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在6月16日报道，随着疫情缓解，各大雇主纷纷要求员工们回到办公室工作，但负有育儿责任的母亲们却因此进退两难。

新冠疫情给许多职业母亲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匆忙回到办公室的情况正在形成同样的破坏性。

自2020年3月以来，在美国，缺乏托儿所和实体学校教育已经将数百万妇女挤出了劳动力市场，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尽管包括微软、亚马逊和Netflix在内的企业，准备了后备日托和紧急休假来应对，但这些福利大部分是暂时的，并且即将结束。用于维持日间护理中心的运作和重新开放护理机构的530亿美元的联邦救援资金也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许多企业认识到在职父母的难题，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工人并保留现有的员工。即使是在高盛集团为了让工人在办公室工作而大张旗鼓的时候，花旗也表示，其大部分员工也能使用混合时间安排。IBM等企业也正在讨论等到9月份再让更多人回来工作。

但是，即使是在家工作也需要有人照看孩子，而且重返办公室更意味着需求激增，而日托中心、兴趣营和其他项目所提供的名额仍然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对许多家庭来说，唯一最快的解决方案是拼凑一个兼职时间表，或者在双亲家庭中的其中一人，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个人通常是母亲。

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圆草地的凯莉·布林克曼（Kelly Brinkman）就是一个自愿离职的人。布林克曼在一家家庭保健和临终关怀机构工作，该机构在3月决定逐步取消远程工作，并只给她不到两周的时间复工，但她无法为她的三个孩子找到保姆，所以她被解雇了。

虽然她想再找一份工作，但照顾孩子的费用会比她的收入更高。

“我放弃了，因为根本没有意义，”布林克曼说。

虽然在疫情之前，在美国找到平价的托儿服务也不容易，但有几个因素使得现在回到工作场所对父母来说特别困难。首先，年幼的孩子仍然没有资格接种疫苗，因此复工的父母可能会担心将病毒传染给他们，即使父母们已经接种。第二，公司的好心和紧急托儿所仅是一种创可贴，这并不能让父母对定期回到办公室更有信心。第三，现在比过去更难找到好的托儿服务。

家庭与工作研究所的主席和联合创始人埃伦·加林斯基说（Ellen Galinsky）：“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

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曼海姆大学的研究人员本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追踪了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在疫情中对女性职业的破坏。他们发现，男性持续工作而女性退出照顾孩子的模式在各国都是一样的。在美国， 2021年5月的女性就业人数与上一个就业高峰2020年2月相比，减少了180万，2月是美国大多数办公室关闭前的最后一次数据。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论文作者之一泰坦·阿隆（Titan Alon）说：“女性的就业反弹，特别是有育儿责任的母亲，比任何人的预期都慢得多。”

一个问题是找到足够的人去为日托中心配备工作人员。安吉拉·加西亚(Angela Garcia)在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Las Cruces)经营的两个玩具盒早教和儿童保育中心（Toy Box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care Centers）中有三个空教室。她说，她有一个由40到50个家庭组成的预约名单，如果她能找到可以雇佣的工作人员，这些教室就能满员。更糟糕的是，在新墨西哥州的700多个托儿中心里，约有20%在疫情期间关闭。

加西亚说，“在我工作的行业里，我没法对员工颐指气使，”她也是新墨西哥州儿童保育和教育协会的主席。

根据倡导平价儿童保育服务的组织 “美国儿童保育意识”（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在全国范围内，估计有超过30%的儿童保育中心和25%的家庭日托在大流行期间关闭。即使在疫情之前，保育工作人员的流动率也很高，主要是因为这种工作平均每小时只支付11.65美元。提供保育服务的网站Care.com在本月的一项调查中发现，72%的父母认为儿童护理更加昂贵，46%的父母表示更难找到保育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人力资源顾问约翰·杜尼（John Dooney）说，目前，许多公司似乎会在9月份的大规模复工前，允许目前的工作方案继续存在。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要求工人回来的公司来说，家长们正在做出艰难的决定，这些决定往往会对女性不利。

因未能回办公室而被解雇

在3月下旬，27岁的布林克曼收到她的雇主，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家庭保健和临终关怀机构的电子邮件，说远程工作正在逐步取消，员工将被要求分三批回来。布林克曼被安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复工。由于她知道她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她的三个孩子（分别是8岁、5岁和2岁）找到托儿所，她请求在家里多工作两周，并在最后一批复工。公司拒绝了。

当布林克曼打电话给她的主管解释情况时，她被告知她可以在第一天请假。但布林克曼告诉他们，她不想请假，她仍然会打卡，只是继续远程工作。这本应是她回到办公室的第一天，布林克曼登录了远程工作。人力资源部门立即联系了她，并在第二天将她解雇。

在远程工作了整整一年后，布林克曼依旧不能理解为什么公司不允许她在家多工作几周。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疫情中他们还是缺乏同理心，即便我们仍然能完成工作。”

妈妈辞职了，爸爸就可以去上班了

领导力培训公司汉弗莱集团（Humphrey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巴特·埃格纳尔（Bart Egnal）很高兴能回到办公室。

41岁的埃格纳尔说：“我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我试着每周去工作一天，即便只是为了保持一些理智。这会让我感觉好点；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环境。”

埃格纳尔说，他有9岁、5岁和2岁的孩子，在多伦多的家中工作意味着不断地被打断。他和他的妻子在年初决定，他将回到办公室，而她将放弃她的教师工作来照顾他们的孩子。

Egnal说：“是她…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

别无选择

虽然安吉丽卡·玛丽·阿科斯塔·托雷斯（Angelica Marie Acosta Torres）的雇主，一家西雅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仍然允许远程工作，但她已经对迟早会来的办公室复工时刻感到焦虑了。

由于无法兼顾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工作，阿科斯塔·托雷斯去年通过一个联邦疫情救济计划休了三个月的带薪假。假期过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此后，她一直忙于照顾孩子，并感到自己已经没有选择了。

她的丈夫在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很长，因此无法经常在家里帮忙。她希望到了九月，她的大孩子就能全天回到学校。但她的另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她很担心无法找到平价的日托服务。

阿科斯塔·托雷斯说：“我仍然非常困窘。”她说，在她为人父母的15年中，她一直在努力解决儿童保育的困境。

“我很高兴我们终于开始讨论儿童保育问题了。但我们早就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她说。“这是件严重的事，影响到妇女们出人头地的能力。我认为这样不对。”