企业文化来自于其创始首席执行官尼克·戴（Nick Day），据前同事说，他陶醉于卧底行动的快感。2005年，该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协助一家俄罗斯企业处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商业纠纷时，取得了重大突破。

戴被指控欺骗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会计师，让他交出一些机密文件。他冒充一名英国情报人员，而为该公司工作的一名美国人则假装是中情局的人，自称是“来自兰利的利兹”（兰利是中情局的总部所在地）。

据彭博社报道，当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告知这一欺骗行为时，勤奋公司向其支付了170万美元，以对欺诈索赔进行和解。

哈德曼当时与勤奋公司一起处理该案件，此后继续为给该公司提供工作。文件显示，霍金路伟仅在2012年就向勤奋公司支付了近230万美元的工作费用，约占该伦敦总部当年总收入的一半。

戴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和他现在经营的勤奋公司的瑞士分部都否认了“所有不当行为的指控”。他虽没有否认冒充情报人员获取文件，却表示该公司有严格的协议，“确保其技术是合法的、必要的和相称的。”他补充说，该公司使用“创造性的尖端调查技术 ”来获取 “可被法庭接受并符合所有适用证据规则 ”的信息。

在普加乔夫案中，勤奋公司与多佐尔塞娃的接触是由普加乔夫的管家和司机安排的，他是一位热心的业余钢琴家，也是俄罗斯及其文化的崇拜者。

作为对普加乔夫进行间谍活动和复制一些文件的回报，管家吉姆·佩里希恩（Jim Perrichon）在接受采访时说，勤奋公司答应每月给他一笔酬金。佩里希恩说，他通过安排与多佐尔塞娃的酒店会面来兑现协议。他回忆说：“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能招募到纳塔利娅，就能击垮普加乔夫。”

佩里希恩现在虽然仍喜欢俄罗斯，说他已经不再信任勤奋公司，他说勤奋公司没给他全额酬金。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该公司还向他提供了一次性的“3.6万”的和解金，并承诺如果他准备一份关于他所知的普加乔夫先生的报告，并表示愿意出庭作证，将会增加酬金。他拒绝了这项交易。

勤奋公司承认向佩里希恩付款，以收集关于普加乔夫的信息，但表示他并没被招募为线人。该公司说，在佩里希恩没有提供其承诺的情报后，是威廉姆斯试图结束这种关系。该公司否认欠他钱。

一种合法的武器

就像一架军用无人机，全球冻结令可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打击目标。

例如，当勤奋公司的代理人和霍金路伟的律师试图将冻结令在伦敦街头交给普加乔夫时，他才得知自己的资产已被冻结。在普加乔夫拒绝接受文件后，律师将文件丢在了他家。

英国在1981年引入了冻结令，到1998年，一名法官裁定冻结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时机是有利的。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的商人和资金纷纷涌入伦敦这个据称是安全港的避难所。

阿布亚佐夫于2009年逃离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中亚国家指控他从他担任董事长的BTA银行里贪污了数十亿美元。阿布亚佐夫否认有不法行为，并认为政府追捕他只是因为他构成了政治威胁。

一名英国法官宣布阿比亚佐夫不可信，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2016年推翻了政府引渡他的决定，理由是针对他的案件有“政治动机”。

哈德曼的法律团队于2009年赢得了针对阿布亚佐夫的冻结令，此后又成功向法院提交了数十份申请，逐步扩大了冻结令的范围，并将被告名单扩展到其合伙人和家庭成员。

阿布亚佐夫被发现违反了披露资产的命令，在2012年因藐视法庭被判处22个月的监禁。他逃到了法国，法国最终给予他难民身份。

专家说，自那时起，出于国际上对英国法院的尊重，以及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英国的冻结令在权力和范围上已经变得无与伦比了。冻结令可以适用于与只与英国有松散联系的个人，法院裁定它们也可以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相关公司、信托和合伙人。

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前高级检察官劳埃德特·白·马洛（Lloydette Bai-Marrow）说：“全球冻结令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他现在经营一家白领调查咨询公司。“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它们可能被用于非常有害的方式，并被用作对付个人的武器，这该是我们所有人所担心的情况。”

“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被当作更大的游戏中的一颗棋子。”

霍金路伟说，英国法律对申请冻结令的任何一方都施加了 “非常沉重的负担”，要求其公平行事。该律师事务所补充说，如果禁令是通过 “不正当或虚假 ”的证据所获，被告有权在被送达后立即申请撤销命令，并指出诉讼原告必须向法官提出如果被告在现场，可能提出的任何反论。

许多英国律师和法官坚持认为，冻结令对于限制欺诈者至关重要，并为他们的法院愿意接受来自法制不健全国家的诉讼和证据而辩护。他们认为，评估所有的证据，不管它来自哪里或怎么被取得，都能更好地为司法服务。

“证据的易接受性使英国法院对这种诉讼比美国等国家更有吸引力，帕维尔·托卡雷夫（Pavel Tokarev）说，他是勤奋公司的前调查员，于2019年离职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接受证据的规则在英国是非常灵活的。”

泰申科的狱中证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了获得它，哈德曼与BTA银行雇用的俄罗斯律师安德烈·A·帕夫洛夫（Andrei A. Pavlov）合作。美国和英国后来对帕夫洛夫进行了制裁，因为他被指控在导致举报人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于2009年在莫斯科监狱死亡的犯罪阴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帕夫洛夫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说，他被不正当地抹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说，他为能与哈德曼合作而感到自豪，因为他的伦敦合伙人被誉为杰出的律师。

关于霍金路伟公司没有完全告知法庭，泰申科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提供证据的投诉，英国法官裁定他们遵守了披露规则，因他们指出她在第一次提供信息时正被监禁。但法官没有被要求裁定，她被监禁的情况（即她当时被关在俄罗斯监狱的事实）是否也该被考虑，以及帕夫洛夫的参与和关于泰申科是否受到虐待的问题。

此外，当泰申科仍在监狱中时，另一位霍金路伟律师说服英国法官发出命令，要求她在英国的丈夫交出记录和其他信息。在该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支持性证据中，有来自八卦网站compromat.ru的 “新闻报道”，该网站因时常发布未经核实、甚至是捏造的信息而臭名昭著。

霍金路伟说，伦敦高等法院已经驳回了关于该事务所在泰申科的案件中“行为不当 ”的投诉，并表示它“完全遵守 ”了证据规则。该公司表示，在针对泰申科的案件中，来自compromat.ru的信息是“法院认可的证据集合中的一小部分，证明批准该命令是合理的。”

泰申科则不那么乐观。她说：“在这个事件中没有好人。”

永无止境的案件

如果说伦敦的一些律师事务所通过为寡头和前苏联国家辩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那么他们在为这些客户追回资金方面有时却不太成功。BTA银行主席在最近的一份宣誓声明中说，截至2020年11月，该银行声称阿布亚佐夫盗取的60多亿美元中，只收回了4500万美元。

该银行2014年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其在全球范围内花费在律师和其他“顾问”身上的4.7亿美元中，89%是花在伦敦。

于前苏联国家相关的法律斗争往往 “非常有利可图，因为英国律师或调查公司的高昂收费，”前勤奋调查员托卡列夫说。“英国是一个务实的国家，他们没有任何兴趣把任何钱赶出国门。”

的确如此，如BTA案就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例如，在11月，一名伦敦法官审查了该国有银行提出的冻结哈萨克斯坦亿万富翁布拉特·乌特穆拉托夫（Bulat Utemuratov）资产的请求，一名为BTA银行工作的英国律师在法庭上称他是阿布亚佐夫的“洗钱总管”。法官在收到部分由哈萨克斯坦安全机构提供的证据后，发出了冻结令。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月，在银行达成秘密和解并撤销对乌特穆拉托夫的起诉后，另一位伦敦法官突然取消了这一命令，乌特穆拉托夫否认了这些指控。向英国法院提交证据的律师事务所格林伯格·特劳里格（Greenberg Traurig）拒绝发表评论。

这再次提醒人们，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专制国家的政治斗争往往在伦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